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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断，而志不可屈。”徐鼐：《小腆纪传？弘光纪》，卷1。史可法被清军杀害后，连尸体都没有保留下来，其家人把他的衣帽埋在城外的梅花岭上作为衣冠冢。迄今墓仍在。
刘宗周，浙江绍兴人，天启元年（1621年）为仪制主事，当时宦官魏忠贤专权，刘宗周上疏弹劾魏忠贤倚势横行，“势将指鹿为马，生杀予夺制国家大命”，“今东西方正用兵，奈何以天下委阉竖乎”。熹宗根本不听，他反被革职还乡。清军入关后，他与明朝官僚拥立福王朱由崧，主张抗击清军。多铎挥军攻下南京和杭州等地后，刘宗周心情极度悲痛，说：“北都之变（即北京）可以死，可以不死，以身在田者，尚有望于中兴也。南都（即南京）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尚曰可以死，可以不死，以俟继起有人也。今吾越（即浙江）又陷矣，老臣不死，尚何待也？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犹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明史？刘宗周传》，卷255。决心以身殉国。他祭拜祖先坟墓后即投水自杀，但被人救起。刘宗周回家后，绝食一连二十六天没死，又绝水十三天，死时年六十八岁。
黄道周，福建漳浦人，天启进士，官左中允。明人说他刚直不阿，卓绝伦表。黄道周因上疏直言，触怒崇祯帝，被充军广西，并终身不赦。他先在南明福王政权中任礼部尚书，后来又参与建立唐王政权，主张抵抗清军。唐王政权由大军阀郑芝龙控制，郑芝龙不仅不主动进攻清军，收复失地，还暗中勾搭清军准备投降。黄道周请求赴江西募兵，组织起一支九千人的军队进攻清军，结果战败被俘。他被押往南京，经过东华门时，黄道周坐在地上说：“此与高皇帝（即朱元璋）陵寝近，可死矣”《明史？黄道周传》，卷255。，坦然就义。
乾隆很敬佩史可法、刘宗周和黄道周等人的大无畏气概，称：“史可法之支撑残局，力矢孤忠，终蹈一死以殉。又如刘宗周、黄道周等之立朝謇谔，抵触佥壬，及遭际时艰，临危授命，均足称一代完人。”《清高宗实录》，卷996，17~18页。给予如此之高度评价，连他们的后代都是不敢想象的。
乾隆提到应该褒奖的明朝官员还有：守城战死与被俘处死之人；不甘国破在家自杀之人；抛弃妻子田园为明朝复国流离颠沛之人；至死不肯到清朝当官之人。在乾隆看来，牺牲战场者算是“舍生取义”，能保持臣节者可称“疾风劲草”，他表示要抛弃前嫌，遵照封建正统观予以表彰。他说：“凡明季尽节诸臣，即能为国抒忠，优奖实同一视。”乾隆命令大学士九卿翰詹科道等官根据《明史》、《通鉴辑览》等书所载史实，查核人数，考其事迹，按照原官给予谥号。
几个月后，乾隆又下令将明初死于“靖难之役”的官员列入褒奖范围之内。明太祖朱元璋生前大封诸子为藩王。他的长孙建文帝朱允炆继位后，采纳兵部尚书齐泰和太常寺卿黄子澄的建议，实行“削藩”。建文元年（1399年），镇守北平（即北京）的燕王朱棣起兵反叛，其军队称“靖难军”，朱棣与建文帝争夺最高统治权的这场战争被称为“靖难之役”。这场战争持续四年，以朱棣攻入南京夺取帝位而结束，朱棣成为后来闻名的永乐皇帝。靖难之役本是皇家内部权力之争，但朱棣攻下南京后，大肆屠杀站在建文帝一边的明朝大臣，齐泰和黄子澄全族被杀。文学博士方孝孺不肯为朱棣起草继位诏书，朱棣以诛杀九族相威胁，方孝孺答道：“便十族，奈我何？”严词拒绝。朱棣盛怒之下，兽性发作，不但杀了方孝孺的九族亲属，还把他的朋友学生算做一族杀掉，总计八百七十三人。兵部尚书铁铉守卫济南，多次击退朱棣军队，南京城破后被俘，见朱棣不肯屈膝下跪，朱棣将铁铉凌迟处死后，又将尸体投入油鼎烹炸。御史大夫景清，表面上投降，暗中怀藏匕首打算刺杀朱棣，被发现后，朱棣将景清全族处死仍不解恨，还扩大到杀景清老家的人，杀其乡邻，“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夏燮：《明通鉴》，卷13，考异引王鏊：《守溪笔记》，与《明史》不同。。除被杀者外，判刑流放充军之人则无法统计，且在明朝始终被视为叛逆子孙对待。乾隆从维护封建正统观出发评论说：“当时永乐一藩臣耳，乃犯顺称兵，阴谋篡夺，诸臣以大义自矢，固当不共戴天。虽齐泰、黄子澄轻率寡谋，方孝孺识见迂阔，未足以辅助少主，然迹其尊主锄强之心，实堪共谅。迨大事已去，犹且募旅图存，抗词抵斥，虽殒身湛族百折不回，洵为无愧名教者。他若景清、铁铉辈，或慷慨捐躯，或从容就义，其致命纵各不相同，而志节凛然如在。”《清高宗实录》，卷1000，22页。乾隆又说，他对朱棣如此残忍阴刻，大逞淫威，“未尝不深愤而痛嫉之”，为这些忠臣志士的英名长久处于冤抑之中深感不安。乾隆既然标榜身为大公至正的清国皇帝，当然不能容忍这些忠臣“湮没于千百世”，必要拨乱反正，为他们恢复应有的历史地位。
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表彰明忠臣（3）
根据乾隆的上述谕旨，大学士九卿制定出表奖条例。其主要规定为：1据明殉难官员职位高低、事迹影响大小分为专谥和通谥两种。凡大节卓然事迹感人者给本人专谥，平时无突出事迹但能临危捐躯者给以通谥。通谥分“忠烈”、“忠节”、“节愍”、“烈愍”四种。2。明天启、崇祯两朝已给谥号者从其旧，不再另给。3诸明臣得谥号后，应于原籍设牌位入祀忠义祠，由翰林院撰写谥文一篇，发给各省悬挂忠义祠内。允许明臣后人立碑。4．在明原为阉党奸臣、陷害忠良之人，虽死于国事，概屏而不录。5．应给谥之人事迹以《明史》、《通鉴辑览》两书为主要依据，兼顾《清一统志》和各省通志所载，其他野史家乘碑文行状一律不予承认，保证宁缺毋滥。
经乾隆最后核准，予以表彰给谥号的殉难明臣总数达三千六百人之多《清高宗实录》，卷1002，19页。，其影响之广，又岂能用数字来衡量，受到表彰的明臣后裔亲属，当然会对清朝感恩不尽。
与给谥号相配合，乾隆又命令保存明末官僚士人文集。清朝一贯标榜和明朝“向为与国”，入关是为明朝“报君父之仇”，从李自成农民军手中取得政权，不承认曾经受明朝的管辖。因此，清朝编纂的史书中，对努尔哈赤及其先祖被明朝委任建州卫指挥、龙虎将军等事一概删削不录。明末，努尔哈赤崛起辽东后，关心边事的明朝官僚士人的文集中保留对努尔哈赤向明朝进贡、受封、袭职等记载，且有一些侮辱用词，如称建州部为“建夷”，将努尔哈赤写做“奴儿哈赤”。清入关后，对这些文集一律收缴焚毁。编四库全书时，又下令搜书。乾隆阅读明人文集后，发现其中对清朝先世的记载极其有限，绝大部分内容是对明朝腐朽政治的抨击。如刘宗周、黄道周文集中指斥阉宦专权、朋党争斗之事。读他们的文集，从中可以悉知“明季秕政，渐至瓦解而不可救”，不能引起对明朝的思念。所以，乾隆认为保留下来对清朝统治无甚危害，“惟当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他特别提到坚决反对大宦官魏忠贤的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李应昇、周宗健、缪昌期、赵南星、倪元路等人的著作，“即有一二语伤触本朝，本属各为其主，实不忍并从焚弃，致令湮没不彰”。乾隆明确说，保存这些文集的好处在于“使天下万世晓然于明朝所以亡，本朝之所以兴”，作为教育后人的“殷鉴”。清初，多尔衮曾写信给史可法，企图招降南明，史可法回信严词拒绝，“语多不屈”。史可法给多尔衮的回信曾为广泛刊刻，以鼓舞抗清军民的斗志，因此敢保存者以死罪论处。乾隆很佩服史可法的节气，派人去书肆和藏书家处寻找这篇文献，当然没有人敢拿出来。最后，从内阁大库的档案中寻到原件，乾隆说一读再读，不忍释手，“惜可法之孤忠，叹福王之不惠，有如此臣而不能信用，使权奸掣其肘而卒致沦亡矣”《清高宗实录》，卷1021，3页。。他还说，史可法信中并无对清朝不逊之词，不过“明臣尊明之义耳，予以为不必讳，亦不可讳”《清高宗实录》，卷1035，3~4页。，下令将该信原件全文刊刻，还为史可法像题诗一首：
纪文已识一篇笃，予谥仍留两芳名史可法被谥“忠正”二字，见《清高宗御制诗四集》，卷43，《题史可法像》。。凡此无非励臣节，监兹不可慎君纲。像斯睹矣牍斯抚，月与霁而风与光。并命复书书卷内，千秋忠绩表维扬。
风励臣节以效忠大清王朝，这是乾隆的最终目的。
编辑《明臣奏议》。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决定编辑是书。如乾隆所说，明朝享国近三百年，其间志士仁人风节伟著者层出不穷，他们规陈治乱，匡救君主之失，敢言抗诤事迹与汉唐宋元各朝相比毫不逊色。“而奏疏未有专本，使当年绳愆纠谬，忠君爱国之忱，后世无由想见”，他要补上这一空白。乾隆提出，不能以人废言，凡上书言事，切中时弊，有裨时政之疏都要收入。编辑的重点放在明神宗之后，明朝主暗政昏善恶颠倒，宦官专权奸人执政，以致举措失当赏罚不明，特别要收录杨涟、左光斗、熊廷弼等人揭露上述问题的奏疏。乾隆解释这样做的原因是：明亡仅一百四十余年，“殷鉴不远，尤当引为炯戒，则诸人奏疏，不可不亟为辑录也”。他强调“即有违碍字句，只需略为节润，仍将全文录入不可删改，此事关系明季所以亡，我朝之所以兴。敬怠之分，天人之际，不可不深思远虑触目警心”《清高宗实录》，卷1143，26页。。乾隆任命皇子和上书房总师傅蔡新为总裁官，皇孙、皇曾孙及他们的师傅与翰林官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