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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不仅在中国，而是在世界几乎所有其他地方，都有这种对克服自然法则——这同样也象征着社会加诸个人的束缚——的想像，这是一种对飞翔的渴望。当然也不仅飞翔，因为游泳经常也具有几乎相同的象征性：它同样允许人超越二维空间的运动限制；游泳的过程伴随着手与脚有节奏的运动，与飞翔也有相似之处。而且，游泳在农村和乡土中国，也相对是一种比较杰出的技能。游泳使人处于并非一种与生俱来的奇妙状态，也正是这个原因，游泳又常常与死亡紧密相连。游泳可能溺水，而飞翔则可能从空中坠落。这两点，对人都是真实存在的危险。也正是这些与游泳相关的联系，使我们能够解释为何中国哲学进入形而上讨论，涉及自由、流浪与忍让时，“水”经常是明显的字眼。郭店楚简有《太一生水》篇，是考察中国哲学形而上中“水”的重要文献，但与本文作者的阐释有异。此处保留作者的原观点。——译者注或许，最有名的是“浪”的概念，它往往意味着“风流浪荡”，“漫游”以及“浪漫”（中国人还有“浪子”的说法）。在道教而非相对静态的儒教中，“浪”后面的几重意思，毋庸置疑具有积极的价值。
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奇特主题的复合体几乎贯穿了整个中国思想史的秘密传统部分。这种传统并非一种构造，它在中国作家如林语堂等人的作品中都有体现。再一次，屈原成了这种传统的起点。怀着对天地的失望，他选择自沉作为自己的最后归宿，而这也成了中国所有那些希望超越恶魔般世界却又不可得，最后自身受到毁灭的人的行为原型。诗人李白可以象征这种典型的命运，有传说他在醉酒后，欲捞水中月亮的倒影，结果溺水而死。在这个宏大的想像图景中，醉酒和对另一个天堂般世界的梦想，飞翔与游泳、溺水与生命的完结，这些所有的因素都被结合在了一起。但同时，仍然还有许多中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他们也选择溺水作为完结生命的方式，这样的死亡已经不是传说，而是源于政治的剧变和他们信仰的崩塌，这些都使他们觉得自己所在的世界是那么前所未有的陌生，惟有以一死离开这里，寻找另外的天堂。这其中包括宋代的遗民，怀着对正统王权的最后妄求而纵身跳海，也包括许多最近时代的学者。中国传统教育出身的学者王国维（1877…1927年）便是其中之一。他曾经钟情于叔本华，钟情于现代社会，但却并不能真正脱离旧时代，最终自沉于颐和园，以自己的生命效忠传统，并因此成为整整那一代人的象征。甚至毛泽东的生命也未能完全脱离这个主题。在他的口头自传中，他说在十三岁时，由于与父亲发生激烈的口角而被父亲追逐，他跑到村子的池塘边，因为恐惧跳到了水里。这是这种绝望后的行动，后来他在家里被允许拥有了更大限度的自由。这种葬身波涛的自杀方式，对于那些绝望的人来说应当具有一定的吸引力，那些人会相信，这样的死亡能够在他们永别这个世界之前，洗净在这个世界沾染上的尘土。但是，那些真正坚强的选择死亡的个体，告别这个旧世界，进入新世界，并不会选择这个全新的他们并不熟悉的途径。更值得奇怪的是，我们所能接触的所有这方面的例子，几乎全都来自于神话和传说。《庄子》中，有官僚劝谏鲁侯不靠舟车，“而独与道游于大莫支国”的典故。。当我们涉及政治现实时，很自然地，这些传说就只能被当作流言而已了。公元5世纪，孙恩造反的故事可以是很好的例子。他与他的同伴跳入波涛滚滚的扬子江，因为他们相信天堂就在不远的地方，并且最后变成了水鬼。这个故事仿佛在告诉我们，他们最终征服了波涛，并在非同寻常的物质——水中，寻找到了他们的幸福。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4）
413正是这种背景，有助于我们加深理解毛泽东最近一段时间极为引人注目的奇怪举动（他的行为，那些连接“知”与“行”的努力，经常要比他的写作更为有趣）——宣布要在扬子江游泳——这个举动招致了成千上万人的模仿，几乎成为一场群众运动，并被拍摄成电影，在全世界播放。直到现在，关于毛泽东游泳穿过长江，共有两次报道。这条宽度颇为可观的河流，在1957年修成连接两岸可通火车以及其他交通工具的长江大桥之前，一直被视为中国隔断南北的“天堑”。第一次是在1956年6月毛泽东宣称要畅游长江之时。他一共横渡了三次，分别是在那个月的1号、2号和4号。第二次是在十年之后，1966年的6月16日。这两次畅游长江，并非仅仅为了宣告世人，作为共产党主席的他有良好的健康状况、还更是在展示一个新的、大胆的冒险行动，而这个行动本身则宣告了一个全新的、更好的世界的到来。这种毛泽东特有的行动，几乎成为大跃进和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的宗教性仪式。他第一次游泳横跨长江——接近于随后武汉长江大桥建成的地点——的思想，可以在他随后发表的一首名为《游泳》的词中找到体现。这首诗，比其他任何文章都更为清晰地表达了水流的运动将带来一个新的世界的思想：
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今世界殊。
414与水的联系再一次出现，是在一首极为有名的政治颂歌之中，这首歌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更是广为流传。在这首歌里，对海洋的跨越，被象征为革命和剧变：
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鱼儿离不开水，瓜儿离不开秧，革命群众离不开共产党，毛泽东思想是不落的太阳。
但在这首歌曲中，另外一个与“水”联系的象征意象——对太阳和光明的崇敬——同样拥有一个长期隐而不显的反儒家传统。回溯这种对太阳感情的渊源，会发现它并不来源于本土的中国传统思想，而是更大程度上受到了拜火教与摩尼教的影响，这两种宗教于唐代传入中国。查陈垣《火祆教入中国考》及荣新江等人著述，可知二教入中国早于唐代。此处译文保留作者原文。——译者注这种源自西亚的宗教信仰，在8、9世纪与道教和佛教理念，在作为通俗信仰上有如此亲密的融合，以至于从那个时代开始，它们就逐渐被视为中国本土宗教。尤其对于下层阶级来说，对太阳、星星、光、火甚至幸运的红色，与汉代教条思想相联系，组成了平民起义意识形态中重复出现的母题。宋代的“食菜事魔教”，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对于太阳和月亮的祭拜，而另外一些造反者，如张献忠，甚至认为他们自己是星星的化身。同样的信仰在洪秀全的起义中同样具有生命力，作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领导者，他认为自己是太阳的化身，并生于“火”的上帝。对太阳的崇拜，另外一个可能性，是当他年轻时代在湖南省游历时与农民的交谈中，产生的对阳光的渴望。在红色年代，随处可见的，是“毛泽东思想”与“红太阳”的联系，毛泽东的头像被红色的光所环绕的图片随处可见，足以证明他受到的崇敬。尽管人们一开始可能会认为，这样的事情在中国思想史上属于绝无仅有的，但实际上，它在思想史上仍然不乏先例，甚至当这些联系起来的部分，如果将它们各个部分分开会显得含意模糊。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分析毛泽东的名字。其中的“东”字，意指“东方”（毛泽东的“毛”是他的姓，而“泽”字则是按照家谱排列毛泽东的名字就是韶山毛氏字辈中第十四辈份。——译者注，在那一辈份的孩子每个人名字中都会有），指作者写作的年代。——译者注这样，我们就能够很容易了解毛泽东如何能在中国成为“东方”的化身，而这一点与他个人的性格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是新的一天黎明来到的吉祥化身，而在这一天，东方能够在自然法则的指引下，战胜正在衰落的西方。
415在这样信念的指引下，有了毛泽东的赞歌《东方红》，这首最近一段时间这支歌延安时期就已经存在。——译者注在中国最常听到的歌曲。值得注目的是，这首歌同时包含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上天的信息，并且，“东方红”中“东”字与“红”字同时出现。一方面，它们有各自的确指含义，另一方面，又包含了毛泽东的名字：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呼儿咳呀，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爱人民，他是我们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呼儿咳呀，领导我们向前进。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四节 新中国与拯救世界（25）
在这首赞歌的前面两句，作为对毛泽东极端崇拜的证明，我们已经能够毫无疑问看出当代中国思想中的宗教成分。更进一步的证据，还有无数读者写给报纸的祈祷式的信件、无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文选“红宝书”具有“战无不胜”效用的报道等等。所谓“红宝书”，本来是只供给军队阅读的，有红色封面的毛泽东文选。数以亿计的毛泽东文选自从1966年开始不断再版发行，数量上超过了当时所有其他的出版物。这让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公元6世纪的佛教，由于当时的人们相信印行佛经即是善行，结果是直接导致了印刷术在6世纪的发明。唐代（6—10世纪），仍然是以手抄写经为主流。——译者注但是，这种文革开始后对某个个人作品极大数量的重印，与同时代盛行的“大字报”有某种程度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无数大字报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