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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不是我有意安排的，我无权说生活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我只能说生活就是
这样。一切荒诞都来自现实，邵南孙行为中那种种出人意外的落差，并不比这几十
年我们生活中的反复无常更令人惊奇，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觉得中国人无论做
出什么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以为用荒诞的手法写荒诞已不足为奇，用现实手法
写荒诞则使荒诞更烈更深更真。
我就想通过对邵甫孙命运的感受来体验和理解历史送给我们的礼物。“现实就
像梦和雾一样捉摸不透”，小说中有梦的生活，花露婢则是一个生活的梦。把梦的
生活和生活的梦纠葛在一起，或者说把子文化大革命”中疯狂的正常和正常的疯狂
融为一体，就有可能使小说达到应有的真实和深度。
鬼知道每个活人的心灵的内在辩证关系有多么微妙，邵南孙的性格始终处于变
化和矛盾之中，在他身上有许多相对立的因素，嘴上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外在
行为不一定都标明他的内在品质，性格和行为总是有矛盾，当然也有统一的时候。
我想写出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矛盾的真实生命。
我小心翼翼但又渴望能揭示当今社会的宠儿（至少在舆论上是这样的）
——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活动、复杂的性格，包括毫不隐瞒地解析自己的灵魂。
人们已经厌恶了压抑、虚伪和贫乏无知。我想邵南孙身上那股压抑不住的报复心理
会让一些人难于接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推崇宽宏大量，认为报仇是奴隶
的感情，是弱者的表现。宁肯在底下暗争暗斗、阳奉阴违，唯唯诺诺，没有个性。
这是消磨民族精神的一种瘟疫，100 多年来给我们酿成了多少灾难！创造阿Q 形象
的鲁迅先生即是极端鄙视“阿Q 精神胜利法”的。
我不推崇报仇主义，只想分析生活的质量、人的质量，艺术应该具备现实的真
正的品格。邵南孙的报复情绪来自对生活的恐惧，当他经受了一系列的精神摧残之
后，十几年来禁锢得很紧的感情，突然像炸弹一样爆炸了，强烈得连他也不能自控，
我更无法左右他的行动。其实世界上到处都有报复的言论和行动，发生在邵南孙身
上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何况他又是个狭隘、自私的家伙……
文学作品应该深入到民族的心理层次，作家有权选择文学自身的时代意识，我
塑邵南孙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目的就在于此。不要把知识分子部看作是“受难
的圣者”，当代社会心理潮流不是强调认识自我、强化自我吗？
只有敢于剖析自己才谈得上“认识”和“强化”，才有可能提高人的质量和生
活的质量。
我找不到一个好的形式来表达我心里想要表达的一切，就采用两个时间层次，
这是最省事的办法。“过去的故事”不单指“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故事”也不
只是眼前发生的事情，历史和现实互相映照，互为因果。这样写跟小说的内容相符，
一幕一幕的，戏剧舞台就是社会大舞台的缩小。我写不了史诗，也不想把小说写得
很长——拉开长篇的架式，细针密线，广为铺陈。即便如此，我也是前半部写得从
容，到后面就有点急躁，也许是邵南孙把我折磨得不耐烦了。我追求紧凑、集中，
把所有别人能够猜到、能够想到的东西全部省去，作家跳跃再快也没有读者的想象
更快。马拉美曾说，一个作品里本质的东西正在于不能表达里。
重要的是内容，无论如何不能让形式束缚内容。但形式选择不好就会妨害内容。
只要有助于艺术思维的深化，能加强故事的哲理性，能从新的角度展现人的性格、
挖掘新的情节纠葛，能给人一种新鲜的艺术感染，管它是老套子还是新花招，统统
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要么不写，要写就应该有一点新东西，或人物，或故事，或思
想，即使失败也不要躺在别人的尸体上。只要有生命、有变化、有不加美化的真实
就行。
记不得是哪个外国人提过这样一句口号：“作家不应该有什么理论！”脑袋要
长在自己肩膀上，不能长在别人的胳膊上。否则人家一抡胳膊你就得发晕。我的本
分就是按照自己所看到的那样认识世界，而不是按照别人能够理解的那样去描写世
界。
写到后来我也拿邵南孙没办法了，仿佛不是他走投无路，而是我陷入了绝境，
“美只有一种”，而包围它的有一千种丑。照此写下去我只能从三楼的阳台上跳下
去了！幸好小说结尾的时候邵南孙又回到大自然中去了，大自然养育他，保护他，
抚慰他，也许还会净化他的灵魂，他舍此别无更好的出路。至于他能否在铁弓岭长
期呆下去，能否跟柳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只有天知道。
15。现代人和“现实观念”——我看文学的现实主义
我问：“我是什么主义？”回答：“你是现实主义。”“为什么？”“你是写
‘乔厂长’的嘛！”呜呼，我并不存在，只有那个姓乔的家伙代表我活着。
在时兴“主义”的现代，不躲在一个“主义”的后面似乎不够牢靠。为安全起
见，我就选择给我准备好了的“现实主义”来谈谈我的观点。
我眼里的“现实”，不仅包括已知的和已被发现的事物，还应包括对不可知的
事物进行探索和发现的过程。至于大家所说的“现实主义”或别的什么主义的准确
概念到底是什么，我是不大清楚的。事实上我不可能按一个什么“主义”写作。任
何“主义”我都要听一听，不论什么“主义”，只要是被我吸收了就得变样儿。现
在我就论一论我眼里的这个“现实主义”。
不言而喻，“现实主义”忽然变得像个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其处境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了。凡是置身于现代潮流的人谁愿意当一个被描绘成是正统的、落后的、
已被淘汰了的角色呢？当前已经很少有人愿意打“现实主义”这张牌了。似乎“现
实主义”就意味着陈旧和没落。如果写一篇小说被说成是“新潮”的作品，那就意
味着是尖端的，是纯艺术品，代表着永恒和未来，体现了文学的主流和大方向。谁
不想追求永恒呢？于是，“现实主义”反倒成了“物以稀为贵”，我的发言本来找
不到题目，一下子又成了“老掉牙的冷门”，真是料想不到。
更加意味深长的是当文坛旗帜林立、宣言泛滥的时候，读者忽而拥向武侠小说，
忽而拥向琼瑶的小说（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值得大惊小怪），另有一个层次的读者
照旧喜欢《红楼梦》、《简爱》和罗曼·罗兰的作品。我同样不认为作家可以有权
力指责读者，埋怨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审美趣味等等。
文学不可能抛开整个民族和现实独自前进。这现象说明在这个多元的世界、多
元的时代，人们的选择和审美标准也是多元的。一个作家、一部作品难得会像以前
那样让众多的人都说好或都说坏。有定评的经典作家和作品则例外，承认古人的伟
大毕竟是比较容易的。这说明中国还没有出现足以能征服大多数现代人的现代主义
作品。
不再一惊一乍说明文坛已走向正常了。有点忽冷忽热也是正常的，地球还有热
胀冷缩、分出春夏秋冬呢。社会和群众对文坛已不像从前那样关心（这不一定是坏
事），文人们自己开始热闹起来。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至少有这样几种现象：
（1 ）以宣布别人的死亡来证明自己的新生。文坛上的大小城池不断变换旗帜。
（2 ）为文学而创作，为永恒而创作的包袱背得太重。一方面声称文学的最高
境界是“虚无和死亡”，另一方面又追求自己不死，顽强地希望自己永生。追求
“永恒”、“永生”应该说是最传统不过的意识，古人搞陪葬，希望有“来世”，
画图留影，以后发明了照像，愿意“留芳千古”等等，都是不想死。可谓现代瓶子
装着传统观念。
（3 ）打着老庄的旗号（古老而又传统的老庄突然时髦起来，言必称老庄是现
代意识的标志之一），带着懦法的霸气，论辈份排座次。不过辈份越大越是孙子，
辈份越小越是祖宗。好像文坛这个水泊梁山只能容纳一百单八将。
（4 ）作家的人格的力量、人格的魅力越来越显得重要了。“走向世界”——
眼下是个很流行的词汇，急于赚外汇不是坏事情，但忘记了自己还没有走向中国。
当然不能排除不必走向中国就可以“走向世界”的可能性，只要一步能跨向世界，
在国内就不愁引不起轰动。认为迎合国内大多数读者是通俗的、低级的，为什么迎
合外国人就是高级的呢？
（5 ）当知名的人物热衷于“自我表现”的时候，更年轻、更扎实的一批文学
青年开始冒出来，他们身上有一股令人振奋的东西。
总之，文坛有点像我们国家的人口一样，过分集中，密度太大，关系太亲密。
因此显得太拥挤了，好像文坛成了一辆公共汽车。文人们应该自我宽松，关系松散
一点也许不无好处。
在这个背景下，“现实主义”如果不发展变化早就死了。实际上任何“主义”
一停下来就变成了“死主义”，能活下来的“主义”它必然有顽强的生命力，在不
断的磨难和被批判中不得不经常更新、丰富和前进。到目前为止，在中国的各种
“主义”中，大概就是围绕着“现实主义”争论最多，论战的时间最久。它应该有
足够深厚的基础，眼下似乎又处于“背水一战”境地，如果它不接受现代意识的渗
透，不吸取新的技巧，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淘汰。
优胜劣汰是社会前进的法则。它应该把面包吃进肚里强壮自己的筋骨，而不是
举在手里宣耀：“瞧，我有洋面包！”倒是那些领导文学新潮流的“主义”，显得
后劲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