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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作者们并没有死，反正没有完全死，他们变成了书罢了。高乃依，他是一个红脸大块头，粗里粗气，硬皮封面散发出糨糊味儿。这位言语难懂、臃肿而严肃的人物身上长着角，我搬动他的时候，他的角把我的大腿刺伤了。但他刚被打开，就向我奉献他的版画，色彩暗淡，线条柔和，好似在给我讲知心话。福楼拜，他是裱在布上的小个儿，无香无臭，但布满了雀斑。维克多·雨果，一人数身，书柜的各个阁板上都有他。以上说的是躯体。至于灵魂嘛，灵魂经常出没于著作之中：书页好比窗户，窗外有一张脸贴在玻璃上，有人在窥伺我，但我假装没看见，在已故夏多布里昂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浪漫主义的主要代表之一。他在书中的照片多为头发蓬乱，目光直视，炯炯有神，严肃而带几分凶相。的凝视下，继续读我的书，双眼盯着书中的文字。不过，这种提心吊胆的时间并不长，一般我很喜欢跟我玩的这些伙伴。我把他们置于凌驾一切的地位。听说查理五世替提香捡画笔时查理五世（1500—1558），先后为德国皇帝（1519—1556），荷兰亲王（1516—1555），西班牙国王和西西里岛亲王（1516—1556）。提香（1490—1576），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威尼斯派画家。他为查理五世画过像。一五三三年查理五世封他为皇室画师。，我毫不惊讶，这并不怎么困难嘛！一个君王干这种事儿挺合适。不过，我对他们并不肃然起敬：为什么要颂扬他们的伟大呢？他们只是尽职而已。但我指责所有其他的人渺小。总之，我对一切的理解都是颠倒的，我把例外当做规律：人类是一个很有限的小聚会，周围生活着多情的动物。
我不可能非常看重作家，因为外祖父待他们太坏了。自从维克多·雨果死了之后，他停止看书；后来实在无事可做，他又读起书来。不过，他的职务是翻译。这位《德语课本》的编者内心真实的意图是把世界文学当做他的教材。他一张口，就按价值排列作家，这种表面上的等级编排掩盖不住功利主义的偏爱：莫泊桑的作品给德国学生作法译德的练习最合适；歌德的身价要比戈特弗里德·凯勒戈特弗里德·凯勒（1819—1890），瑞士作家，用德语写作。高出一大截，他的作品用来作德译法的练习无与伦比。外祖父，作为人文学者，对小说不太重视；但作为教师，对小说赏识备至，因为小说的词汇丰富，到头来他觉得只有作品片断选最可接受。几年之后我看到他津津有味地欣赏《包法利夫人》的一个片断，这是他从米罗诺选编的《读本》中摘取的，而福楼拜全集已经待在那里二十年等着他赏脸。我感到他用死去的作家来谋生，这使我跟他们的关系复杂化：在崇拜他们的幌子下，他把他们穿在他的锁链里，少不了把他们切成一片一片的，这样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比较方便。我发现作家们既荣耀也悲惨。最惨的要算梅里美，他只被用来当做中级班的教材，因此他身居两地：在书柜的第五层上，《高龙巴》《高龙巴》是梅里美的小说，法语高龙巴（Colombe）是鸽子的意思。像一只纯洁的鸽子，张着一百个翅膀，被冷落，扔在一旁，一直无人问津，人家连瞧也不瞧一眼。但在书柜下面的阁板上，这位纯洁的少女被囚禁在一本很脏的小书里。小书黑不溜秋，臭味难闻，故事和语言没有变化，只是加上德语注释和一份词汇表。另外，我还得知，这本书是柏林出版的，这可是自阿尔萨斯—洛林被强占之后最大的丑闻。这本书，外祖父一周往他的皮包里放两次。他用多了，书上布满了脏渍，划满了红杠，处处是香烟烧的洞。我很讨厌这本书：梅里美受到了侮辱。我只要打开它，就厌烦死了：但见每个音节拉得开开的教科书中的字印得较大，字母之间的空隙也较大。，就像外祖父在上课时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念出来的样子。这些字母符号是在德国印刷的，为的是给德国人阅读。那么这些众所周知、但看上去不舒服的符号，除了是法国文字的拙劣仿制之外，还会是什么东西呢？这又是一起间谍案：只要抹去被打扮过的高卢文字，就只剩下虎视眈眈的日耳曼文字了。末了，我思忖是否存在两个“高龙巴”，一个是不合群的，真的；另一个是教学用的，假的，就像存在过两个伊瑟典出叙事诗《特里斯丹和伊瑟》：国王马克派侄儿特里斯丹替他去爱尔兰向伊瑟求婚。伊瑟的母亲交给伊瑟一瓶春药，祝她跟国王马克永远相爱。但在横渡海峡时，伊瑟和特里斯丹误饮了这瓶魔水，以致相爱不舍。马克和伊瑟的婚礼举行完毕，夜已来临，但在新婚的床上却躺着一个假伊瑟——忠实的女仆白兰仙做了替身。伊瑟和特里斯丹继续相爱，最后以自杀告终。一样。
我的这些小伙伴们苦难重重，使我确信我是他们的同辈。虽说我没有他们的才华和价值，虽说我还没有打算写作，但我是教士的子孙，我生来就比他们强。毫无疑问，我是赋有天命的，但不是像他们那样命定要受尽折磨，因为这种使命总有点令人生厌，而是肩负某种圣职。我将像夏尔·施韦泽那样成为文化的哨兵。再说，我是活人，生龙活虎。当时我还不会把死人们剁成一段一段，但我可以随心所欲地折腾他们：把他们抱在怀里，背着他们，把他们搁在地板上，把他们打开，又关上；把他们从虚无中抽出来，又重新塞到虚无中去。他们这些方方正正的人是我的玩偶，我很同情他们可怜的瘫痪相，而人们却把他们这种死后的继续存在称为不朽。外祖父热心鼓励我的放肆：所有的孩子都是有灵感的。孩子根本用不着羡慕诗人，因为诗人们都是十足的天真孩子。我对库特林纳入了迷，像他剧本中的人物那样追赶厨娘，一直追到厨房，然后向她高声朗诵《泰奥多找火柴》。家人对我的着迷觉得很有趣，关怀备至地促使我更迷恋，并想把它宣扬出去。有一天，外祖父漫不经心地对我说：“库特林纳大概是个好好先生。你既然这么喜欢他，为何不给他写信呢？”我写了信。夏尔·施韦泽把着我的笔，决定在我的信中留下好几个书写错误。几年前，报纸把我这封信发表了，重读时我很生气。我在信的最后写道：“您未来的朋友。”我当时觉得这非常自然，因为我亲近的熟人是伏尔泰和高乃依，一个活着的作家怎么会拒绝我的友谊呢？但库特林纳拒绝了。他做得很对，因为给施韦泽的外孙回信，实际是给他的外祖父回信。当时我们对他的沉默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夏尔说：“我姑且认为他工作很忙。但即使忙得不可开交，也得给孩子回信啊。”
时至今日，放肆这个幼年时代的毛病在我身上依然存在。我把这些杰出的死者当做同窗伙伴相待，直言不讳地谈论波德莱尔和福楼拜。当人们为此指责我的时候，我总情不自禁想回答：“你们甭管我们的事，你们的天才作家已经属于我了。我曾把他们捧在手里，爱不释手而非常不敬地玩耍过哩。难道我对待他们还要注意方式方法吗？”后来我懂得，作为人，任何人的价值都是相同的，这才摆脱了卡尔的人文主义，即高级教士的人文主义。这种摆脱是令人伤心的，因为语言所引起的幻想破灭了。我旧时的同窗伙伴，耍笔杆的英雄被剥夺了特权，重新成为庶民，因此我两次为他们服丧。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每天拜读圣经贤传
我以上所写的是假的，也是真的，或者说，不真不假。人们写发疯的人也罢，写正常的人也罢，其写法都是这样。记忆所及，我尽可能准确地叙述事实，但在抒写的时候，对自己的谵语相信到什么程度呢？这是根本的问题，但这不是我所能解决的。后来我发现，别人能把握我们的情感的各个方面，但把握不住情感的力量，即情感的真诚程度。行为本身不能作为标准，除非人们已经证明这些行为不是表面的姿态，但这总不是很容易做到的。请看以下的情况：在一些成年人当中，只有我一个小型成年人，我念的是成年人的读物。这已经很不自然了，因为这时我毕竟还是一个孩子。我不想硬说自己有什么过错，事情本是这样，仅此而已。尽管如此，我的探索和我的猎奇组成了家庭喜剧的一部分。人们对此兴高采烈，但我心中有数，是的，我心中有数。每天，一个神奇的孩子使他外祖父不再翻阅的难懂的作品恢复了生机。我的生活超过了我的年龄，如同有人的生活超过了自己的经济能力：我急功近利，不辞劳苦，代价很大，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装点门面。我一推开书房的门，就仿佛投身到暮气沉沉的老人怀里：大写字桌，写字垫板，粉红吸墨水纸上红的和黑的墨迹，尺子，糨糊瓶，散发不出去的烟味儿；冬天还有蝾螈炉发出的红光，云母的劈啪声。这简直是物化了的卡尔本人。这足以使我感到荣幸，我便向书跑去。真心诚意吗？此话怎么讲？经过这么多年之后，我怎么能确定真才实学和哗众取宠之间难以觉察的和游移不定的界线呢？我俯卧在地板上，脸朝窗户，一本书在我面前打开着，右边放着一杯掺入少量红葡萄酒的水，左边一只盘子里放着涂果酱的面包片。即使离开众人的时候，我也在演出：安娜—玛丽，卡尔妈咪早在我出世以前就翻阅过这些书，在我面前展现的是他们的知识啊。晚上，他们问我：“你念了什么？学到什么了？”我知道他们要问的。我是产妇啊，要生产出一句孩儿话来对答。躲着大人们念书，是在感情上跟他们相通的最好办法。他们虽然不在场，但他们的目光将通过我的枕骨部位进入我的体内，再从我的瞳孔出来，箭一般射到书上。书上的句子已被念过无数次了，而我才第一次阅读。我被人看见，也看见自己，看见自己在念书，就像听见自己在说话。这么说，自从我识字前装模作样地辨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