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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4达道者何？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三代之英，升平世小康之道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者，官天下也。夫天下国家者，为天下国家之人公共同有之器，非一人一家所得私有，当合大众公选贤能以任其职，不得世传其子孙兄弟也。……且人人何能自保不为老幼矜寡孤独废疾乎？……故大同世人人分其仰事俯畜之物产财力以为公产，以养老兹幼恤贫医疾，惟用壮者，则人人无复有老病孤贫之忧，俗美种良，进化益上，此父子之公理也。
分者，限也，男子虽强，而各有权限，不得逾越；岿者，威也，女子虽弱，而巍然自立，不得陵抑，各立和约而共守之。此夫妇之公理也。
……
无所谓君，无所谓国，人人皆教养于公产而不恃私产。人人即多私产，亦当分之于公产焉，则人无所用其私，何必为权术诈谋以害信义，更何肯为盗窃乱贼以损身名！非徒无此人，亦复无此思。内外为一，无所防虞，故外户不闭，不知兵革。此大同之道，太平之世行之，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与人大同也。
这种注解仍然相当传统，其中最多包含对西方理念的一些暗示（如“必进化至大同”这样的句子），但是它所产生的影响，却是难以估量的。就在他完成《礼运疏》的同时，康有为同时完成了他的初名为《人类公理》（Universal Principles of Mankind）一书大致框架的初稿，并于1887年重新修订。根据他的学生梁启超的记述，他的这本书于1902年，即他的政治惨败三年之后，在大吉岭——英属孟加拉的一个优美避暑胜地最终完稿，并最终定名为《大同书》。这部书在1913和1929年就以摘引的形式出现了，但不幸的是，足本一直到五年后才得以出版（足本的推迟出版，使我们几乎不可能确定这个改订本在1902年的手抄本基础上做了多大的修改），包含了康有为为世界重定秩序思想的精华。很明显，他相信我们对这世界在此之前所知越少，“大同”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因为尽管那些他曾经梦想过的，在他死后大部分都已经成为现实，他仍然认为这个世界就他所设想的而言“仍旧不够成熟”，因此他也一直拒绝将他的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尽管德裔美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ch Hirth，1845…1927年），甚至美国总统威尔逊都对此曾有建议，但是，这本书仍有异于其他乌托邦作品的独特特征：它并不是将它的理想世界放置于某一个历史或地理的空间，或者详细地描述从现在到达理想社会必须经历的不同阶段。因此，《大同书》就不仅仅是一个号召实现大同社会的说明，而是一份行动计划，这个计划基于前文曾提及的社会发展三阶段的基本模型。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二节“大同世界”的幻影（3）
这个多卷本著作的第一版中文本有将近四百五十页，如果翻译成欧洲文字的话，页数将会是这个数目的两倍。此书的第一部分为“人世之苦”，这种语言表达，毫无疑问带有佛教的色彩。但仅仅这样了解就太过浮浅了，因为佛教的生命弃满痛苦的前提引出的是对生命和世界的拒绝，而康有为面对痛苦，所采取的则是儒家式的积极面对。像菩萨那样，康有为认为自己的使命，是改善而救此世道。他将人世之苦分为六大类三十八种： 1） 人生之苦七； 2） 天灾之苦八； 3） 人道之苦五； 4） 人治之苦五； 5） 人情之苦八； 6） 人所尊尚之苦五。他对苦的这种分析，与佛教的方法完全不同。对他而言，尽管在他列表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人生之苦”，但使人类遭受痛苦的并非生命之轮本身。相反，时时刻刻限制人使人不能得自由的，是迷宫般各种各样的“界”：
305然一览生哀，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九界者何？一曰国界，分疆土、部落也；二曰级界，分贵、贱、清、浊也；三曰种界，分黄、白、棕、黑也；四曰形界，分男、女也；五曰家界，私夫子、夫妇、兄弟之亲也；六曰业界，私农、工、商之产也；七曰乱界，有不平、不通、不同、不公之法也；八曰类界，有人与鸟、兽、虫、鱼之别也；九曰苦界，以苦生苦，传种无穷无尽，不可思议。 这种观点成为这部书的基本构成。在第一章引言之后，随后又有九个章节，极富逻辑上的连贯性（除了部分难读的章节和一些与其他部分相重复的段落，可以看出是在最后完稿时对手写稿改动加长后所致），这本书在结构上排除了干扰，体现出“大同”的宗旨。这种结构本身，已经暗暗体现出这本书背后包含的极端乐观主义精神。仅仅对“界”的消除，就会自动地确保一个幸福世界的产生。“九界”排列的顺序，肯定经过了提前的计划，因为它提供了最后达到拯救的进度表。这并不表明，某一界必须在前一界去除之后才能得到去除，而是说这些不同的界将以这样的顺序在不同的阶段交迭消隐。这就是康有为要求第一界“国界”能够先行消亡的原因，而那些贵贱清浊的“级界”、不同肤色代表的“种界”以及财产所产生的“业界”的逐渐走向消亡，在康有为生活的时代已经成为现实。自由的进程已经开始，康有为的理想要完全实现还需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过程。举例而言，通过国联的建立，康有为仿佛已经能够看到自己所设想的世界政府的雏形。但是要消除最后的“界”，如那些人与动物之间的界线，生与死的界线，仍然漫漫无期。真正的乌托邦观点仍然被遮蔽在神秘的黑暗之中，这一点，甚至对康有为自己也是如此。
世界政府
306以儒家理想的世界观点来看，世界的发展可被描述为三个阶段：远古的“无序”（disorder）阶段、小康以及大同社会，这其中包含了对始终存在的危险的探讨，即，即使某种社会形态已经实现，它依然包含有倒退到早期腐败的可能。要对康有为描述的“大同”社会进行一个清晰、一致的描摹，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种发展的理论，与其他许多更“真实可信”的乌托邦思想有着如此惊人的不同，因为它超越了时间与空间的层面。也正是这一特性，赋予康有为的理念一种特殊的活力与现实性。在他看来，一个君主统治之国，超越第一个境层的内在发展，来自于对武装的解除和对战争的远离。在这里，他无需引用西方和平主义运动的例证，只需上溯至中国古代思想家，主张“非攻”的墨翟即可。清代后半段对这些思想家的重新发现，绝不仅仅是出自偶然，它们都紧密的联系着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而且“大同”思想本身也在很大程度上含有类似的社会主义理念）。康有为书中所附三行的表格，清楚地表明在所有发展阶段当中，武力与武器都是先在数量上得到控制，再使之国际化，最后达到全部销毁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如同在体育竞技场上，惟一被允许的争斗仅仅应当是“敌人最多可以伤害对方，使对方成为阶下囚徒，但却不能杀死对方。”军事的国际化过程，反过来可以为各个邦国的最终联合做准备，并在前一阶段国际化的合作之下，最终产生“世界之国”。康有为明显相信他已经发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即历史存在一个向更大的政治联合体发展的整体趋势，他对这个趋势的过程已经有了深入的理解，并将其视作为达尔文进化论在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例证：
俄奄亚北，法取安南，突尼斯，荚吞缅甸，日并高丽，琉球近者非洲皆瓜分矣。其小国存者逻罗，阿富汗皆以瓯脱为缓冲耳。若埃及之蜀，摩洛哥之隶於法，已不能久矣。盖分并之势乃淘汰之自然，其强大之并吞，弱小之灭亡，亦籁以为大同之先驱耳。而且，美以联邦立国，尤不合国之妙术，分诸弱小忘其亡灭。他日美收美洲，德收诸欧，其在此乎，此尤渐致大间之轨道也。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二节“大同世界”的幻影（4）
307这种世界政治上的联合，将不可避免地伴生出自然法。在一段时期之后（康有为认为是“大约一百年时间”），将进入“所有弱小的王国已被消灭”的倒数第二阶段。在此阶段内，康有为计划将世界分为“十洲”。“十洲”的概念早在公元1世纪就已在中国产生，用于描述与“四海”并称的天下疆土。它们将包括欧洲、东亚、南海、北亚（西伯利亚）、西亚（中亚与印度）、南美、北美、中美、澳大利亚与非洲。但这些“十洲”都不过是短命的过渡。在这次彻底的世界性归并之后，将会产生被纯粹数学化分割后的世界格局，在这个世界格局之中，民族利己主义将无处藏身，这一切将为“大同”的理念做充足的准备。在世界被一百条经线与一百条纬线分割之后，世界将仅仅依据经线、纬线的网络分为一万个国家，就如同新生儿被依据他的出生地区别一样。然而，这些领地（土）的划分并不是行政区划的基础，有两个原因：其一，它们还包含了广大海域。其二，也是更成问题的一点，是它们在大小上并不完全相等，因为即使它们的经纬线具有相等的长度，但它们的宽度却并不一致：在赤道附近，构成的领域将接近正方形，但在南北极点附近，他们的长度、宽度却变得狭窄，好比玉米尖的纹路。虽然如此，康有为还是将自己卷入了对于土地长短级别更为复杂的计算中，计算如果四百华里，换算成公里各洲的面积如何（按照比例，1华里=0575公里，则四百华里约为230公里）。带有随意性地，康有为将此数值换算为一百英里（一英里=1609米，即约161公里），而这个数据成为他的基本数据单位。在将这些大洲依据西方数据划分之后，他再将这些地域依照级别进行划分。复杂的计算，加上一些印刷错误，康有为计算出了5238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