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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知怎的，这次会议的代表真有点“初生牛犊不畏虎”的精神。也许是真正地破除了迷信思想，或教育工作者的良知要求他们必须说真话。我心想：这正是小型会议的好处，也是我所希望看到的。
通过讨论，代表们一致认为：必须全面地、准确地学习和理解毛泽东的思想的体系，领会其精神实质，任何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毛泽东的著作断章取义，摘其只言片语，都是错误的。特别是把毛泽东的话称做“最高指示”，鼓吹“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等，其本身就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是林彪一伙为其篡党夺权服务的。大家还认识到，毛泽东虽然知识渊博，但他不可能通晓百科。
教育学作为一门学科，有其特殊规律，如果毛泽东的讲话不符合教育规则，那也不能执行，应当服从真理。
由于从总体上对毛泽东思想采取了科学态度，所以在讨论毛泽东关于教育的讲话时，就很容易统一认识，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例如，关于教育方针，“学制要缩短”，“以阶段斗争为主课”，“以社会为工厂”，教学内容上“一分歪曲九分无用”，“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和“五七”指示，等等。很显然，如果我们不能在这些问题上打破禁区，那么拨乱反正就无法进行，我国的高等教育依然只能在左倾路线下苦熬。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北戴河十年来的第一批客人（2）
会议是紧张的，但是会外是愉快的，代表们不仅可以欣赏到北戴河秀丽的风光，而且一早一晚可以到浴场游泳、冲浪。一部分代表兴奋地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到了海边不下海，也是终生的遗憾。”是呀，对于没有或很少见到大海的人来说，一定要尽情地享受一番，领略大海的浩瀚。每当夜晚，也有的代表三三两两沿着海边散步。海风拂面吹来，沁人心脾，使人心旷神怡。特别是月明星稀的夜晚，在海边的沙滩上，闪烁着万点荧光，使人眼花缭乱。开始我们这些内地人不知那是何物，是萤火虫？抑或是发光的矿石？后来，我们才从当地渔民那里知道，那是渗进到细沙粒中的幼小的海蛰，是随潮而来，在退潮时留下来的。
在务实阶段，最主要的是起草一份为大家认同的、对今后教学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纪要。为此，首先要确定起草《纪要》的指导思想、原则和内容，然后我把代表分成3个小组，每个小组拟订一份《纪要》，在此基础上，通过比较，取其各组之长，最后由总执笔人综合为一份《纪要》。应当指出，总执笔人是很重要的，他不仅是起汇集的作用，而且要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能够从教育理论上阐明实际问题，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很幸运的是，在出席会议的代表中，就有这样一位教育家，他就是潘懋元教授，时任厦门大学教务处处长，后来升为厦门大学副校长，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撰写了我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上、下册），是全国第一个高等教育学博士生导师。潘懋元作为一位内行，不仅在会上提出了很多好的意见，而且对《会议纪要》的最后修订也作出了贡献。同时，出席外国教育研究会议的代表，向会议介绍了国外一些著名的大学的教育管理，为开好会议和写好《会议纪要》，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最后拟订的《会议纪要》在以下的问题上进行了拨乱反正，或有所创新：
指导思想：虽写上了要以毛泽东的教育思想为指导，但强调了必须全面、准确理解它的精神实质，反对任何形式的篡改。此外，还明确地加上了要以科学的教育理论为指导，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
培养目标：放弃了长期引用毛泽东的“ 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的提法，明确提出“我国大学应当培养科学研究人才、高等学校师资和其他文化科学技术应用人才”。当然，在表述时也强调了在政治思想方面的要求；
教学制度：一般说，教学制度主要是指学制。《会议纪要》正式否定了三年学制，恢复大学本科四年制，三年制属于专科。个别学校因特殊需要，经申请批准，可采用5年或6年学制；
教学体系：制定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必须遵循“三基四性”（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科学性、完整性、系统性、严密性）和“三段式”（即基础课、专业基础、专业课）的原则，逐步扩大基础课的比例，从专门人才化教育向“通才教育”过渡；
“三结合”的体制：建立教学、科研、生产劳动三结合的新体制，可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试点，逐步摸索经验，在试行中要贯彻“一主、二辅、三结合”的原则；
理论联系实际：教学中必须贯彻这一原则，但是对“实际”不能作狭义的理解，“实际”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生产、科学实验、社会生活等。就教育而言，科学实验是其主要形式，应当加强实验室的建设。典型产品可以作为联系实际进行教学的个别案例，但不能代替系统的教学；
“五七”指示：毛泽东的“五七”指示，是针对部队教育讲的，机械地搬到大学是行不通的。鉴于我国大学生没有实行义务兵役制，大学生在读期间，用一定时间参加军训是必要的，但四年内不能超过一个月；
教材：教材严重滞后教学要求，要采取自编、修订和引用外国教材多种办法以应急需；
教学时间：每年教学时间应不少于40周，每周应保证六分之五的时间用于业务教学，其他活动不得冲击，必须保持教学计划的严肃性；
考试方式：坚持笔试与口试考查结合，开卷与闭卷相结合，逐步以等级记分代替百分制。
对于这个《会议纪要》，在会议结束时我作了说明：这个“纪要”还要经教育部党组审查批准，然后以教育部文件下发执行。不过，会后各单位可带一份回去，以便更广泛地征询意见，如有重大修改意见，请及时反映到高教司。
与此同时，外国教育研究座谈会也圆满地结束了。通过讨论，大家解放了思想，认识到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教育经验的重要性。当务之急是，迅速制定出对国外教育研究的规划，填补外国教育研究上近20年的空白，了解国外高等教育改革的动向，翻译这个期间外国教育的代表作，促进我国高等学校的改革，推动与国外大学的学术交流。
8月19日凌晨，我们从广播中听到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公报，会议于8月12日至18日在北京胜利召开。真是太巧合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会议居然与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党代会同期举行，这完全是巧合。为了庆祝党代会的胜利闭幕，会议全体代表临时制作了横幅，与北戴河镇上的居民，一起上街游行，以示庆祝。中午，我们会议的好后勤刘处长，以渤海湾盛产的海鲜设宴招待会议的代表，还破例地备了“杏花村”酒。由于“双喜临门”，是日中午，大家吃得香，喝得开怀，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有几位代表，由于节制不够，喝得酩酊大醉。一位喝醉的代表，大声高喊道：“我高兴哪，我痛快呀，我受压了十年了，现在要我讲真话，永远不再讲假话。我不怕，现在我什么也不怕，杀头也不怕……”
这虽是酒后的话，但是酒后吐真言，他喊出了中国广大知识分子的心声。无疑，只有中国知识分子敢于讲真话之日，才是中国民主真正到来之时！
第五章 拨乱反正当为先全国教育工作的拨乱反正会议
我被“借调”到教育部，本来就是为筹备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这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教育战线强烈要求召开的会议。但是，筹备工作已经搞了一年多了，会议仍未能召开，这一方面是因为教育战线确实很复杂，另一方面，与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思想不解放，不调查研究，工作缺乏魄力也不无关系。
对于这种局面，教育部的群众早就不满意了。1977年10月，教育部内贴出了不少的大字报，内容有：“教育部的领导到底在想什么？”“教育部的领导为什么前怕狼后怕虎？”“教育部领导为什么对推倒‘两个基本估计’不表态？”等等。
面对群众的批评，教育部党组连日召开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查找领导拨乱反正不力的原因。在批评中几乎所有的党组成员，把批评的矛头对准了教育部的主要负责人，言词也十分激烈，甚至要追究个人的动机与责任。对此做法，我有自己的独立的看法，主张一方面要看到主要负责人思想解放不够，对拨乱反正领导不力；但另一方面，不赞成过分追究个人责任，更不同意搞人身攻击。同时，每个党组成员，都要反躬自省，问问自己做得如何，也决不能推卸应承担的责任。也许，这次会议并非能从思想上解决问题，但是在客观上，对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筹备起了推动的作用。
那时，我实际上是身兼二职，作为高教司的司长，我要主管高教司的全面工作；
作为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筹备组的副组长，要参加调查研究和会议文件的起草工作。经验表明，要起草一份好的文件，最重要的是把实际情况弄清楚，目前教育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应当解决什么问题，怎么解决，谁来解决？为此，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我们到北京、天津、辽宁、江苏等地大中小学进行调查，召开过百多次的座谈会，文稿修改了十多次，真是好事多磨呀。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准备，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于1978年4月22日至5月16日终于在北京召开了，历时共24天，地点在北京西苑饭店。这次会议不仅代表人数多（1200多人），而且各省市和部委主管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