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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上午，武汉大学的这位代表首先发言，看来他是作了认真准备的，发言时情绪有些激动。他说：“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五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的‘十六字’方针，就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什么‘十六字’，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其他都是徒有虚名，有的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17年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群众气愤地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不能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扭转。”他的发言获得了成功，不仅使全体代表全神贯注，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重视。他说：
“‘十六字’方针必须推倒，恢复统一高考从今年开始。”
刘西尧说：“今年恢复高考来不及了，招生工作会议已开过了。”
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就这样，一个阻碍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拦路虎被铲除了。这次座谈是在这场压轴戏的高潮中胜利结束的，与会代表个个心情舒畅，决心以实际行动参加到拨乱反正的伟大实践中去。
这次座谈会也以丰硕的成果载入史册！
会后，教育部立即重新召开1977年度招生工作会议，组织恢复高考的命题班子。
后来，外界只知道恢复了高考，77级新生推迟到春季入学。究竟是什么原因？人们并不知道围绕着推倒“十六字”方针所发生的这个动人故事。实践证明，恢复统一高考是正确的，特别是在77、78级学生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长期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在推倒“十六字”方针之前，上大学他们是没有份的，是高考给了他们平等的权力，给了他们学习机会。他们果然不负众望，成为各条战线上的骨干。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我忘年之交的朋友，我总是开玩笑地对他们说：“你们是知青的末班车，但却赶上了恢复高考的头班车，是不幸之中的幸运儿。你们是从岩石缝里蹦出来的一代人才，所以生命力特别强！”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北戴河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1）
科教座谈会的精神传达后，无论是教育部内或是全国教育战线上，形势确实大好，教育界广大群众要求加快拨乱反正步伐的呼声越来越高。于是，教育部党组于8月6日至8日，召开党组会议，研究如何贯彻科教座谈会会议精神，如何深入广泛开展教育路线上的拨乱反正。
作为高教司的负责人，我敏锐地预感到，统一高考的恢复，学生的素质将会大大提高，现在面向工农兵大学生的一套做法肯定不能使用了。怎么办呢？现在各大学都在观望，希望教育部拿出意见来。是呀，兵马未动（大学生尚未进校），粮草先行（教学准备工作），我们必须立即行动，尽快召开一次教学工作座谈会，制定有关教学工作的规定。会议怎么开法？如果会议规模太大，不仅会务工作来不及，而且人数太多，认识难于统一，有可能开成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于是，我想采用“解剖麻雀”的办法，召开一个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座谈会，这类学校既有代表性又是教学改革中的难点。如果会议开好了，那么其精神不仅工科院校可以效仿，而且地方大学也可以采用，这样就可以起到以点带面的作用，推动整个高等学校教学领域里的治理整顿，使其迅速地走上正轨。
在8月9日的党组会议上，我把上述想法作了汇报，并建议立即召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包括两所师范大学）教学座谈会，党组同意了我的建议，并立即报国务院审批。我要求派一位副部长来领导会议，我协助他做具体工作，但党组没有同意，并作出决定：全权委托我领导和主持这个会议。我又建议，与这个座谈会召开的同时，采取套会的办法，召开一个小型的“外国教育研究”座谈会。由于“四人帮”的破坏，长期闭关自守，对外国教育完全不了解，现在治理整顿，有必要研究和借鉴发达国家办大学的经验。党组认为建议很好，也同意套开这个小型会议。
10日上午，国务院批复同意召开“教育部直属综合性大学教学座谈会”，会议地点定在北戴河，全部会务工作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承办。我很欣慰，这真是特事特办啦，会议虽小，规格却很高，意义非同寻常，一定要把会议开好！
当天晚上，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刘处长率领医务人员、炊事人员、服务人员以及高教司的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20多人，乘一辆大交通车，星夜赶到位于北戴河的国务院第一招待所。
这个招待所位于北戴河风景区的中段偏东一点，离海边500米左右。它的左右两侧是有关部委的招待所和疗养院。北戴河风景区地处河北省秦皇岛市，东起鸽子窝，西到北戴河口，南临渤海，北依莲蓬山。境内林木茂密，鲜花盛开，海水湛蓝，气候宜人，是著名的避暑盛地。
但是，自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里被作为养尊处优的修正主义的温床而查封，整整十年了，这里竟没有一个人来住过。我们是启封者，是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我们到达时，已是深更半夜，是夜，大家将就住了一宿。是海潮声把我们惊醒的，当太阳还未从海面上升起的时候，我们早早地起来了。由于兴奋，大家都没有睡好，这一点从他们的惺忪睡眼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但是，面对年久失修的招待所，我们不得不自己动手，打扫尘埃，清理杂乱堆积的家具，洗刷厨具，牵挂窗帘……经过一天的忙碌，一切准备就绪了，这个招待所又以新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
从11日晚到12日，是与会代表报到时间。按照通知要求，参加综合大学教学座谈会的有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每校代表2人，其中学校负责人1人，教务处负责人1人，共计26人。参加外国教育研究座谈会的4所学校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以研究苏东欧教育见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侧重于欧美国家教育的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室和河北大学教育科学研究室，他们重点研究日本教育。这4所学校每校代表2人，共8人。另外还有两名记者参加，他们是新华社的杨广惠和《人民日报》的庄永龄，加上教育部的4个工作人员，总共40个人。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型座谈会，堪为召开解决实际问题的高效会议带了一个好头。
会议于12日正式开始。首先，作为会议的主持者，我传达了8月2日邓小平召开科教座谈会会议的精神，讲了这次会议的目的要求和开法。我说：“会议的目的是在全面、正确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批判‘四人帮’及其一伙对高等教育的破坏，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划清是非界线，制订出适合于恢复高考以后的教学大纲。会议分为两段，采用虚实结合，所谓虚，就是学习和准确地理解毛泽东对教育的若干讲话，统一思想认识；所谓实，就是实事求是地订出实用的、符合教育规律的教学大纲。为了开好会议，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于创新。过去开会，总是找领导要精神，要上面拿文件，这次会议我们要打破这个框框，精神靠大家讨论提出，文件由与会代表来起草。因此，每位代表既是参加者也是主持者，既是客人也是主人，我只是作为召集人，起组织联络作用。最后，会议的成果是要形成一份对今后教学工作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会议纪要》，经过反复讨论修改，直至满意为止。”
在务虚阶级，看似轻松，但实际上思想上的斗争是很激烈的。这次会议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一年多以前召开的，“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极左的口号还未被否定。“四人帮”被粉碎还不到一年，刚刚从思想禁锢中走出来的知识分子，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讲话这一敏感问题时，不免心有余悸。特别是想到“文革”中因背毛泽东语录掉字或写错字或不慎涂写了毛泽东的面像或不慎打碎了毛泽东的像章因而受批斗时，不免胆战心惊。
但是，不知怎的，这次会议的代表真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也许是真正地破除了迷信思想，或教育工作者的良知要求他们必须说真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