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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一篇论述中，人人绝对平等的观念，被更为细节地落实，而且通过实例被描述为一场确实的社会运动：
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何得存此疆彼界之私？何可起尔吞我并之念？有衣同穿，有饭同食。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无论何人有疾病，都应当寻医生治疗其病。至于孤疾残弱，无论男女，应当更加关爱，为其沐浴更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不忽略分享喜忧、分担痛苦疾患的理念。使老人得到安全的保障、青年得到关爱，来自东王对天父爱众生的理解以及将他们所有视为兄弟的天王的宽宏。此段文字后半部分中文原文，寻找不到，文字由译者从英文本译出。——译者注
当然，要通过上述寥寥数语，就企图从那些陈词滥调中，发现整个运动的主要思想脉络十分困难：对老弱病残的照料看护长久以来便已经是儒家所主张的信条。另一些乍一看较为新鲜的主张，比如爱惜衣物，在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中，作为天国净土（Uttarakuru）的概念，也有踪迹可寻。
孝敬老人，这一概念同样有儒家深厚的传统。从孟子的人伦秩序系统，到梁汝元的家族共产主义，同样是有意识的在分配土地上的平等主义准则，是贯穿于整个中国历史，政治与意识形态争论的核心问题。在1853年颁布的《天朝田亩制度》中，我们能够看到下列文字：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8）
289凡田分九等。其田一亩，早晚二季，可出一千二百斤者，为尚田；可出一千一百斤者，为尚中田；可出一千斤者，为尚下田；可出九百斤者，为中尚田；……可出四百斤者，为下下田。……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几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处荒。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也。
凡男妇每人自十六岁以尚受田，田多于十五岁以下一半；如十六岁以尚，分尚尚田一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尚尚田五分。又如十六岁以上，分下下田三亩，则十五岁以下减其半，分下下田一亩五分。
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蠹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尽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均，人人饱暖矣。此乃天父上主皇上帝特命太平真主救世旨意也。
但两司马存其钱谷数于簿，上其数于典钱谷，及典出入。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钱。如一家有婚娶弥月事。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总要用之有节，以备兵荒。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凡两司马办其二十五家婚娶吉喜等事，总是祭告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切旧时歪例尽除。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The Holy Book of the Old Testament），新遗诏圣书（The Holy Book of the New Testament）及真命诏旨书（The Book of Truth＇Heaven…＇manded Edicts）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行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
这种奇怪的，一半为儒家，另一半基督教清教田园牧歌式的想像的政策主张，当然不可能得到最终贯彻。正如他的副手，一位排长所言，即使是洪秀全自己，也不能完全无差别的对待他的追随者，做到他自己所声称的，对所有人以兄弟相待。他和他的同道所试图建立的制度，不过是一些老套、传统的平等诉求，以吸引南方诸省的下层大众，因为那些省份的组织建立在秩序而非平等的基础之上。因为太平天国的管理机构、军事机构是建立在周礼，这公元一千年前就已经确立的等级秩序之上，而此秩序，千年以来一次又一次的被政治改革者当作理想中的模型加以实施。尤其突出的是，当我们比较权力结构与职务名称时，我们会发现太平天国不但复制了这些职务的名称，同时也复制了职务专门的术语。然而，仔细观察后，我们会发现所谓这些周礼中官名的使用，其实也不过是使用其名称而已。那么做，仅仅是为得其名，而并非真正行其实。举例而言，官员们具有和“周礼”中所描述的同样或相似的官名，但他们的具体职能，却与周礼中的描述不尽相同。在中国学者中，人们热衷于讨论太平天国所以有那样的表现，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并没有足够的和平时间，进行他们的管理实践。这是个有趣的问题，不仅因为它会引入下一个问题，即他们所谓“太平”的“天国”，有多少乌托邦的幻想，而且因为它再次激起了我们曾经讨论过的问题：中国文官的领导权与军事者领导权之间的关系。
在太平军最高的领导梯队中，这两个层面（即文官领导权与军事领导权）并未清晰分开，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先在的组织模式。发表于1855年，太平天国忠诚部队使用的针对其政治架构的一组秘密报道，尽管或许并不客观，但却绝对真实，有如下细节记载：
王的称号（除了作为“天王”的洪秀全，其余四个王都以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命名），在太平军中是最高的级别。随后是侯、丞相、指挥、将军。这些职位能够向我们表明太平军中央政府的系统和结构。在军队中，则有监军、军师、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以及两司马本段文字由译者从英文本译出。——译者注。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9）
290撇开文官“中央管理”与“军权”的分割，那些“王”的称号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文官与武官的阶层实际上处于互相交错的状态 。还有一点值得指出的是，武官的等级，往往要远远低于文官管理者的位置。事实上这意味着两者皆成为了“两司马”的底层，举例而言，被称为“官士”（sergeant）或者“未任命指挥”（nonmissioned officer）的那些军官，在军队中的位置至多是一个排长，而他在“天朝田亩制度”之下所行使的，则是纯粹的文官职能。在这一点上，太平天国的行政制度与周礼的理念显示出了明显的相似之处。因为同样，依据周礼，对下层的区分管理，表面上看去是为了纯粹的军事目的（比如，对士兵数量上的管理，都要将他们以家庭的方式编制，而且数量上也控制在既定的数量之内），实际上都清晰地附带有对民众进行组织的行政管理意图。军士在和平时期耕作，在战时有成为武装起来的民兵（citizen soldier），一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观念，这样明显有儒家周礼影响痕迹的制度存在于太平天国之中。但是这样存在的危险是，文官与武官之间的平衡有可能很容易就被打破，并且造成随之而来的破坏性后果。另一方面，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儒家文官指挥军队的制度在军事上很容易遭受到失败，原因很简单，那些文官缺乏实际战争的经验。而从另一个角度讲，尤其是在宋代以前的时代，纯粹的武官掌控军队又会造成整个文官体质的崩溃。因为他们必然地与儒家处于敌对状态之中，而且由于会被迫陷入持续的战争，几乎所有秘密社会，包括太平天国在内，都倾向于强调军事的力量。那些“市民”从来没有机会真正松懈他们的组织性，而那些军士，也几乎没有机会真正从事耕作生产。尽管并非有意，太平天国中军人的地位仍然一步步超过了农民（这一点，我们能够从由军士到农民的变化被称为“降级”看出来）。原因很简单，军人对于保障太平天国的生存来说，要比农民更为重要。尽管，在太平天国1863年定都南京后，洪秀全个人基本上完全从军事指挥的位置撤出，但太平天国的领导层仍然逐渐加强了对军事行动的重视。本来，东王杨秀清不仅被当作圣灵，而且还被当作“天父之口”受到尊重，从而获取了越来越多的权力。洪秀全则在此基础上，依照杨秀清的申述，对杨秀清借“天父之口”宣告的政令进行认可。但是，即使在杨秀清死了以后，实际的权力仍然掌握在那些将军手中，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敢于公然反对洪秀全的方向。即使洪秀全自己，也没有将自己视为和平的帝王，而是相信自己受天地委托，卷入了与精神世界的魔鬼（颇具道家特色）进行的斗争。而他的追随者则逐渐发现，他们眼看着就要抵挡不住现实世界敌人们向他们发起的进攻了。
291令人惊奇的是，与其他以往未受到过基督教影响的农民起义不同，太平天国提出了解放妇女的主张。文官、武官领导权的冲突体现出的它与以往农民起义的间接联系是可以辨别的，但在妇女解放这样一个层面上，它却远远走在其他起义的前面。已经有部分文献可以证明，男女平等的思想，可以成为贯穿整个太平天国意识形态的一条思想线索。至少在最初，男女平等的主张还经常被付诸于实践。缠足被命令禁止，在新修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