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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认为该给我开窍了。他干得挺出色，给我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他一面让我骑在他绷直的腿上，一面唱道：“骑在我的小马上，马儿跑得快如飞，连连放臭屁。”听到这不堪入耳的歌词，我不禁大笑。他停住唱，让我坐在他的双膝上，目光炯炯，直盯着我的眼睛说：“我是男子汉大丈夫。”并像演说似的重复道：“我是男子汉大丈夫，无论人间什么事，一概通晓。”这话未免夸海口了。其实就像柏拉图的“共和国”里没有诗人的位置一样，卡尔把工程师、商人，可能还有军官统统排斥在他的“共和国”之外。他认为建设工厂是破坏风景，对纯理论科学，也只欣赏其纯。我们在盖里尼度过七月下半月，我舅舅乔治带我们参观铸造厂。厂里很热，一些穿着破旧的粗鲁人挤来挤去老是撞着我们，巨大的嘈杂声震得我昏头昏脑。我害怕得要命，无聊得要死。外祖父出于礼貌看着熔液赞不绝口，但他视而不见，根本没往眼里去。可八月份在奥弗涅时大不一样了。他串乡走镇，到处搜索，在古代砖砌建筑前面站定观看，用手杖头敲敲砖，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你眼前所看到的，小乖乖，是高卢罗马时代的砖墙。”他也很欣赏教堂建筑，尽管厌恶天主教徒，但只要见到教堂是哥特式的，少不了要进去看看；至于罗马风格的教堂，这要根据他的情绪而定。那时他已不怎么去听音乐会了，但以前常去：他喜欢贝多芬，喜欢演奏贝多芬音乐时的排场和大乐队；他也喜欢巴赫，但劲头不大。有时他走近钢琴，并不坐下，用僵硬的手指使劲弹几个和弦。外祖母抿嘴笑着说：“夏尔在作曲呢！”他的儿子们——尤其是乔治——个个都是杰出的演奏者。但他们讨厌贝多芬，只愿意演奏室内音乐。外祖父倒不在乎这些意见分歧，而且和颜悦色地说：“施韦泽一家天生就是音乐家。”我生下才八天，听到调羹丁当响时乐呵呵的，他便断定我的耳朵有乐感。
彩画玻璃窗，拱扶垛，雕门画栏，赞美歌，木刻或石刻的耶稣受难像，诗文默祷或诗律学，种种这类人文科学，直截了当地把我们引到超凡的精神境界，再加上自然界的美，更使我们感到进入了仙境。上帝的创造物和人类伟大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彩虹在雾气腾腾的瀑布中闪烁，在福楼拜作品的字里行间闪闪发光，也在伦勃朗透明阴影的画幅上荧荧发亮，这道彩虹就是灵魂。灵魂向上帝赞扬人类，向人类显示上帝。我外祖父在“美”中看出有血有肉的“真”，在“美”中发现最高尚的升华源泉。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如暴风雨突然在山中爆发之时，或维克多·雨果灵感迸发之际——人们可以达到“真”、“善”、“美”浑然一体的最高点。
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东西比书更为重要。我把书房看做教堂。作为教士的子孙，我生活在世界屋脊之上，所谓世界屋脊，就是七层楼上吧。我栖在主干——树干——的最高处，即电梯井的顶部。我在阳台上走来走去，向行人投以居高临下的目光，越过栅栏门，向跟我同岁的女邻居吕塞特·莫罗致意；然后回到Cella拉丁文：神殿。，或者说圣殿。我金发鬈鬈，长得像个小姑娘，从不亲自下楼，每当——也就是说每天——我由母亲领着去卢森堡公园，只是把我不值钱的外表借给低处罢了，而我享天福的圣身并没有离开高处。我想现在它还在高处，凡是人都有他的自然地位，这个自然地位的高度不是自尊和才华所能确定的，而是儿童时代确立的。我的自然地位就是巴黎七层楼，能看见千家万户的屋顶。曾有很长一段时间，山谷使我感到窒息，平原使我气闷，好像在火星上步履艰难地爬行，犹如肩负重荷，被压得透不过气来。但只要爬上乡间低矮的小屋顶上，我便乐不可支，好似回到我的七层高楼上，我在那里再一次呼吸到纯文学稀薄的空气，天地万物层层铺展在我的脚下。万物个个谦恭地恳求有个名字。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既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这是我最大的幻觉。但要是没有这个幻觉，我大概决不会写作了。
今天，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在一幢新楼房的第十一层上修改这部手稿。凭敞开的窗户眺望，我看见一座公墓，看见巴黎，看见圣克卢蓝湛湛的山丘，足见旧习之顽固。不过现在一切都变了。儿时，我确实想配得上这样的高度。如此喜欢高楼顶部的小房间，总怀着一点野心吧，总有点虚荣心吧，总想对我矮小的个子有个补偿吧，不，不见得，因为我不需要往我的圣树上攀：我就出生在上面，只是拒绝下来罢了；亦并非要把自己高高置于人类之上，而是想在太空中遨游，生活在事物空灵的幻影中间。但后来我根本没有死抓住热气球不放，而是千方百计要往下沉，恨不得给自己穿上铅底鞋。幸运得很，有时我接触到海底细沙上的珍奇，由我这个发现者给它们命名。但有时毫无办法，我的轻薄不可抗拒地使我浮在水面上。到头来，我的高度计出了毛病。时而我是浮沉子，时而我是潜水员，有时则两者皆是。不过，这对于干我们这一行倒挺合适：出于习惯，我住在空中，同时到下面去探索，但不抱太大的希望了。
总得给我讲讲作家吧。外祖父给我讲得很有分寸，而且不带感情。他教我念这些杰出人物的姓名，我自个儿待着的时候，把这个名单统统背了下来，从赫西奥德赫西奥德，公元前八世纪末至前七世纪初的古希腊诗人。长诗《工作与时日》是他的代表作，谴责贵族的骄横，歌颂农业劳动，介绍了不少农事知识。到雨果，一个不漏，他们是圣人和先知哟。据夏尔·施韦泽自己讲，他对他们顶礼膜拜。但他们把他带坏了。他们老缠着他，使他不能把人类的杰作直接归功于圣灵。所以他暗中更喜欢无名氏，更喜欢那些谦虚的隐姓埋名的大教堂建造者，更喜欢无数的民歌作者。他不讨厌莎士比亚，因为莎氏其人到底是谁至今还未确定。出于同样的理由，他对荷马荷马（约公元前九至前八世纪），古希腊行吟诗人。关于荷马是否确有其人，其生存年代、出生地点以及两部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形成，争论很多，构成欧洲文学史上的所谓“荷马问题”。也不反感。他还喜欢几个不能完全肯定是否存在过的作家。至于那些不愿意或不善于销声匿迹、隐姓埋名的作家，他尽量原谅他们，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是已故的。对于他同代的作家，他则一概否定，只有阿那托尔·法郎士阿那托尔·法朗士（1844—1924），法国小说家，以文笔俏皮含蓄著称。和库特林纳库特林纳（1858—1929），法国作家、戏剧家，善于塑造滑稽可笑的人物。除外，后者能逗他发笑。夏尔·施韦泽颇为自豪地享受着人们对他的敬意：敬重他的高龄，敬重他的修养，敬重他的俊美，敬重他的德行，这位路德教教徒情不自禁地认为他家福星高照，他想的和《圣经》上说的完全一致。在饭桌上，他有时静心默想，回顾一生时自鸣得意，感慨万端地悟出：“我的孩子们，一生清白而毋庸自责是多么好啊！”他热情奔放，道貌岸然，高傲自尊，追求高尚。其实这一切掩盖着一种畏缩不前的个性。这种个性的形成和他的宗教信仰有关，和他生活的时代有关，和教育界，即他的社会环境有关。正因为如此，他暗暗厌恶他那些藏书的作者们，这些著书立说的大名人全是无恶不作的坏蛋，他内心认为他们的书简直不像话。而我却搞错了，把这种表面上热情推荐而实际上持保留态度看做是鉴赏家的严峻；他神圣的职业使他凌驾于这些大名人之上。不管怎么说，这位祭司向我提示，天才无非是一种借贷：要想称得上天才，必须吃得苦中苦，必须谦虚地、坚定地经受千锤百炼。这样下去，你就会听到有神圣的声音为你启示，而你只需挥笔直书。
第五部分：文字生涯农民守旧心理的起因
从俄国第一次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年间，在马拉梅马拉梅（1842—1898），法国诗人。初期属于巴那斯派，后来成为象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死了十五年之后，正当达尼埃尔·德·丰塔南发现《地粮》《地粮》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1869—1951）的早期代表作。此处指纪德出名的年代。的时候，一个十九世纪的人向他的外孙灌输路易—菲力普时代流行的思想。有人这样解释农民守旧心理的起因：父亲下地干活，把儿子交给祖父祖母照管。这样，我起步时就比别人的思想落后八十年。我该抱怨吗？不知道，反正在我们社会的演变中有时后退意味着前进。不管怎么说，外祖父把这根硬骨头扔给我啃，我居然啃得那么干净，以致能从骨头缝里看人生。原先外祖父暗暗地想通过这些作品来使我讨厌其作者。但他得到了相反的结果：我把才华和功德混为一谈。这些正直的作者很像我：当我挺乖的时候，当我勇敢地忍着疼不哭的时候，我有权得到赞扬，得到奖赏，这就是所谓的童心。夏尔·施韦泽给我看这些人写的书，他们像我一样受到监视，经受考验，得到奖赏，但他们善于一辈子保持我这个年龄的童心。由于我没有兄弟姐妹，又没有伙伴，便把他们当做我最早的朋友。他们深深地爱过，吃过大苦，好似他们小说中的主人公；尤其是他们的结局都很好。我想起他们的苦恼时总怀着一种兴奋的同情：每当他们感到苦恼时，很快就会为苦尽甘来而高兴的；他们心想：“好运气！美丽的诗篇马上要诞生了！”
在我看来，作者们并没有死，反正没有完全死，他们变成了书罢了。高乃依，他是一个红脸大块头，粗里粗气，硬皮封面散发出糨糊味儿。这位言语难懂、臃肿而严肃的人物身上长着角，我搬动他的时候，他的角把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