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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产力”高帽的料技人员不算，大学毕业当了国家干部的公职人员不算，就连大学教授也不一定算（那得看他们对社会的关怀程度）。在左派早已退潮的美国，有人说，现在的“知识分子”只剩下了新闻记者（真是“良心揣在了裤裆里”）。 这是“窄”知识分子。
和西方的概念不同，我们所说的“知识分子”是大小“认得几个狗字”的读书人，不但西方人认为不算的我们都算，②（认得多少就算，好像还迄无定说。从前大概得够得上个“秀才”。现在则标准很乱，有人说连中学生都是“小知识分子”。）而且推其本义还专门是指那些已经做官，或尚未做官（西方汉学家只能用scholar（学者）和official（官员）两个词的合成词来表示这一复杂概念）； 可入于儒林先贤传，也可收于吴敬梓笔下的失意举子、落魄文人。这是“宽”知识分子（这样的“大脚”当然很难塞进西方的“小鞋”）。
从前知识分子的境遇比较好，至少是比西方的好。“四民”之中的地位且不说，乱离之世尚有“四菜一汤”的传说也不必讲，光是“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气概就很可以让我们缅怀。这是“香”知识分子。
然而不久前的“现在”呢？不但工农兵可以恃其司改造之职而傲视知识分子，而且就连从维熙笔下的劳改犯都居然敢把今为大作家而昔为阶下囚的老从叫“吃屎分子”（另一种说法是“知识分子臭大粪”）。这是“臭”知识分子。
对知识分子的传统抚今追昔，早就有人写出专书，如余英时的《士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的“士”，推其源是“贵族”或至少是“没落贵族”（八旗子弟阳王孙一类）。但他们即使“累累若丧家之犬”，东游西窜，有如日本的“浪人”，毕竟还有点贵族本事和贵族脾气。韩非子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曾把“儒”、“侠”视为寄生虫或二流子。大概因为二者同具“游”或“流”的色彩，并且一样可以是活跃的反体制因素（或社会变革的催化剂），所以陶希圣曾把知识分子比之于流氓（国民党是知识分子与流氓相结合的产物）。秦始皇混一海内，泽及牛马，也曾悉召天下艺能之士，让他们献书献药兴太平。结果双方闹翻：始皇一怒之下而有“焚书坑儒”，儒生万般无奈也投了农民军。这只是一段小插曲。后来两千多年，知识分子的“毛”都是附着在帝国政府的“皮”上，始终扮演着“文吏”或“文吏”后补队员的角色，在“官—绅—士”三位一体的良性循环中运转自如。虽然遭逢乱世，他们照样可以恢复其“游”与“流”的本色，重新与流氓、土匪为伍，或加入造反者的队伍，出谋划策，再造政府，但到底不同于那些永远上不得台面的流氓。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可以辅粥明君圣主为王者师。这是除苏格拉底的“哲学王”，“撑死了也不过如此”的理想极致。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太史公去势（2）
中国知识分子的倒霉是倒霉于近代，并且从近代以来每况愈下，有许多“诚可痛哭流涕长太息”的演变。从前的痛苦，由于知识分子群的分化和社会痛苦的压倒一切，好像并不是知识分子本身或知识分子整体的事情。但是现在他们却好像有了普遍的共识；比过去，他们有“脑体倒挂”的愤慨；比国外，也有“大不如人”的失落。特别是他们还常常把自身处境的恶劣归咎于不能“实现知识分子的现代化”，或曰“同国外的知识分子看齐”（即时下所谓各种“接轨”中的一种）。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知识分子如欲实现其“现代化”，而且是如同美国一类国家的“现代化”，则必历三劫：一是同仕途摘钩（“学而优’不一定要“仕”），二是纳入工薪族（成为“雇佣劳动者”或曰“工人阶级的一员” 三是失去对公众的影响力（让位于商业性的通俗文化）。然后才能角缩于校园，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既不跟富商巨贾政客者流呕气，也不与商业流俗文化的星腕争辉，养一房一车，安当其“蓝
领的白领”（一位美国学者如是说）。①（在美国，常有一件收入比较的材料在报纸上发表。从他们的情况看“倒挂”的问题也一样存在。）这样的巨变仍是近代历史的继续，现在虽未“进行到底”，但传统士人理想的“大势已去”则早成定局。
近些年，与上述变局有关，中国知识分子经历了三次浪潮。最初，由于知识分于终于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而且科学技术也成了“生产力”，我们曾经幻想就连国家也应由知识分子来管理。②
（当时有人误以为西方的政府是由智囊型人物管理，甚至以为他们的政府是靠知识分子支持，故有“舍我其谁”的冲动。但实际上西方人相信的却是由中材之人管理，和先秦法家的想法差不多。）后来，这样的迷梦被打破，我们又有“下海”的热潮。记得若干年前，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刚火那阵儿，我们的一位校长曾与一位领导人争论。校长说：“你说让知识分子自谋出路，我们怎么谋？难道我们的化学系非得改做肥皂不行？”领导说：“这是大势所趋，势在必行。”现在“大势”已经“趋”了很多年。旧营垒中虽然确有一些人因“下海”而致富或脱贫，但更多的人却“穷且益酸”，依旧骂骂咧咧，自哀自怜，无可奈何地当着他们的工薪族，好像并没有什么款爷出面，“解斯民于倒悬”。特别是那些不能沾“科学”之光，将文化也拔升为“生产力”的人文学者，牢骚尤盛。于是最后，当“急于用世、拙于谋生”的老毛病（李敖语）暴露无遗，我们只好承认，国家嘛，还是交给专业的行政管理人员去管；科技呢，也是科技人员的事情——这些按严格的“知识分子”定义（当然是西方的定义）．本来就不是咱们知识分子的事。咱们知识分子，观近代国学大师可知，其职任端在“人文关怀”。尽管这样的考虑已接近变局的谷底，比起前一类幻想似较为务实，但听起来却有点像是“临终关怀”，悲壮之中老是透着凄凉。
作为最后一幕—一现在所能看见的最后一幕——是“雅”、“俗”之争，或日“严肃文艺”和“庸俗文艺”之争。只有这一回，有咱们人民政府作主，知识分子才打了一个翻身仗。王朔和贾平凹受口诛笔伐，传统和国学被发扬光大，京剧和交响乐也不绝于耳，占据了许多的电视节目（达到文革以后仅见的盛况）。就连成天整理故纸堆的我们也豪情满怀，一定要把这冷板凳坐穿。
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应当并举，为了“老少边穷”的“脱贫致富”，现有捐资捐物献爱心的“希望工程”。剩下“脱俗致雅”怎么办？有人正在呼吁。
一九九五年八月一日写于美国西雅图
《花间一壶酒》 且教儿诵花间集文人相倾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人”（即知识分子的旧称）本是知书达礼识大体的角色，但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排外意识很强的集体或个人。
“文人相轻”，互相看不起，白眼一翻，嗤之以鼻，倒也罢了。但更进一层，则还有“文人相倾”，不但“党同伐异”，有时就连“同”也要“伐”，而且更其要“伐”。手段毒辣起来，并不一定比奸商政客差。比如文革中，知识分子挨整，被人整得死去活来，直接打他骂他羞辱他的人是谁？很多正是同类（学生害老师、同学害同学、同事害同事）。所以我是不大愿意以“知识分子”自居，让他们来代表我或我来代表他们（在我们国家，常有不经别人同意，张口就代表某大组织或多少万人民的发言习惯）。哪个是“脊梁”，哪个是混蛋，全得另着说。
知识分子排他，首先是以集团。正像同业有行会，流氓有黑邦，知识分子也有许多同气相求的圈子。比如“清浊”、“雅俗”之分便是两种较大的圈子，文人为了对付来自圈外的威胁和取得圈内的认可，“清”有时还不是十分必要，①（古之“清浊”是以对统治者的态度而分，有时虽然也可以是一种时髦（“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但圈子总是比较小。它往往只限于接近上层和热衷政治的少数士人，并不是整个读书人的圈子。）但“雅”则一定不可少。例如我们有各种从国外翻过来，港台传过来和古书查出来的“黑话”，可作识别标志（或防伪标志），一对暗号，则友敌自分，这就是“雅”。前一阵儿，商业文化和“痞子文学”抢了我们的地盘，他们对知识分子不理不睬，而知识分子对他们则不依不饶，非要“绝地大反攻”，谋东山再起，“嫉俗”嫉到毫无“雅量”，即使宽容者各打五十大板，临了也不忘不了抢白一句，曰“阶级仇，民族恨”（没上过大学，没出过国），照样蔑视其“出身”，那原因也在于“难伸雅怀”。再比如为了对付早晚要爬上来的年轻人，职称头衔也是一种圈子。评上了是“罪有应得”，评不上是“死有余辜”。教授上面有博导，博导上面有学术委员，学术委员上面有院士，以及各种会长、理事。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一张名片递上来（正反两面都印不下），也是贵贱立明。②（现在时兴讲“与国际接轨”，但“博导”一职乃国际所无。）特别是近来我们还有许多钦点或自封的“大师”或“学术带头人”（又名“跨世纪人才”），“老有所养”（“论资排辈”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幼有所归”（“破格提拔”评自己的学生或朋友的学生），爵衔后面密布着师生、同学和校系出身的网络。虽然从道理上讲，学者也有按学术观点不同划分的各种“流”与“派”，但它们不是太少，就是淹没于朋党宗派，有时难以分辨。
在“文人相轻”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