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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表彰明忠臣（1）
清朝代替明朝而建立起对全中国进行统治的政权，在清朝兴起过程中，很多明朝的文臣武将是坚决反对这个来自东北满族建立的政权的。他们或者为明君出谋划策，或者口诛笔伐攻击清朝的统治者，包括乾隆的列祖列宗，其中还有很多人直接统率千军万马与其奋战沙场。而在清朝的统治已经成为事实或即将成为事实时，也有不少人宁可为明君而死，甚至举家殉难，也不肯接受清朝的统治。这就是殉难的明朝忠臣义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清朝对他们是仇视的，至少是不感兴趣。
至乾隆朝，清政权已建立百年，其统治愈加巩固。乾隆适应这种形势，大谈清朝为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正统政权，并一反过去，开始表彰明朝的殉难忠臣义士了。
“正统者，继前统受新命也。”按照乾隆的说法，中华民族自周秦两汉始，形成统一局势，汉末分裂为三国后，始有正统之辨。他说，东晋与宋、齐、梁、陈虽偏安江南，乃由西晋演变而来，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地大国强，继之北齐、北周，人口土地数都大大超过南方，“而中华正统，不得不属之宋、齐、梁、陈者，其所承之统正也”。隋朝灭陈统一全国后，北方政权才变成正统所在。唐末藩镇割据，演变为五代，开国皇帝朱温、李存勖、石敬瑭、刘知远、郭威五人，或是农民军的叛徒，或是前朝统兵大将。五十余年间政权数易，甚至向契丹称臣称侄，国势衰弱，社会动荡，即便如此，梁唐晋汉周仍是正统所在。赵宋政权南渡后偏安江南，远离中原，辽、金政权相继兴起于北方，南宋还向金朝称侄，“而其所承者，究仍北宋之正统，辽、金不得攘而有之”。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才算承继宋统。至于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率八旗兵入关，“为明复仇讨贼，定鼎中原，合一海宇，为自古得天下最正”《清高宗实录》，卷1142，36页。。乾隆还假设说，如果福王朱由崧能够划江而守，保住半壁河山，形成南北对峙局面的话，南明是正统所在。然而，朱由崧置国家民族于不顾，一味追求个人享乐，致使神人共愤，终被清取而代之。据此，乾隆得出的结论是：清朝是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延续的正统王朝。乾隆这一套正统论，似乎大公至正，归根结底无非证明清王朝的合理合法存在。任何鼓吹狭隘民族观念的反清思想都是邪门左道，应当取缔，其用意明显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
承认清承明统，就出现如何对待为保卫明朝正统地位而死于抗清战场的明朝官员问题。乾隆从维护正统观出发，决定对明清之际殉国的士人恢复名誉，给予谥号。多尔衮率八旗兵入关后，就采取积极争取明朝官僚、地主阶级的政策。如礼葬崇祯皇帝，为之建造陵墓，允许明朝官员服丧三天，借以减少汉族官民的抵触情绪。对明朝官员凡归顺清朝者，一律录用。死于李自成大顺军入北京之役的明臣范景文、刘文炳、巩永固、卫时春、张永臻等二十二人还得到了谥号。那时明朝官员对清朝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类：以吴三桂为代表的辽东将领投靠清政权，与清朝联合镇压农民军，成为清朝的借助力量；以史可法为代表的南方官僚，虽然也乐于同清朝联合镇压农民军，但希望事成之后，清朝退回关外，根本不承认清朝对全中国的统治。他们先后拥立明宗室建立福王、唐王和桂王政权与清朝抗衡。当清军进攻南方时，很多南明官员不惜流血牺牲拼死抵抗。清军对这些人大肆屠杀，甚至迫害其后人亲属。清初南方之所以流行反清复明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乾隆四十年（1775年），乾隆帝正式发表上谕，称这些人是维护正统的忠臣，应该重新评价，给予谥号。乾隆当然讳言抗清，笼统地称其为“殉难明臣”。在乾隆的上谕中，主要提到如下几种人需要恢复名誉。
死于萨尔浒战役及努尔哈赤攻占辽沈地区中的明朝官员。
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攻明，占领抚顺。次年，明朝以杨镐为经略，杜松、李如柏、刘等为副，率明军约九万人，准备一举消灭努尔哈赤。杨镐以总兵马林为北路军指挥，出开原；总兵杜松为西路军指挥，出抚顺；总兵李如柏为南路军指挥，出鸦鹘关；总兵刘为东路军指挥，出宽甸，四路合围赫图阿拉（今辽宁新宾境内），结果在萨尔浒展开历史上著名的大战。此役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连败西、北、东三路明军，明西路军指挥杜松和东路军指挥刘皆被歼。死于此役的还有王宣、赵梦麟、潘宗颜、麻岩等将领。萨尔浒大战后，努尔哈赤乘胜挥军连下铁岭、开原、沈阳、辽阳，进入辽沈地区。明总兵马林、贺世贤先后战死，辽东经略袁应泰自焚，御史张铨当俘虏后拒降被杀。乾隆有《萨尔浒山之战书事》碑文，藏沈阳故宫博物院。
乾隆称杜松、刘等人是明朝的“良将”，我朝王业肇基之时，他们逆天抗颜，似不可取，“然迹其冒镝撄锋，竭忠效命，未尝不为嘉悯”《清高宗实录》，卷996，19页。。乾隆还说，两军对峙，各为其主，这些明将算是不怕流血牺牲、为国尽忠的志士。
死于清军入关以前历次战役之明官，其中以熊廷弼和袁崇焕最为著名。
熊廷弼，湖北江夏人，万历进士，历官为兵部侍郎。萨尔浒战后，辽沈告急，明辽东地区各城堡军民纷纷外逃。明朝派熊廷弼经略辽东，他冒着大雪兼程出关，招集流移，修缮城堡，简练士马，整肃军纪，制止了混乱局势。熊廷弼采取以守为主的战略，集中兵力十八万，分布叆阳、清河、抚顺、柴河、三岔、镇江诸堡，“小警自御，大警互援。更选精锐为游徼，乘间掠零骑，扰耕牧，更番迭出”，稳住了明朝的辽东防线。然而，不了解前线情况的许多明朝官僚指责熊廷弼怯战无为，由袁应泰取代熊廷弼，努尔哈赤遂于天命六年（1621年）发兵攻占沈阳和辽阳。明辽东防线崩溃，熊廷弼复出为辽东经略，明朝同时又任命王化贞为辽东巡抚。当时熊廷弼主守，王化贞主攻，明政府支持王化贞，委以兵权。努尔哈赤利用明朝经略、巡抚不和的战机，于1622年进攻广宁（今辽宁北镇）。王化贞仓皇出逃，熊廷弼手中无兵，与王化贞一起退守山海关，二人因战败被明朝处死。《明史？熊廷弼传》，卷259。
袁崇焕，广东东莞人，为著名的明朝抗清将领。史书说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谈兵，遇老校退卒，辄与论塞上事，晓其阨塞情形，以边才自许”袁崇焕的籍贯有二说，《明史》本传谓为东莞人，但据明人所著有关袁崇焕传记，说他是广西藤县人。详见阎崇年：《蒸步集》、《袁崇焕籍贯考》。。广宁失守后，时任兵部职方主事的袁崇焕单骑出关考察形势，他的家人和同僚都以为袁主事丢了。他从关外回京后出言掷地有声：“予我军马钱粮，我一人足守此。”《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在大学士孙承宗的支持下，他被破格提拔为宁前兵备道，修筑宁远（今辽宁兴城）、锦州等城，构成辽西防线。天命十一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军进攻宁远，被袁崇焕击退，取得明军前所未有的胜利。天聪元年（1627年），皇太极再次率军攻打宁远、锦州，又被袁崇焕所部打败。天聪三年（1629年），皇太极率八旗兵取道蒙古由喜峰口长城进关，直抵北京城下，袁崇焕、祖大寿从山海关驰援。皇太极施反间计，谓与袁崇焕有密约，故意泄露给俘虏的明朝太监，借崇祯帝之手除掉了劲敌袁崇焕。
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表彰明忠臣（2）
崇祯十七年（1644年）以前，死于战场的明朝官员还有总兵赵率教、满桂、王廷臣、曹变蛟，巡抚邱民仰，宣大总督卢象升，兵部尚书刘之纶等人。熊廷弼、袁崇焕二人为明朝杰出军事将领，对明朝忠贞不渝，竟死于明朝人之手，连乾隆都表示令人痛惜。他说，曾阅读熊廷弼在狱中所上奏疏，内有“洒一腔之血于朝廷，付七尺之躯于边塞”句，读到此处，他非常感动，“为之动心欲泪”，如此忠烈的大臣竟被处以极刑，“明欲不亡得乎”《清高宗实录》，卷1021，2页。。乾隆赞叹熊廷弼的忠心，意在说明，明朝皇帝不辨忠奸，自毁长城，昏庸无能到了此种地步，是不值得后人留恋的。
死于清入关后为捍卫南明政权而献身的明朝官员，著名人物有史可法、余应柱、钱肃乐、张名振、刘宗周、张煌言、黄道周、何腾蛟、堵胤锡、瞿式耜等。其中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三人事迹尤为感人。
史可法，河南祥符人，崇祯进士。他青年时代受东林党人的影响，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立志以身报国，曾参加镇压农民起义，官至南京兵部尚书。李自成攻进北京，他打算北上勤王，幻想与清朝合作讨伐李自成。明亡后，在南京的明朝官僚准备另组政权时，史可法坚决反对腐朽透顶的朱由崧当皇帝，说朱由崧有七不可为帝，“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明史？史可法传》，卷274。。马士英凭借武力拥立朱由崧为帝，他被排挤离开南京，督师江北，负责守卫淮扬地区。江北地区驻有原明朝军队几十万，由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四总兵指挥，号称“江北四镇”。顺治二年（1645年），清豫亲王多铎率军进攻淮扬地区时，屯兵武汉的明宁乡侯左良玉趁火打劫，以“清君侧”为名起兵驱逐掌握朝政的马士英。江北的南明军队被调回江南打内战，史可法势单力孤退守扬州。清军攻破扬州，史可法被俘，多铎劝他投降，史可法义正词严答道：“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徐鼐：《小腆纪传？弘光纪》，卷1。史可法被清军杀害后，连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