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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各种“流”与“派”，但它们不是太少，就是淹没于朋党宗派，有时难以分辨。
在“文人相轻”或“文人相倾”这件事上，知识分子排他，可以从大圈子到小圈子，一层层排下去，直到个人（所谓“一条板凳坐不下两个先生）。这对了解“轻”与“倾”的实质很重要。孔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当仁，不让于师”。西哲亦云：“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知识分子唯真理是从，不苟合于世，虽“千夫所指”也敢“横眉冷对”，这本来是他们最可宝贵的地方。
但这种“特立独行”也有它很可怕的地方：如果“真理占有者”认死理，一直认到“唯我独尊”、“舍我其谁”，绝不能与他人分享认知上的自由（谬误千百种，真理只一个，二者岂能共容？），一定要义不容辞地挽救他人于“荒谬”之中，则其专制和侵略性可以超过任何暴君和战争狂。因为政治家还懂得权力平衡，商人也懂得利益均沾，而知识分子却很难在真理的问题上让利分权，实行民主集中，或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往往是他们从“独立”走向“孤立”，“一字之差”可以“谬以千里”的深刻原因。
知识分子当然不是孤立的，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生活于人群之中。一般地说，他们的“自由”或“不自由”，总要受到三种人的限制；一是他们之上的统治者，二是圈子内的同行，三是他们之下的读者或听众。比如战国时代，大家都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空前活跃的一段，当时有诸子蜂议、百家争鸣，一切很自由。春秋末到战国初，礼崩乐坏，大家可以“乱说”，主要是第一种限制被放松。但那个时期，儒、墨、道相互低非，还只限于打嘴仗， 因此“自由”的含义只是随你怎么讲，“说说而已’。这是“文人相轻”的阶段。但到了战国中晚期，知识分子不只是“乱说”，还要“乱动”，当然广告竞争式的“自由”也就式微。这时，人们会感到“自由”的限制主要是来自同行，特别是自己的老同学。孙膜与庞涓同师鬼谷，庞涓恐膑贤于己，非把孙膑的膝盖挖掉不行；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李斯嫉非重于秦，也一定要把韩非害死于狱中。在“位子”和实行主张的“大是大非”问题上，老同学对老同学不但不必客气，还往往会直接向君王建议：为国家安全计，莫如把他干掉（以免被敌国利用）。这是“文人相倾”的阶段。
文人受其读者和听众的限制，一般地说在古代不是大问题。因为比如在上面所说的时代，知识分子鼓如贫之舌，他要打动的只是个把“人主”；就是传播主张，也仅限于同一师门，手抄本已足以对付。大众不懂也不关心他们的高谈阔论。这类事在现代成为大问题，原因主要是有各种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文人在学术的圈子里还可以借学术训练和文凭为壁垒，但在通俗音乐、影视娱乐方面好像还没有什么好法子。北大中文系虽然有个作家班，可以给作家发义凭，但它毕竟不是工商局。“痞子”的“无照经营”谁也管不了。
在“执照”的问题上，我们中国有一大发明，那就是科举制和八股文。这样的制度，在西方看来是很有“现代”意味的创设——尽管它的考核内容是另一回事。古代的知识分子曾以此为进身之阶，功名利禄所在，士人趋之若鹜，除了抽疯，几乎没人敢怀疑它。况且它所包含的理性设计就是今天也还管用，砸不烂，捣不毁，绝不是“张铁生罢考”所能替代。然而正是因为如此，我才觉得《儒林外史》特别可贵。吴敬梓以科场蹭蹬，屡试不第，起而抨击科举制，“机锋所向，尤在士林”，不但会被圈中人视为“叛逆”，还会招来“酸葡萄”之讥（其实吃到葡萄的人才不会说葡萄是酸的）。但他不在乎这些，反而以亲身体验为我们描画出，在这个堂皇的“儒林”之中，作为制度的“效益成本”，有很多人不得不被牺牲，他们明明已被推搡到圈子的边缘或干脆排挤出圈子之外，却还要挣扎着爬回圈子之中的可笑与可悲。他的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在我看来，意义都不只限于“反封建”，还很有“后现代”（套用时下的时髦术语）的意味。
吴敬梓笔下的“可怜虫”，按很多朋友的说法，搁到现在简直算不了什么，就是其中最无行者，与今相比都反见其忠厚。所以当人们言必称“我们知识分子”，靠人多壮胆时，我心里想：
“儒”这个“林”大了，什么鸟没有？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说校园政治（1）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缩小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这些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们当中，有些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过渡的性质而造成，实出无奈，但也有些是人为造成，则属火上浇油。比如工资统配、职称统配，这些都是早已有之，是体现计划经济特点的东西，带有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性质，就还没有医治的良方。铁饭碗，国外也有，比如美国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就是吃教书这碗饭人的梦寐以求，只有把它拿到手，屁股才坐得稳。我们这儿穷归穷，但位子多，一水儿都是“终身职”，课程满打满算没多少，剩下一大堆时间可以搞科研（当然也可以让某些人睡大觉或干其他什么事儿），我跟外国的同行吹，他们甭提多羡慕。这样的铁饭碗，我看还是有好处，或者至少在眼下有好处。它是保障知识分子生存，防止他们被商海淹死的“救生圈”。说穿了，是一种保险制度。
大锅饭吃着，铁饭碗端着，有些事，咱们就得忍着。比如“职称”，明明就是个“猪肉票”，怎么匀也匀不过来，怎么评也评不合理。“二级评审，系为基础”，多少人的命攥在几十个评委手中，他们是如今的“文章司命”。这些人要是老板，雇谁开谁，大家没脾气，但非得挂上个“评”字，问题就多了。一堆不同学科搁一块，萝卜白菜怎么比？论资破格，双轨并行，往往导致某些人用前者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用后者评自己的学生或自己朋友的学生，造成“托孤寄后”（而且往往是“祖孙相继”），关系学的影响太大。量化管理，靠刊物分级，靠引用率，靠表格，靠打分，靠统计，表面上很科学，实际是为了堵别人的嘴，叫你有火没处撒。有人“五项全能”，科研立项、教学量、获奖、著作、社会工作，样样行，只因没有“大树”（强硬的导师），照样淘汰出局。本来就“僧多粥少”，还一个劲搞“二桃杀三士”（图三三），弄得一帮知识分子比范进还范进，老脸一抹，什么都不顾。弄虚作假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者有之，投书诬告他人者有之，提点心匣子到评委家走动苦苦哀求乃至下跪大哭者有之，甚至赌气轻生搁一摞书在路边扬言到轮下讨公道者也有之。汰优存劣，以中国之大，也许只是局部，但埋没人才绝不是少数。比如我的同行，考古学家卢连城，古文字学家何琳仪，他们都比我年长，在同辈中成绩很突出，无论横比竖比，论年资，论水平，我都看不出有什么道理，非把他们压在下边。当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第一届院士，有些人，如李济先生，对郭沫若看法很坏，但讲学问，还是承认郭的贡献，照样推选郭先生当院士，虽然郭先生自己不接受。我们的评委怎么就这么没气量也没眼光？对评职称一事，现在大家都习惯于拿“看开”二字安慰别人或自我解嘲。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拿眼睛“看”就能“看开”，也不认为“骂”就能解决问题。因为骂归骂，套摆在那里，谁都得往里钻，只要钻进去就不骂了。但自己的看法也未见其高明，还是两字：没辙。
给现在不合理的制度“火上浇油”，突出问题有三个，我看，这才值得请名医会诊，下良方猛药狠治一下。
这三个问题，头号问题是“工程热”。知识分子搞科研，有人送钱，甭管国家的钱，死人的钱，外边的钱，谁说不是好事。问题不在钱。钱是“好东西”，但一跟权力挂钩，成为控制财力、人力，定人生死祸福，当“学术寡头”的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再清高的人也趋之若骛，“人文精神”全都掉钱眼里去了。本来文科和理科不同，不一定非得强调集体协作，非得拿“修四库”当学科建设，好像只有资料长编式的大丛书（可配合图书市场）才算成果。在这个领域中，恐怕更应提倡的还是独立研究、创造性的研究，当教授的和当学生的都要有这种精神。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越是年纪一大把，劲头不够使，还越是热衷“修长城”，非巧立名目，弄一大把钱，拖一大批人，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跨”上一个“世纪”，这一堆人就埋在“长城”底下了。现在，大家一窝蜂地上大项目（有些项目可以高达上千万），效益如何，值得怀疑。据说全国结项，大部分都完不成。这要搁在经济领域，至少也是渎职罪。大量资产流失且不说，还影响安定团结。我的一位参加项目设计的朋友讲，现在是花国家的钱不干事，评这评那，样样占先；不拿钱照样出成果，反倒吃亏倒霉，样样没份。特别是有些人简直贪得无厌，旧项目啃两口丢一边，又冲新项目去了，自己报不成，就打学生的旗号，能霸一个算一个。这样的风气，我看是该杀一杀了。
《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