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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疲力竭的赛跑”。我以为，如果你有如此强烈的紧迫感，这是因为你认为只有你能说出某些绝对应该被说出来的东西。对不对？
——在某种意义上是的。我是从那个时候起写《辩证理性批判》的，这本书把我咬住了，占去我的全部时间。我每天工作十小时，服用科里特拉纳一种苯丙胺类药片。——最后我每天吃二十片，我的确感到必须完成这本书。苯丙胺使我的思想和写十分敏捷，至少是正常速度的三倍，而我正想尽快写。
正是这个时期，我在布达佩斯事件之后与共产党人决裂了。并非全面决裂，但是联系切断了。一九六八年以前，共产主义运动似乎代表整个左翼，以至于与共产党决裂就使你处于一种流放境地。一旦人们脱离这个左翼，人们不是向右转——如那些投向社会党的人所做的那样，就是处于某种期待状态，那个时候惟一可做的事情就是努力把共产党人拒绝人们加以思考的东西一直思考到底。
写《辩证理性批判》对我来说是在共产党对思想施加的作用之外为我自己的思想结账的一种方式。《批判》是一部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却是反对共产党人的。我那时候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被共产党人完全歪曲、篡改了。现在我不完全这么想。
——我们以后再回到这个问题上去。你之所以有这种紧迫感，是否也因为你上了岁数，感到年龄不饶人？一九五四年，在莫斯科，你的健康第一次出现问题。
——那一次问题不严重，我的高血压发作了，我以为这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暂时不适，也和我正在苏联首次小住有关，那次逗留对我并不愉快，把我搞得很疲劳。当时我没有感到自己身上已发生某种变化。但是这以后不久，戴高乐取得政权的时候，我就有这种印象了。
我当时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一九五八年冬天，有一天，我开始感到很不妙。
我还记得那一天，是在西蒙娜·贝里欧家里：我正在喝一杯威士忌，我想把酒杯放回到一张小桌子上去，自然而然地，我的酒杯从旁边掉下去了，不是我手笨，而是平衡失调。西蒙娜·贝里欧立刻发现了，她对我说：“去看医生吧，情况很糟糕。”确实如此，几天以后，我还在写《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时候，与其说我在写作不如说在涂抹：我写出一些没有意义，与剧本没有关联的句子，叫西蒙娜·德·波伏瓦大为惊慌。
——你自己那会儿也感到害怕吧？
——不，但是我看到自己的健康毁了。我从未感到过害怕。但是我停止工作——我想有两个月工夫我什么也没有干。然后，我重新开始工作。不过这使《隐居者》晚一年脱稿。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
——我以为，那个时期，你强烈地感到自己对读者、对你自己负有责任，感到你在《文字生涯》里面谈到的那些“人们缝入你的皮肉的指令”：总之，要么定作、要么完蛋。从什么时候起你开始放松了，如果说你也有过放松的时候？
——最近几年，自从我放弃写《福楼拜》以来。对于这本书也是这样，我付出巨大的劳动，服用科里特拉纳。十五年来我断断续续写这本书。我写点别的东西，然后我又回到《福楼拜》。但是我不会写完它。不过我并不感到多么不幸，因为我认为我想说的主要东西，我在前三卷里都说了。另一个人可以从我写成的三卷书出发写出第四卷来。
尽管如此，这部未完成的《福楼拜》还是使我感到内疚。说“内疚”，可能是过分了；归根结底，我是迫于实际情况才放弃的。我本想完成它的。同时，这第四卷要研究《包法利夫人》的文体，这对我既是最困难的又是最乏味的。不过，我告诉你：主要的已经完成了，即便作品还悬在那儿。
——这个评价是否适用于你的著作的整体？人们几乎可以说，这部著作整体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没有完成。难道这不使你……
——不使我烦恼？一点也不。因为所有的著作都是未完成的：所有从事一项文学或哲学著作的人都不会完成它。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间不够！
——今天你是否不再感到时间的紧迫？
——不，因为我做出决定——我说得很明白：我做出决定——认为我已经说出所有我想说的。这个决定意味着我把所有我还想说的，所有我没有说的，都一刀割断了，因为我把我已经写出来的看成是主要的。我对自己说，剩下来的不值得去费劲，这不过是人们偶尔心血来潮，比如说想用这个或那个题材写一部小说，后来又取消这个念头了。
事实上不完全是那么回事：如果我把自己当做一个来日方长、身体健康的人来提出要求，那么我会说我没有竣工，我没有说出我想说的一切，还差得很远。不过我不愿意对自己这么说。如果我还能活上十年，这就很好了，这就不错了。
——这十年你打算用来做什么呢？
——用来做一些类似我们正在准备的电视节目那样的工作，这套电视节目我认为应该成为我的著作的组成部分。还用来写一部对话录，我已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开始写这部书，这是《文字生涯》的续编，但是这一次将根据主题编次，而且在文体上将没有《文字生涯》那样讲究，因为我再也不能在这上头下工夫了。
——但是在你说到的这些计划里头，你投入的心血少了。
——我投入的心血少了是因为我可以少投入一些。因为我在七十岁的时候不能指望在剩下的十年有效的生命里，我会产生我毕生最重要的小说或哲学著作。大家知道从七十岁到八十岁这十年是怎么一回事……
——所以原因与其在于你的半失明状态，不如说在于你上了岁数？
——半失明状态是个意外事故，我本来还可能遇到别的意外。我只是通过这个半失明状态以及死亡的临近才感到自己上了岁数。死亡是绝对否认不了的。并非我老想着它，我从来不去想它；但是我知道它要来的。
——你以前就知道这一点了！
——是的，但是我以前不去想它，真的不想。你知道，有一个时期，一直到三十岁左右，我甚至以为自己是不会死的。但是现在我知道自己会死，虽然从来不去想它。我只不过知道自己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因此有些事情不允许我去做。由于它的规模太大，并非由于它们太困难，因为我以为自己的智力水平与十年以前差不多。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应该做到的事情已经做到了。做得好坏，关系不大，但是，无论如何，我试过了。再说还剩下十年呢！
——你使我想起纪德在《忒修斯》（Thésée）里说过的话：“……我完成了我的事业，我没有虚度此生……”他那时候七十五岁，他也有这种宁静的心理，这种因完成职责而感到的满足。你也会说同样的话吧？
——完全一样。
第六部分：萨特精选集文论非常沉重的负担
——用同样的精神？
——需要补充其他东西。我不是以与纪德相同的方式想到我的读者们。我不是以与他相同的方式想到一本书的作用。我想到的未来社会与他想的不一样。但是，只拿个人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是相同的；不错，我做了我要做的事情……
——你对你的一生满意吗？
——非常满意。我想如果我的运气更好一些，我还可以探讨更多的东西，做得更好一些。
——如果你略微注意自己的健康，你本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因为你在写《辩证理性批判》的时候把身体搞垮了。
——健康是干什么用的？与其有一个很好的身体，不如去写《辩证理性批判》——我这么说没有骄傲的意思——不如去写一部长的、紧凑的、对自己来说是重要的著作。
——几个月以前，你既带着幽默又不无感伤地对我说过：“我衰退了，我活过头了。”你今天有没有感到自己不被人理解？
——不被人理解，这说不上，如果你是在有些十九世纪的诗人和作家不被人理解这个意义上用这个词。不过也不能说很被了解。
——你小时候有两个野心：做一番事业和出名。你从什么时候起知道自己赢了？
——我总相信自己会赢的，因此我从来没有很明确的获得成功的印象。不过，说到底，战后我是赢定了。
——换句话说，这个毋宁说是个负担的名望，是一九四五年掉到你头上来的……
——非常沉重的负担……
——它也让你高兴吧？
——你倒是想想看，它并不叫我高兴，因为这个名望里有那么多的辱骂，甚至还有诬蔑，它叫人恼火。但是它不叫人灰心，远远不是，因为这以后我在里面找到一些乐趣。不过，一开始这是以最令人不快的方式强加给我的——仇恨。
——仇恨影响你的情绪吗？
——不，现在不再触动我。不过当时我在领教它的滋味。我刚熬过德国占领，这很不好受，偏偏我又在我的同胞们身上找到仇恨。这真叫我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这事最终解决得很好。他们始终恨我，但是，重要的是，年轻人与我的关系很好。一直到一九六五年。我的意思是说，六八年五月的事件是在与我无关的情况下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