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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知北宋是否有勤有堂刻板。他又访问朝中做官的福建士人，亦无人知晓。于是，乾隆下令福建巡抚钟音赴建宁府访余氏子孙，“现在是否尚习刊书之业，并建宁余氏自宋以来，刊印书版源流及勤有堂昉于何代何年今尚存否？或遗迹已无可考，仅存其名并其家在宋时曾否造纸，有无印记之处。或考之志乘，或征之传闻，逐一查明，遇便覆奏”《清高宗实录》，卷975，4页。。钟音按照乾隆的吩咐，找到余氏后人余廷勷，根据余氏族谱，查明余氏系北宋时迁至福建，以刊书为业。所刊书印有“勤有”二字，勤有堂之名则更早，宋理宗时族人余文兴，号“勤有居士”，即以堂得名，其原址今已不可考。至此，证明米芾墨迹属北宋版本，可见乾隆对书法鉴赏的精微程度。他还热衷于书法艺术的普及推广，先后命令于敏中、梁国治等大臣组织刊刻了《三希堂法帖》、《墨妙轩法帖》和《淳化阁帖》，“用嘉惠海内操觚之士”《清高宗实录》，卷828，11页。，供普通士人临摹之用。
还在当皇子时，乾隆也动手绘画，即位之后则以鉴赏为主。在乾隆的诗集中，有很多是为历代著名画家所写的题画诗，其中为董邦达、高其佩、唐岱、王翚、唐寅、董其昌、赵孟畹热怂馐疃唷Ｎ颐谴诱庑┨饣锌梢愿惺艿剿男郎退健Ｇ≡凇短馓埔吓┦峦肌分行吹溃骸 �
山村水郭听吴歌，最是江南佳胜多。不必楼台烟雨里，却看桑柘晚春过。秧针插遍青千顷，茧簇堆来白几窠。吟罢七言双桨荡，同予乐处在人和。《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2。
乾隆虽很少作画，其技法却不逊于一般画家。清宫中设有如意馆，“凡绘工、文史及雕琢玉器、裱褙帖轴之诸臣皆在焉”。简言之，如意馆里汇聚着一大批各种门类的艺术家。他在处理政事之余，经常去如意馆里看画家绘画，“有用笔草率者，辄手教之，时以为荣”昭梿：《啸亭续录》，卷1，《如意馆》。。馆内画家张宗苍，擅长临摹北宋山水画，甚至能以假乱真，为乾隆所欣赏，特赐张宗苍工部主事官。乾隆花费几十年心血，觅得马和所作《国风图》，藏于学诗堂，又得韩滉绘《五牛图》，收于春藕斋，供其赏玩娱目。
盛世修书书生自诩：掌握多种语言
语言文字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工具。普通人掌握一种以上的语言文字，已很不容易，但在扩大交流方面却极有益处。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皇帝，如能掌握多种语言文字，当然如虎添翼，在维护其权威和实施统治上更是好处无穷。在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出身的封建帝王中，乾隆是精通汉族文化者之一，虽然他的祖父康熙或许超过他，但是和汉族文人学士及各级官吏相比，他却是最了解少数民族文化的。他本身是满族，对本民族的文化了解多一些似乎理所当然，不仅如此，他还对中国的许多民族，如汉、蒙古、藏、维吾尔等的文化都有很深的造诣。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也使他受益匪浅。他对各族文化达到如此渊博的程度，受益于他的语言天才。他精通满、汉、蒙古、藏、维吾尔五种语言文字。熟练地使用这五种语言文字，除了他特有的天赋之外，也与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密切相连。
乾隆学习汉语，是维护清朝统治的需要。在大清帝国的子民中，汉民族人数最多，经济、文化也走在先进之列，只有熟练运用汉文化，才能实行有效统治。乾隆经常向汉族大臣夸耀他个人的博学和不可企及。他想用这些证明，满族人出身的皇帝，不但武功优于汉人，文才也在汉人之上，爱新觉罗氏不但得天下堂堂正正，且有才能统治。乾隆唯恐汉族文人学士瞧不起，自称是“通儒”以上水平。可是有一个叫尹嘉铨的大理寺卿，在著作中有“为帝者师”之句，于是触犯了乾隆的忌讳。他在处理尹嘉铨时气愤地质问：“即以学问而论，内外臣工自有公论，尹嘉铨能为朕师傅否？”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清代文字狱档》，下册，590页，《尹嘉铨免其凌迟之罪谕》。结果，尹嘉铨被处死。
“国语骑射”是满族突出的外部特征，受到乾隆大力提倡。八旗子弟久居北京，渐染汉习，对满语“日渐遗忘”。乾隆从保留本族文化计，强调学习和使用满语。他召见满族王公大臣，一律用满语交谈，“宁盛额不能以国语应对”清代满语又称“国语”、“清语”。，为此特增加宗室十岁以上考试满语项目，合格者方能袭爵授官。乾隆对前线作战的满族将领的奏折，一律用满文批示，也要求他们尽可能使用满文奏报情况，用这种办法强化满族地位和民族意识。
乾隆学习蒙古语，是为了平定准噶尔和绥服蒙古各部的需要。他接见各部蒙古王公时，直接用蒙古语与之交谈，使他们倍感亲切，认为乾隆是他们自己的皇帝。乾隆在决定用兵准噶尔时，曾先后接见前来投降的萨喇勒、三车凌和阿睦尔撒纳等人，用蒙古语和他们谈话，对准噶尔内乱情况了如指掌。其时满汉大臣绝大部分反对用兵，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如乾隆真正掌握敌情。他自己说：“凡有谕旨兼蒙古文者，必经朕亲加改正，方可颁发。以理藩院所拟原稿，示蒙古王公等多不能解。缘翻译人员，未能谙习蒙古语，就虚文实字敷衍成篇，遂致不相吻合。”《清高宗实录》，卷1088，3页。看来他的蒙古语文水准远比专司翻译之人高明得多。
为利用喇嘛教和安定西南边疆，乾隆学习并掌握了藏语文。藏文时称西番字。乾隆对此下工夫极大，他说：“朕自乾隆八年以后，即诵习蒙古及西番字经典，于今五十余年，几余究心讨论，深识真诠。”《清高宗实录》，卷1427，3页。因为他精通藏语文和佛教经典，章嘉国师是著名的佛学大师，受命翻译《大藏经》，“每得一卷，候朕裁定”，其功底非同一般。乾隆晚年作《喇嘛说》，考定喇嘛之由来，里面有“喇嘛之字，汉书不载，元、明史中或讹书为刺马。予细思其义，盖西番语谓上曰喇，谓无曰嘛，喇嘛者谓无上，即汉语称僧为上人之意耳”。这是迄今为止对喇嘛一词最权威的汉文注释。清朝取得反击廓尔喀侵略军的胜利后，对喇嘛教实行改革。乾隆亲自创立金瓶掣签制度，并说：“予若不习番经，不能为此言。”由于乾隆研习藏文，对当时解决大、小金川和西藏问题起了积极的作用。
清朝平定南疆地区霍集占叛乱后，乾隆又开始学习维吾尔语。他在《瀛台赐拔达山来使即席得句》诗中作注谓：“近始晤习回语，可以不烦译寄。然拔达山极西，语又异于叶尔羌耳，故仍须回人译彼语也。”《清高宗御制诗三集》，卷1。乾隆此时即可以不用翻译直接和维吾尔人交流。众所周知，清军平定新疆后，乾隆曾纳一维吾尔族女子为容妃，即民间传说的香妃。乾隆非常喜爱这个女人，为了取悦容妃，免除她思念家乡之情，专门从南疆迁来一些维吾尔人在北京居住，完全按维吾尔族风俗建起街道房屋于容妃所居宝月楼对面。在容妃的帮助下，乾隆的维吾尔语水平进步之快是不难预料的。
提倡实学。乾隆主张“学问以经义为重”，号召读经。他认为经学是做人的根基，士人要先道德而后文章，“至于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须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他还提出读宋五子之书，即两宋周敦颐、程颐、程颢、张载、朱熹五人所写的理学著作，说从这些著作中可以得经书真谛，“知为灼知，得为实得，明体达用”《清高宗实录》，卷128，13页。。乾隆还主张写文章要质实晓畅，言之有物，“勿尚浮靡，勿取姿媚，斯于人心风俗，有所裨益”。一次，乾隆见到皇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皇帝）手拿一扇，扇上有题画诗句，落款为“兄镜泉”三字，讯问永琰后，得知是其兄永瑆所写，“镜泉”系永瑆的别号。第二天，为此事特意发表了长篇上谕，指出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裨于立身行己”。还说，“善辞章工书法不过儒生一艺之长，朕初不以为喜”。乾隆告诫对皇子们课读的上书房老师们要“教以正道”，务必实学不饰虚文。下令将此谕贴在上书房，“俾诸皇子触目警心”，永远牢记父皇的教诲。《清高宗实录》，卷760，14页。
重视历史的教化功能。乾隆在皇子时期，就熟读二十一史，当皇帝后，着手编纂《御批通鉴辑览》，颁发给皇子们作为学习课本。他在《读明史》诗中说：“几余何所乐，书史案头横。稽古征文献，诠时验治平。百年民物盛，一代纪纲呈。抚卷增乾惕，还重殷鉴明。”《清高宗御制诗初集》，卷5。乾隆学识渊深，读书范围广博，从他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如下篇目：《读韩子》、《读周易》、《读欧阳修纵囚论》、《读严光传》、《读韩昌黎杂说》、《读苏轼范增论》、《读后汉书明德马后论》、《读公羊》、《读刘昆传》、《读韩非子》、《读伯夷列传》、《读金史》、《读左传季文子出莒仆》、《读孟子滕文公章句下》、《读宗泽忠简集》、《读归有光易图论》、《读王应麟困学纪闻》、《读礼记文王世子篇》、《读王充论衡》、《读左传晋楚城濮之战》、《读高启威爱论》、《读宋仁宗本纪赞》、《读史记儒林传》、《读宋史河渠志》、《读熊廷弼传》、《读召诰》、《读易系辞上传第五章书》、《读韩愈对禹问》。从乾隆二卷文集中所载的读书笔记篇目看，阅读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他很注意从各种书籍中汲取营养，作为巩固大清帝国要借鉴的经验教训。
盛世修书褒忠贬奸：表彰明忠臣（1）
清朝代替明朝而建立起对全中国进行统治的政权，在清朝兴起过程中，很多明朝的文臣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