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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普通作家。
——概括说是功成名就？
——是这么回事。这毋宁叫我高兴。说真的我急于看到这册七星文库，我想这来自我的童年。那时候对我来说出名就是看到自己的作品被印成精致的版本，大家都抢着买。这种想法多少没有磨灭：让自己的名字与马基雅弗利并列在同一套丛书里……其次，作为带有批评资料的丛书而言，我很喜欢七星文库。我差不多有全套书。长期以来，罗贝尔·加利马每出一册就送我一册，我惟独拒不出借的就是这套书。我经常使用它，我总是读所有的注释，因为这些注释原则上包罗当代有关一部著作的全部知识，因此能告诉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东西。
——然而，被收入七星文库在某种意义上标志你的著作已告结束。
——确实已告结束：我将发表之后一本自传性对话，电视节目可能将会完成——你知道我们在这上头遇到多少困难——然后我还能做什么呢？我总不能去写爱情小说！我想我可能零零碎碎地，关于我正在思考的某些事情写一本两本书，不过，主要的工作已经完成了。
——正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我觉得有点不好理解你当初为什么拒绝我和里巴卡把你未发表的哲学论著结成一个集子出版。我们想汇集《心灵》、四七到四九年写的《伦理学》和《辩证理性批判》未发表的那两章等等。
——这些文章都没有完工。在《伦理学》里我有一个想法要表达，但是没有写成。我写成的是第一部分，这一部分应该引入一个主要思想，恰巧在这上头我遇到障碍。我的大部分笔记本都丢失了。这里头倒是有值得发表的东西。还留下一本，其余的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我想说的是，你的拒绝表明你与你的著作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关系。一方面是已经发表的著作，这一部分著作已经定型、告终，你希望它们能收入七星文库，以便得到尽可能多的读者；另一方面是这些未发表的著作。你始终怀着一个主要目的从事写作，就是要有读者，结果你就不在乎你自己在别人心目中是个什么形象。可是，当我跟你说我们认为你未发表的哲学论著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希望发表它们的时候，你却回答说：“不，你们等我死后再发表吧。”我不明白，从读者的观点来看，这些文章到你去世以后会起什么变化。
——它们将变得更有意思，因为它们将代表我在某一时间曾经想做但又放弃完成的事情，这后一点是有决定性的。不同的是，只要我还活着——除非我衰弱到极点，什么也干不了——我总有可能捡起这些文章，或者用几句话说明我想怎样写下去。如果到我死后再发表，这些文章就处于未完成状态，如它们的本来面目那样晦涩费解，因为我在这里头提出的想法没有全部得到充分发挥，将由读者自己去猜测这些想法本来会引出什么结论。我活着的时候情况相反，始终存在着我自己捡起这些想法，把它们引到另一个方向上去的可能性。一旦我去世，这些文章就以它们在我生前确实具有的面目保留下来，种种费解之处也都保留下来，即便对我本人来说这可能并不费解……我让你发表的那些未发表文稿都是完全死去了的，如你收入七星文库的那几篇少作，我甚至认不出是我的手笔，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不无惊讶地认出它们，好像认出很久以前一度熟悉的一个陌生人的文章那样。
——我刚才讲的那个明显的矛盾实质上在于：一方面你认为你的著作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只要你还活着，你就想保留对它的控制。所以，你在某种意义上认为你的著作更多地属于你自己而不是属于读者。
——著作属于谁，这个问题很复杂。它属于作者，同时又属于读者，双方很难调和。再说读者很少以为著作归他所有，而作者又以为他的著作是属于他的。至于我本人，我认为一个人的著作在他意识到的灭亡之前——我指的是确实的死亡，意识与身体一同死去——或者在他无可挽回地发疯以前，是属于他自己的。只要他还活着，他写下的著作仍然属于他。如果这一著作尚未完成，那么它尤其是属于作者的，因为作者可能产生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就我自己的著作而言，《伦理学》和《辩证理性批判》都是这种情况。特别是《伦理学》。因为对于《批判》来说，还有一个时间问题：我若续写，就得重新研究历史。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我从来不愿意有弟子
——对于那些未发表过的著作，你有什么指示留给你的继承人们？
——我还没有立遗嘱，不过我会对继承人们说：我已经指定一些人维护我的著作权，听凭他们和出版者去行事吧。这些被指定的人里没有我的家属和接近我的人。说真的，这个问题我不怎么操心，因为没有多少未发表的著作。
——你有大量手稿分散在各地，有一天必定会出现。肯定还有许多信件。几年以前你对我们说，像对于《福楼拜》那样，你希望读者能接触到全部材料。你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跟你说实话，我无所谓。我的信不比赛维涅夫人的信，不值得大惊小怪。我写信的时候从未想到发表，我从不讲究文体，写信的时候怎么想就怎么写。我写给海狸的信如果还找得到，倒是可以发表的，你知道，除了她交给你供七星文库采用的那些信件，她在一九四○年逃难时至少丢失了二百封。另有一些必定相当有趣的信也不见了，那是我写给“图卢兹”，就是西蒙娜·若利威西蒙娜·若利威，原籍图卢兹，早年与萨特相好，后来与名导演杜兰结合。，杜兰的女伴的信。你知道我在高等师范学院念书的时候与她有一段很长的缘分。我写给她的好多好多信，她死前几年还都保存着，后来有一天，她把信统统烧了。我在信里讲一些有关师范学院的事情，发挥一些小小的想法。我是伏脱冷，她是拉斯蒂涅拉斯蒂涅，巴尔扎克的小说《高老头》中的人物。。说到底，除了一个例外，我不反对人家有一天发表我的书信——我的信都是写给女性的，不过我确实不在乎人们发表或者不发表这些信。
——你从来不愿意有弟子。为什么？
——因为照我的看法，弟子是这样一种人，他捡起另一个人的思想，却不给这个思想增添任何新的、重要的东西，不以他个人的工作去丰富、发展这个思想，使它得到延续并且向前进。比如说我毫不认为高茨的《叛徒》那本书是弟子的著作。如果说这本书使我感兴趣——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给它写序——这不是因为我在书里找到我的某些想法，找到一种力求完整地理解一个人的方式，而是因为我从他那里学到一些东西：使我感兴趣的是来自他的东西而不是可能来自我的东西。这是本很好的书，我的意思是说这本书是新的。
——弗朗西斯·詹松呢？
——他的情况不同，他拿我做题目写了几本书；而且最后几本书不那么有趣。我想他本人现在感兴趣的是别的东西，他最好去写那些东西。不，我看不到目前有谁从我出发以新的方式从事思考。
——你不把彼埃尔·维克多看做弟子吗？
——绝对不。他不是通过我的著作而是出于一个明确的政治目的与我接近的。为了《人民事业报》能继续出版，他要求我当这家报社的社长。我一九七○年认识他的时候，他离我的思想相当远：他来自另一个知识天地，使他的思想定型的是阿丢塞尔式的马列主义。他读过我的一些哲学著作，但是他绝非全部接受。与他打交道对我是一种幸运，我得以接触一个坚实的、站得住脚的思想，这个思想与我的思想相对立又不笼统地排斥它。两个知识分子之间若要产生一种真正的关系，一种能使他们彼此都向前进的关系，必须具备这个条件。我们在一起关于自由做过许多次讨论，我想这些讨论是有收获的。
——另外，我特别觉得你在他身上看到新型知识分子的化身，这种新型知识分子融合并且超越了迄今为止一直分开的两个类型——你曾经以某种方式代表过的古典知识分子类型以及活动家、实干家类型。
——你不妨这么说。彼埃尔既代表彻底的、自主的理论活动——就是说不受任何政党指令的约束——又代表与一个具体的群众行动相联系的政治活动家。你马上会对我说——而且你说得对——彼埃尔曾是一个领袖，正因为这一点他曾与我认为必须达到的境地相矛盾。我认为必须在一个组织的成员之间，而且推而广之在一个社会的成员之间达到完全平等。当然我与前无产阶级左派的关系的历史主要是我与一个人的关系的历史。这个人便是彼埃尔，他是无产阶级左派的领袖，对这个组织拥有巨大的权威。他最终明白过来，这个权威是有害的，这正是前无产阶级左派自行解散的原因之一。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做过许多次讨论——这可以在《造反有理》里见到——彼埃尔逐渐接近我的想法，特别是我关于自由和拒绝等级观念，一切等级观念，拒绝领袖这个概念本身的想法。
——你讲到相互改变。发生的情况却是，他改变了，你没有变。你们之间难道不是一种父子关系吗？父亲由于未能陶冶儿子的思想便改变他的思想。
——但是我丝毫不把彼埃尔看做我的儿子，他也没有把我看做父亲！你要那样理解我们的关系，就大错特错了。我们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尽管年龄悬殊，这与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