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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恋亍! �
这里讲一下我的印象。
第一,以前有位外国朋友跟我说,出北京,往北走,去承德的路上,一路非常漂亮,美得让你喘不过气来。但我的感觉,是司空见惯,没什么特别之处。彼此的眼光不一样。出古北口,回望长城,我会想起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皇帝纪实》(叶笃义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65年)中的描写。两百年前,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前往承德拜谒乾隆皇帝,也是从这里经过。对比于他们境内残存的罗马时期的长城(哈德良长城),他们对这个伟大建筑非常景仰,也非常好奇,曾登临眺望,进行实地测量。书中写到,“自从大一统局面形成之后,长城已大大减少了过去的重要性。随着长城作用的缩减,中国人对它的兴趣也跟着消失。初次来到中国看到这个伟大建筑的使节团员们对之赞叹备至,但陪送前来的中国官员似乎对它不予以任何注意”。长城,秦、汉以下,都是为了拒胡。满、蒙是被拒对象,和汉族的想法当然不同。中国的长城虽有预警和阻延的效用,但不可能把入侵者彻底挡在墙外(罗马长城也一样)。现在的长城是明代的长城,修得再好,等于马其诺防线。满人入关,失去意义,弃之山上,成为古迹,年深月久,凋零败落,是必然结果。
第二,避暑山庄的修建是和木兰围场有关。木兰围场在承德以北150公里,占地10;400平方公里,现在叫围场县。它的位置,正好在漠南蒙古的南缘,盛京的西侧,北京的东北方向,是满、蒙、汉三族相邻的一块三角地,汉族曾以“鞑虏”混称满、蒙,英人称之为“鞑靼之地”。满清皇帝在此会蒙古王公,聚满、蒙八旗进行秋狝,有强烈的象征意义。秋狝是围猎,同时是军事演习。中国古代校阅士卒,也是借围猎行之。春猎叫蒐,夏猎叫苗,秋猎叫狝,冬猎叫狩,四季各有专名(《尔雅·释天》)。但汉族是农业民族,古人有“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的说法(《国语·周语上》),围猎主要在冬天。满清皇帝不同,夏天避暑,秋天打猎。围猎主要是猎鹿。“木兰”是满语,本身是鹿哨的意思。时间则选在秋高气爽、鸟兽肥壮的时节,套用汉语的说法,当然就是“秋狝”。贵族喜欢打猎,各国都如此。满、蒙也有此好。但满清皇帝在此行猎,还有特殊的政治意义。一是告诫满族子弟,不要忘本,要居安思危,保持尚武之风,发扬“国语(满语)骑射”的满族传统,二是抚绥蒙古各部,受其朝觐,固其盟好。康熙设木兰围场,本来是住滦平(喀喇河屯),后来才建热河行宫。他从北京出发,去木兰围场,一路有20多个行宫,承德最重要,康熙、雍正、乾隆,每年夏五月到秋九月在此避暑、秋狝,一住就是小半年。其地位实相当于陪都。但盛世转衰,嘉庆以下的皇帝,不遵祖制,来得越来越少。当地满、蒙、汉三族杂居,经过300年融合,很难分辨。我和当地满族人交谈,口音酷似北京话,但仔细听,还是有一点东北味道。当地厨子擅长做满汉全席。人之口味,各随父母,但好吃的东西,没人拒绝。满汉全席,主要是鲁菜加东北、内蒙口味,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第三,避暑山庄,山庄本身,让人想起法国的凡尔赛宫。作为皇家园林,和圆明园、颐和园一样,湖光山色,非常美丽。但我印象最深,是它的门。山庄正门叫丽正门,这个名字是取自元大都的正门。有清一代,是以“外来之君入承大统”,作为征服王朝,宁可认同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对汉族复明极为敏感。他们说汉族偏见太深,对元朝的评价极不公允,“历代以来,如有元之混一区宇,有国百年,幅员极广。其政治规模,颇多美德,而后世称述者寥寥。其时之名臣学士,著作颂扬,纪当时之休美者,载在史册,亦复灿然具备。而后人则故为贬词,概谓无人物之可纪,无事功之足录。此特怀挟私心,识见卑鄙之人,不欲归美于外来之君,欲贬抑淹没之耳”(《大义觉迷录》)。这里是满、蒙联络感情的地方,宫门名称就是体现。又丽正门后是午朝门。午朝门上,乾隆题的匾,是用汉、满、蒙、藏、维五种字体书写(图二一)。清朝五族杂居,当时有《五体清文鉴》。清代图书,很多是满汉合璧或蒙汉合璧(法国汉学,最初也是满汉兼授)。很多匾额、碑刻、玺印也是数体并行,就像现在各国的国际机场,也是用多种文字写成。过去主要是英、法、德、俄、日五体,现在偶尔还有中、韩二体。清朝的五族,汉族是地位不高文化高,书匾以汉字为主,作通行文字,满、蒙次之,藏、维又次之。这种习惯,现在还有保留,如我们花的人民币,凡纸币,上面都印有汉(汉字和汉语拼音)、蒙、藏、维、壮五种字体(图二二),去满而加壮。五体并用,也是民族融合的象征。
《花间一壶酒》 生怕客谈榆塞事避暑山庄和甘泉宫(2)
第四,避暑山庄外,有12座寺庙环绕,四座住喇嘛,四座不住。前者即“外八庙”(图二三)。外八庙的“外”是对北京而言,指其建于塞外。它们从理藩院支银,在北京有办事处。理藩院是当时的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宗教事务管理局。外八庙是康、雍、乾时期中国边疆政策的象征。溥仁、溥善二寺,是康熙为蒙古各部前来祝寿(六十大寿)而建,为汉式。其他六座,都是乾隆所建。普宁寺,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卫拉特蒙古之一),宴请卫拉特蒙古(西蒙古,即明瓦喇)各部的首领而建,是照西藏三摩耶庙(桑鸢寺)的样式;普祐寺,是蒙古喇嘛的经学院。安远庙,也是乾隆为庆祝平定准噶尔部而建,则仿新疆伊犁的固尔扎寺。普乐寺,是为庆祝杜尔伯特部(亦卫拉特蒙古之一)、左右哈萨克和东西布鲁特归附而建。这四座是藏汉混合式。普陀宗乘之庙(也叫小布达拉宫),是乾隆为四方藩属前来祝寿(他自己的六十大寿和他母亲的八十大寿)和庆祝土尔扈特部(亦卫拉特蒙古之一)东归而建,则仿西藏拉萨的布达拉宫;须弥福寿之庙,是为六世班禅前来祝寿(七十大寿)而建,则仿西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班禅在后藏所居)。这两座是藏式。普宁等六庙,都是喇嘛庙。历史上,汉族与北方民族为邻,苦其侵扰,从秦始皇到明太祖,一直都是“高筑墙”。满族以外族入主中原,角色相反,是靠“广修庙”。清代怀柔远人,主要用喇嘛教(黄教),而不是他们原来信奉的萨满教。满、蒙、藏三族可以一教统之。汉地有佛教,也可相通。只有维、哈等族,因为信仰不同,不适用,但毕竟掌握了宗教上的多数。
清朝不仅在此接见藩臣,也接见外国使节。如1793年,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就是在避暑山庄万树园的黄幄大帐谒见乾隆皇帝。中国古代的“藩”,既是边疆也是外国,两者的概念常有混淆。在乾隆皇帝眼里,英国和蒙、藏藩臣也差不多,只不过距离更加遥远罢了。
二、甘泉宫
中华帝国的王朝史,秦汉是头,明清是尾。避暑山庄和甘泉宫,正好在一头一尾。它们都是帝国盛世的辉煌建筑。
甘泉宫,是汉武帝因秦旧宫而建,大约建于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前后。它的兴衰,也和国运相伴,武帝最盛,昭、宣弛废,元帝复作,成、哀则时罢时复。汉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王莽奏废武帝诸祠,这里不再是皇帝的驻跸之所。但东汉时期和魏晋南北朝,旧宫还在,偶尔还使用,隋唐以来才湮灭无闻。现在是一片废墟。
去年,去陕西考察,自西安出发,西北行,经三原、泾阳,从谷口入淳化县境,道如深沟,越往北走,越高越平,最后到达这片遗址。
过去,读汉赋,如王褒的《甘泉赋》,扬雄、刘歆的《甘泉宫赋》,我的印象是,这里山川秀丽,宫观玲珑;珍禽异兽,出没其中;繁花茂树,点缀四周。但一路所见,却是满目的黄土,沟沟坎坎,颠颠簸簸(当时正在修路),除了庄稼地还是庄稼地,北面的远山(甘泉山),也是昏蒙一线。那感觉就像西方探险家初入伊拉克。他们很难想象,眼前这个气候恶劣,蚊蝇丛生,野兽出没,强盗横行,贫瘠而荒凉的土地,就是《圣经》和古典作家笔下那个有如仙境的文明之域。凡是古老文明的故地,都贫穷落后,灾难深重,这是令人伤感的地方。
这是一片开阔的塬区,荒烟衰草之中,有十个绿草丛生、大小不一的土堆,即古代建筑的夯土台基,耸立其中。其中两个窝头状的土堆,是著名的通天台(图二四)。两台的前面有个小院,现在是遗址文物保护管理所的工作站,原来是明清武帝庙的献殿所在。院子的后面,野地里戳着两件西汉石刻:石熊和石鼓(图二五)。石熊,面部残损,但憨态可掬。石鼓,高可齐腰,据说原有魏太和六年艾经、艾程等人的题记,已经看不清,可以看清的是宋政和六年种浩等人的题记。田埂上,随处可见农民耕地捡出的残砖断瓦,拿起看一眼,都是秦汉遗物。此外,一切很平常,就像其他北方农村。历史的记忆,震撼的美丽,静静地埋在这片土地之下,一睡就是两千多年。没有人去发掘,把它从沉睡中唤醒。
空白诱发想象,止不住。我们还是看看古人留下的描写吧。
第一,从地图上看,甘泉宫也是汉胡来往的关节点(图二六)。它所在的云阳县,本来是义渠戎(可能与匈奴有某种关系)所居,秦昭襄王母宣太后用美人计刺杀义渠王,才占有该地。秦昭襄王修长城,是秦始皇修长城的先声。他修的长城是一道斜穿北纬38度线的长城。始皇拒胡,再修长城,把汉胡分界线推到北纬41度线左右,设北地、上郡、云中、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