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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印，与同时代盛行的“大字报”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无数大字报可以被视为它的副本。这些大字报，以手写体的方式，表达一个个匿名个体的意见。但由于它们的声音，来自数以百万计的作者，并在这个程度上代表着人民，它们同样成为数以亿计的公众的样本。这些“大字报”，多重的可怕回声，从许多方面成为毛泽东的思想的折射反映。然而同时，这些大字报的作者却认为他们所表达的是人民的思想，并且通过这种思想的互动，能够使事理越辩越明。
416在许多宗教信仰（以及由这种宗教信仰所产生的政治系统）中，都不乏这样的对话关系，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举例而言，那些祈祷者的开始，就已经包含了他们思想的根源。面对具有巨大力量的“您”——无论他是人、神人还是神——个体都占据了双重的位置。另一方面，所有得以使他区别于他的跟随者的特征，如出身、性别、地位和财富，都变得不那么突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浸润人心，并且使得所有被这种说法所感动的人互相成为兄弟，和尚作为这些人群中的一种，他们就只穿最低级别材料缝制的衣服——“袈裟”，使得所有个性特征就此消失。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可谓唐代丝绸的一座地下博物馆。其中出土的唐代金丝袈裟等为稀世珍宝，由此可知作者对“袈裟”的判断并不全然正确。——译者注主观地说，对这伟大的“汝”（thou）的辨识，能够使他超越某一个体，从而具有令人炫目的精神高度。由于这个高度并非它自己可以达到，它的赐福就会更加强烈。考虑到这其中危险的非理性因素，儒家反对这种对于政治领袖近乎神秘的崇拜。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回想起的，是对于12世纪的大众领袖钟相的批评态度。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者”墨翟接受并且详细地描绘了这种上与下之间的交流，这当然不是出于偶然。他所提倡的“尊天明鬼”，其主要目的是达到国家领袖杰出人格与“兼爱”后凝聚为一的平民百姓相互之间的融合。也正是墨翟，反对当时“缺乏信仰的时代”，并在这一点上，更加偏向于整个时代有强烈的信仰。这些都向我们表明了，尽管或许存在某些外在形式上的相似之处，中国的思想图景与西方仍然具有极大的不同之处，在理想的实现处于危险状态时更是如此。信仰的时代，即公元3世纪到9世纪佛教盛行的年代，或许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那是个充满外在活力的时代，一个思想和政治处于危险和动荡的时代，一个处于不断扩张、变化和发展的时代。另一方面，在启蒙的时代，即10世纪到19世纪新儒家最为鼎盛的时代，那是一个理智与冷静的时代，一个不断集中又处于收缩的时代，一个保守而又孤独的时代。这种奇怪的互惠关联的原因，在于中国从未向外输出过宗教，从未有过传教行为，但却又经常是外界传教活动的目的地。道教，作为中国惟一的本土宗教，也从未跨出过这个帝国自身的疆界。因此我们可以说，在中国，宗教经常是与国外、与维新和革命、与胆略和冒险联系在一起的。正是由于宗教的原因，中国才得以逐渐并且持久地、历经千年不断影响着它的邻居。然而，严格地讲，儒学并不是一种宗教。但由于它不可抵挡的理性因素——远胜于充满幻想和乌托邦思想的所有宗教——儒学一次又一次地破坏了那些可能影响世界的新的思想种子。那些包含新的可能性的种子，尽管其中必然有乌托邦思想和宗教因素，但当他们得到贯彻和实践时，与它们原初的理想一定又会有相当的不同。
在中国，宗教甚至巫术都不可避免地与复兴、运动以及革命相联系。所有反儒家的那些正视并且希望替换社会等级秩序的理念，如我们所看到的，全都基于在宗教环境下建立起来的完全自由平等的家庭模型。它们中的部分思想来源于道教，因为至少在他们的想像中，那些乡村田园（尤其是洞天福地以及天界或某些仙岛）并不存在阶级区分的概念。部分也来源于佛教，因为佛教也有它所描绘的天堂。最后，还有的来自于秘密社团，它们经常吸收外来思想的形式，并经常在发展过程中导向无政府主义。在一个现实主义、理性和现实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社会里，这些思想必须在非理性的地下环境中长久地生存下去，而很难一夜摆脱那种长久以来形成的恶名。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6）
417以这个观点来看，对游泳和太阳两个方面的赞颂与宗教的联系就变得更加可以理解了。它们代表田园生活和军队两个层面。因为现代西方历史有相对的两个方向，我们可以将之称作回归主义与保守主义。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造反运动，不仅有宗教意识形态的折射，同时还开始于文学化的乡土，那“鸡犬相闻”的广袤农村。那些造反者，或者原本为帝国戍边的士兵，或是始为亡命之徒的强盗而后为士兵的农民。以这样的传统，中国人在决定造反之前，必将经过很长一段时间，而那些理性、缓和、渐进的改革政策同样也不会受到猜疑。在中国的历史上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尽管经常是不公平的），即那些要求变革的讽谏，如邓拓，在过去的几个世纪往往被那些正直的儒家学者的言论所遮蔽，而其理由，是“利不百，不变法”。不幸的是，这些传统的反对变革的言论，正是当年儒家学者反对法家商鞅变法时所采用的说法。
418中华帝国的缔造者秦始皇，所采用的“新”的、残忍的“法家”系统（或者说是法西斯式的统治或许更为恰当），使得当时儒家学者甚至所有受教育阶层受到冲击。它所产生的影响十分长远，以致在随后整个儒家思想主导的两千年中，“新”都被默认为与“法”无关，如果没有成例，则不存在另立新法的必要。在这样的创伤下，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两种选择之外别无出路：要么，承认这个基于永恒儒家律法的现世世界；要么，逃离此岸进入另外一个精神的、宗教的世界，但是这个世界与现世全无关系。因为这个类似于道教的洞天福地内的天堂，这个狭窄的联系通道——须由乌托邦通向新的天地，由从未实现到将可能实现——被秦朝所阻断了。如果想要了解为什么中国过去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有保守的倾向，首先必须了解这个他们曾经受过的伤害。但同时，我们还必须认识到，现代中国受到的，是另外一种相反方向的伤害。它发展过程中的每一步，从头到尾，现在看来都伴随着怀疑，并且伴随着出现发展的停滞。所有朝向传统的求助同时都伴随着疑虑，担心数世纪以来的尘土，将会如同霉菌一样，附着并且干扰那些新的生命力。这些或许就是那些无数运动和跃进的原因。那些运动永远向前方冲刺，却也始终停留在朝向过去与睡梦的漂流中。
无法解开的结
尽管或许并非有意，这种不安在文化大革命后仍然传播到西方。与传统的工业化国家必须输出革命的概念相反，中国，一个没有巴士底监狱和巴黎公社运动风暴的国家，现在看来希望向整个世界输出它的革命模式：动荡开始于乡间和农村地区，而这正是今天的前工业化国家，如亚洲、非洲、南美洲一些国家认为自己所处的状态。它们的“贫困”，它们的“一穷二白”，它们的“平静，美丽和简单”，令人惊讶地成为了“城市”——那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造反所应当模仿的对象。它们将革命从乡村带向大都市，就如同中国历史上那些农民、强盗和士兵不止一次做过的那样，在中国的各省之间奔袭流窜。尽管西方与中国的历史经验完全不同，但是这种古老的造反方式，实际上已经在当今某些孤立的情况下被不同程度地采纳和接受。这其中的原因，大概是它们都有着与中国相类似的创伤经验，而正是这种经验，引导中国走向一条新的、乌托邦的道路，并由此走向革命。因为尽管在西方（包括所有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由于对运动的恐惧和近来的停滞，并未回到那些遥远的事件中去。但工业化已经使得时间的概念加速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以往需要一代人才能完成的变化，现在即时就能完成，因此，这些国家开始类似于那些进入道家仙境的游客，可以跨越时间的限制。作为结果，它们并不关心某种经历究竟是否是几千年、几个世纪、还是仅仅几十年前过时的旧物。
在时间脉搏跳动越来越快的时代，个体以及他的时代寻找幸福的机会——相比那些只有借助消极等待才成为可能的时代——增加了。而那种消极等待所能得到的幸福，毫无疑问将会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消失。并不一定要等到明天，我们应该知道，今天就是审判之日。极乐世界已在眼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它的运行和完全的转化。如果他有力量、有弹性、有内部无限多样性的可能，可以看到审判日黎明的来临，那么他将会经历一种透过一个小点看到整个未知世界斑斓景色的狂喜。但是，如果他是再一次将自己浸没入过去的世界当中，把将来等同于往昔和他熟悉的历史，或者平静地等待奴役的来临，选择一条不会带来伤害却也从未可能有所成就的道路，他就将永远再也不会发现这个世界。他将会向所有那些由天堂回来的人那样，作为一个陌生人，来到这个彻底改变了的世界，被那些对他存有疑虑的人环绕，并与那些人存在无数代的隔绝。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7）
419乌托邦与理想、与幸福完全不同，它们太容易被谎言所污染。那些宣称将乌托邦带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他们与真实的距离跟那些认为乌托邦永远不可能达到的人一样遥远。对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