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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把这一段工作经历称作“临时工”，决非哗众取宠，而是真实情况的反映。在两年里，我既没有在教育部领取一分钱的工资，也没有享受到教育部福利。我明知司长的工资要高出讲师的工资许多，再加上北京的工资地区差比武汉高三档，但我宁愿在武汉拿低工资而在北京吃高供给。尽管教育部人事司催我调家属和转户口，总务司也要按照我的任职给我分配住房，但是都被我谢绝了，我宁愿住在办公室过着寂寞的单身生活。这一切均表明，我不愿做官，没有作长期打算，一旦“临时工”的“合同”期满，或者时机一到，我将义无反顾地回到学校。
尽管我不愿在教育部任职，也一直没有打消过“临时工”的念头，但在工作上却没有任何“临时工”的思想表现。我生就的性格是：堂堂正正地做人，老老实实地做事。你可以不喜欢那个人，但你要学会与他合作共事。你可以不喜欢那件工作，但你一旦承诺了它，那你就不能马马虎虎地对待它，而应竭尽全力把它做好，这是一个人的良知，也是做人的原则。我恪守了这一条原则。
那时，教育部党组成员9人，正副部长6人，除我以外，其他人都没接触过大学里的工作。因此，凡是涉及到高等教育方面的工作，一律压到了我的肩上。在拨乱反正期间，可以说是百废待兴，工作非常繁忙。摆在我面前的是三多：党组会议多、文件多、基层上访要求落实政策的多。为了完成这些任务，我白天开会，接待来访者，外出调查研究；晚上阅览文件，起草文件。我每天大约工作16个小时，有时是通宵达旦。
虽然我是教育部里的一名“临时工”，但是我的工作却获得了普遍的认可，以至于在我离开教育部3年以后的1982年，在教育部部长换届的民意测验中，我获得了名列第一的选票。当然，我不可能当部长，即使获得百分之百的群众的拥护，那也是无济于事的。除了我上面提到的“三不主义”以外，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我不仅是一个“临时工”，而且还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单干户。话又说回来，即使要我当的话，我肯定还是会作出“不”的回答。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邓小平召开历史性的座谈会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同志几起几落，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再一次复出了。
1977年8月2日，邓小平在北京召开了科教座谈会，这是他复出以后第一次公开参加的重要活动。因此，这次座谈会，无论是对于邓小平本人还是对于灾难深重的科学和教育战线来说，都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这次会议是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召开的，他要求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参加会议。会议于8月2日至5日，在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举行，会议代表们住在北京饭店。参加会议的科学院系统的科学家有钱三强、张文裕、王大衍、柳大纲、林兰英、彭恒武、邹承鲁等；教育系统有周培源、张光斗、杨石先、苏步青、唐敖庆、史绍熙等。此外，方毅副总理，科学院负责人李昌等，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副部长雍文涛等也自始至终参加了座谈会。科学院的吴明瑜和我，分别代表科学院和教育部组成了会议的秘书组，负责会议的记录、简报和会议代表的生活问题。
会议是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进行的，他首先向前来参加会议的代表表示欢迎。
他说：“科学和教育是‘四人帮’破坏的重灾区，你们各位恐怕也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这样的会十年没有召开了，如果不是打倒‘四人帮’，我们也不可能坐到一起来。现在，中央要我抓一下科学和教育工作，怎么抓？我请你们来座谈，就是请你们出主意，谈一谈科教战线上的拨乱反正怎么搞。
希望各位解放思想，畅所欲言，用不着再担心‘四人帮’打棍子和戴帽子了。”
在邓小平的亲自倡导下，会议的确开得生动活泼，真正出现了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大好局面。与会代表大多是我国科教界的泰斗，在“文化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受到批判，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是，他们不计较个人恩怨，仍然心系国家的千秋大业，其情十分令人感动。与会代表的发言，有破有立，破就是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科学事业的批判，立就是对科学、教育拨乱反正的建议。这次座谈别开生面，好像是一次现场办公会，有议有决，解决了许多被认为是老大难的问题。这次会议是拨乱反正的良好的开端，也为下一步科学和教育战线的治理整顿树立了榜样。
围绕着科学问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南开大学前校长、著名化学家杨石先，首先批判了科教组在“文革”中所干的大量坏事。他说：“迟群是‘四人帮’的一员干将，他通过控制科教组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特别是他们控制的‘梁效’写作组，制造了大量的反革命舆论，流毒很广，必须彻底揭发批判，祸根不铲除，拨乱反正就不可能彻底。”与此同时，他还大声疾呼要恢复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他说：“以科教组代替国家科委是错误的，这么大一个国家没有国家科委怎么行？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国家科委17年的路线是正确的，我国1956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也应当肯定。当务之急是，必须立即恢复国家科委，归还被侵占的国家科委办公大楼，落实国家科委干部政策，尽快制订国家新的科学技术发展规划。”
邓小平插话：“国家科委必须马上恢复，会后就着手解决，事不宜迟。”
来自科学院的代表，还就理论联系实际、恢复科学刊物出版与国际学术交流等问题发表了许多很好的意见。他们说：“开展基础学科的研究，这本来是科学院的传统，但是‘四人帮’抡起‘理论至上’的大棒到处打人，虽然‘四人帮’被粉碎了，但是大家还心有余悸，希望划清基础理论研究与理论脱离实际的界限。”
他们还呼吁，对我国科学研究的状况应当有危机感，由于“四人帮”的破坏，使得本来就落后的我国科学技术，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又拉大了20年。如果不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这个差距势必越来越大，其后果是难于料想的。
在谈到教育问题时，发言更是踊跃，纷纷列举大量事实，对“四人帮”破坏教育的罪行进行批判。北京大学周培源先生显得格外激动，他说：“北京大学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四人帮’直接指挥聂元梓，通过她搞乱北大，然后再搞乱全国。聂元梓罪恶多端，在北大名声很臭，但流毒很深，必须要深入揭发批判。”
他还说：“北京大学的教授，在文革中没有受到批斗的没有，有的被逼迫致死，有的被摧残致残，有的被抄家。现在，应当组织专门班子，认真落实他们的政策，归还被查的物品，特别是被查抄的书籍、书稿和文物，否则很难打消他们的疑虑，也难以从根本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清华大学张光斗先生在谈到“刘冰事件”时说：“这是‘四人帮’策划的阴谋，他们的目的是要迫害包括小平同志在内的一批革命干部。这一事件受株连的人不少，希望尽快予以平反。”
粉碎“四人帮”以后，高等教育面临的问题成堆，旧有的规章制度被打破了，新的制度又没有建立起来，所以人们感到一切都无所适从，大家心急如焚。谈论最多的还是如何理解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关于教育的讲话，如何对待“四人帮”打着毛泽东教育思想旗号推出的所谓教育改革措施，不否定吧，那是“四人帮”搞的，要否定吧，那又是在毛泽东名义下搞的，颇有投鼠忌器之虑。例如：
上海复旦大学苏步青提问：“毛主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对主席的话到底怎么理解？简单地说，17年到底是红线还是黑线？”
邓小平插话：“17年是红线，是共产党领导嘛，怎么能说是黑线呢！还有一个‘两个基本估计’，那是‘四人帮’篡改的，要推翻，不然，知识分子头上的‘紧箍咒’怎么能解开呢？”
学制要缩短，缩短到多长，三年行不行？与会代表一致认为，三年学制不行，不能保证教育质量，达不到《高教六十条》规定的培养目标。“四人帮”把《高教六十条》说成是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纲领，这是别有用心的。《高教六十条》本来就是针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对高教破坏而制定的，实践证明，《高教六十条》是完全正确的，应当给它正名，使它在治理整顿高教时重新发挥作用。
在座谈会上，代表们还就贯彻毛泽东提出的“五七”指示进行讨论，一致认为这是一个关系教育全局的大问题，希望划清是非界限，否则教学计划很难落实。此外，对修订教学计划、编写教材和“以典型产品代教学”等问题也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
会议已进行三天了，来自武汉大学的一位代表一直没有发言。4日晚上，他找到我说：“会议开了三天了，听了其他人的发言很受启发，但是我本打算讲的，别人都已讲了。你看我讲点什么为好？”我作为会议的工作人员，对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