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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丝毫不把彼埃尔看做我的儿子，他也没有把我看做父亲！你要那样理解我们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尽管年龄悬殊，这与父子关系毫不相干。我跟你说，我从未希望自己有儿子，我也不在我与比我年轻的人的关系中寻找父子关系的替代品。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革命力量遣散低落时期
——彼埃尔目前做的工作——与你合作的历史节目，他从事的理论工作——凭什么使他与古典知识分子有所区别呢？难道这不代表一种失败，使新型知识分子这个观念本身都发生动摇？
——不，我不认为。这只不过代表新型知识分子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一个短暂的阶段。我们处于革命力量遣散、低落时期。彼埃尔不太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当活动家的经验帮助他明确了一个方向，他就在那个方向探索。我确信他的努力会有收获的，不过这显然并非完全取决于他本人。他现在做的工作是他以前做的工作的继续，这既不是决裂——即便他今天对自己过去的许多立场都有异议——也不是倒退。
——你为什么不让彼埃尔加入《现代》的编委会呢？
——问题没有提出来过。彼埃尔还有别的活动。再说《现代》已经出版三十年了，编委会成员除了西蒙娜·德·波伏瓦和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他们亲身经历了法国半个世纪的历史，这段历史使他们的思想定型，而彼埃尔没有这个经历；他们有亲昵的关系，共同的过去，共同的思想习惯和语言。这些人都有很强的个性，而且各不相同。他们的想法长期以来就形成了，他们的抉择都很明确；他们并不怎么想改变自己的想法和抉择。声明这一点之后，我相信他们会彬彬有礼地接待彼埃尔，会承认他的价值的。他们一定会与他展开讨论，对他想说的话会感兴趣的。我们的《现代》为毛派出了一期专号，我们发表了好几篇赞同他们的观点的文章。但是我们也发表了别的文章——比如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那些文章毛派当时是接受不了的。
——《现代》毕竟是你的刊物，而你本人对它是否远不如过去那样感兴趣？
——原则上，我参加每半个月在西蒙娜·德·波伏瓦家里举行的编委会。她不时督促我；她说：“萨特，你已经三次没有到会了，这一次你应该……”于是我就出席，我听取对文章内容的介绍，我与编委会其他成员一样发表我的意见，人们予以考虑，但是我的意见并不比其他人的意见更起作用。去年我想发表无产阶级左派一位前领导写的一篇关于列宁在苏联引入泰罗制的文章，作者大体上说当时不能有别的办法。我们之间对这篇文章的意见有分歧，结果就没有刊登；然而我曾要求发表它，即使我并非完全赞同它的内容。不过意见分歧的情况很少发生。班戈和蓬塔利斯有点代表《现代》的右翼的意思，他们一九七○年辞职不干，因为他们不同意发表高茨的一篇文章，高茨在文章里说必须摧毁大学。这以后，还有一位编委会成员提出辞职，不过我说了些必要的安慰话，总算把事情弄妥了。总的来说，我们相处很好，只消半句话就能相互理解，在主要问题上我们的意见自动趋向一致。
——取得一致的代价是回避可能使你们意见分歧的题目。比如说《现代》对去年的总统选举没有表态。
——我们之间的意见不一致——西蒙娜·德·波伏瓦、博斯特和朗芝曼想投密特朗的票；布庸、高茨和我不想去投票，但又不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不过一家杂志不需要在政治生活的所有场合都表明立场。前一年，举行议会选举的时候，我们曾明确表态反对投票，反对共同纲领法共与以密特朗为领导人的社会党联合提出的竞选纲领。一味收罗选票的倾向。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有严格规定的路线的政治团体。《现代》当然是一家极左翼的杂志，但它首先是进行思考、提供证词的杂志，这样一本刊物的一致性体现在另一个层次上：通过我们发表的文章的整体，即便这些文章有时候初看起来似乎各不相容，这个一致性终究会呈现出来。这是一个更深一层的一致性，我们自己也可能没有马上觉察到，但是它来自我们的分歧在共同基础上得到综合。我想读者们是看到这个一致性的，既然我们有一个读者群。当然是极左翼的读者群，但是我们对之了解不多，它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更新，但它是存在的，杂志的印数大约与创办时期相等，一万一千册。我们每个人都通过它推荐发表的文章来表明自己的影响，因为除了布庸和高茨不时写一篇文章之外，我们中任何一个人目前都不怎么写了。比如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由她的女权运动的革命同志们撰写的“日常性别歧视”专栏。她读其他人推荐的所有文章，她自己也推荐一些，她非常认真、坚定地领导着杂志。不过具体领导工作，实际工作——我们称之为“出一期”——是由布庸和高茨轮流担任的。我们遇到的惟一问题是要维持平衡，以免有一个个性特别强的人最终把他的路线强加给杂志。还要保留对完全由我们邀请的人编定的各期杂志的控制权——这样的期数相当多——同时又要给他们很大的自由，既然是我们请他们来的。一般说，进展顺利。
对我来说，《现代》在战后曾经很重要，然后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又重要起来，六八年以后也有点重要性。总之，如果说我近来对它的关心不如过去，那是因为杂志已经取得自己的生命，不需要再做重大决定，除非做出破坏它的决定。不过我看不出有任何破坏它的理由。其他人珍惜它，我以为这是一份好杂志，它有读者，它经常发表一些只有我们愿意刊登的文章。但是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引进一些与我们观点不同的年轻人以便改变这份杂志：那还不如去创办另一份杂志。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与帕斯卡尔打赌
——一年来你以个人身份在有关国际政治的若干问题上表了态。对国内问题你没有一次表态。你是否认为，假如左翼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你今天对于权力的反对态度会激烈得多？
——这很难说。假若密特朗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到今天他一定会与共产党人兵刃相见的。左派分子的阵容可能也会得到加强。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我会反对社会党并与既反对社会党人也反对共产党人的极左派组织保持联系。不过不可能知道左翼的一次胜利将会引起的社会运动能有多大力量。你不能要求我对假定的情况表态。就法国政治问题而言，我真的看不出自己可以做些什么，目前法国的局面太糟糕了！近期没有希望，没有一家政党代表哪怕是最微弱的希望……
——一般说，你发表乐观的政治声明，即便你在私底下非常悲观。
——是的，我是悲观的。而且我的声明也从来不是非常乐观的，因为在每一个与我们休戚相关，涉及我们的社会事件中，我总是对它明显的或者还不很明显的矛盾很敏感；我看到错误和风险，看到所有能妨碍一个形势向有利于自由的方向演进的东西。这上头我是悲观的，因为每一次确实都遇到巨大的风险。就说葡萄牙吧，我们今天想要的那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在葡萄牙得到它在四月二十五日以前完全没有的一个小小的机会，但是它同时面临最大的风险，可能受到挫折，要推迟很久才能实现。在总的方面，我这样想，要么人是完蛋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仅是完蛋了，他从未存在过，人们只不过是与蚂蚁一样的一个种类而已——要么人将在实现自由社会主义的同时完成他自身。当我考察个别社会事实的时候，我倾向于认为人是完蛋了。不过，如果我考虑到为了人成其为人而必须具备的全部条件，我想惟一应该做的事情是用全部力量去强调、去支持那些在个别的政治和社会形势中能引来一个由自由的人组成的社会的因素。如果人们不这么做，人们就得接受人是粪土。
——这正是格拉姆西格拉姆西，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说过的：“必须带着智慧上的悲观主义和意志上的乐观主义去进行斗争。”
——我不会完全采用这个说法。必须斗争，这是对的。不过这并非唯意志论。如果我确信任何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都注定要失败，斗争就没有丝毫意义了。不，如果说我并非完全悲观，这首先是因为我在自己身上感到的要求不仅是我自己的，而且是任何人都有的。换句话说，正是我亲身体验的对我自身的自由的确信——我自身的自由也是所有人的自由——使我既要求一个自由的生活，又确信这个要求尽管其明确程度与自觉程度因人而异，也是每个人的要求。正在来临的这场革命将与以前的革命大不相同，它延续的时间将长得多，它将严酷得多，深刻得多。我想到的不仅是法国，今天我把自己与全世界展开的革命斗争等同起来，所以法国目前的形势尽管不利，我并不因此产生更大的悲观情绪。我只是说，至少需要五十年的斗争，人民的权力才能从资产阶级权力那里夺到部分果实，斗争有时前进有时后退，成绩有限，但失败并非不能挽回，最终才能实现新社会，那时候一切权力都将被取消，因为每个人都将完全地占有他自己。革命不是一个权力推翻另一个权力的时刻，它是一个漫长的放弃权力的运动。没有任何东西担保革命会成功，但也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服我们相信失败是命定的。不过我们只有在两者之间作选择：不是社会主义就是野蛮。
——结果，你与帕斯卡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