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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漫型：这种类型的人具有容易兴奋的性格。因为个性内向，不会轻易把感情表现出来，容易感到孤独，但能与特定的亲友保持热烈的情谊。不喜欢变化，对于回忆或旧习惯感到亲切可爱。一旦心怀怨恨，一辈子都忘不掉；但如果愿意的话，是个誓言效忠、至死不渝的人。
现实型：这种类型的人不太容易感动，是需要经过考虑之后才有所反应的类型。警戒心强，接到名片时，一定会仔细地把名片跟人对照一下，观察力敏锐。不说与工作无关且无用的话，一开口便询问来访者的目的。
无魄力型：这种类型的人，对于目前的生活没有表示什么意愿，对工作本身也没兴趣，是一种逃避的性格。对工作以外的事物较感兴趣，常将责任推给下属，连签订重要生意协定也由下属出面。常被周围的人不信任，生意多交给部下处理。跟这种类型的人推销时，定要先找他的秘书或助手，之后再取得确认。有时他会被诱导到灯红酒绿的场所，若太迎合他，会有负面的结果。
品格高尚才能流芳百世
“谦虚待人，风范垂千古”；“虚怀兼听，品格树丰碑”。这是世人对周恩来总理的缅怀敬仰之词。这种发自内心的赞誉，固然是因为大家公认他阅历丰富、知识渊博、功勋卓著，更因为大家公认他是一生率先垂范、严于律己、虚怀若谷、品德高尚的楷模。
周恩来（1898～1976）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从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留学，1919年回国后参加了“五四”运动。1920～1924年先后到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武装夺取政权，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建国后一直到1976年，始终担任政府总理。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谦虚待人的风范，感人至深。
周恩来善于兼听各方面的意见。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务院有两位副总理是民主人士，政务院各部委的部长、主任中，民主人士将近l／2。因此，在政务院召开的会议上，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资产阶级的、有开明绅士的、有小资产阶级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周恩来总是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充分发扬民主。他批评有些同志不愿意接触党外人士，总是跟党员在一起，说的话都是相同的，所以思想有点闭塞。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他对发扬民主听取不同意见的问题讲得比较多，也更为深刻。他说：既有不同的党派，就有不同的意见。大前提是搞社会主义，具体问题有出入，也允许有出入。共产党清一色，只能有一个意见，只能听一种话，发展会停滞。在一次讨论郭沫若的剧本《屈原》时，一位同志说：没有意见，同意总理说的。周恩来说：“我不喜欢你们一来就同意我的意见。那还要讨论什么？领导者要善于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这样才能受启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全面。领导人都那样聪明？都那样正确？”
周恩来在对待民主人士方面，格外重视同他们深交朋友。刚进城时，周恩来陪同毛泽东登门拜访了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等一些知名的民主人士。在和党外人士交往中，他诚恳热情、谦虚谨慎、诚以待人、平等协商、推心置腹、求同存异、不摆派头、取信于人，通过对党外人士的关心、交往，把党的温暖送到他们心中，被人们赞誉为中共党内一块具有强大吸引力、凝聚力的“磁石”。
周恩来兼听各方面意见，其中格外重视反面批评意见。建国初期他就指出：在党和政府中，要造成一种民主空气，使同志敢于对首长提意见。当面不好讲，就写个条子放在他的桌子上。对首长的缺点敢于提出，刺激他一下，搞得他不好受就改了。他希望别人“将”他的“军”，如果下边的同志群而递条子就好了。他还提出要为听到不同意见创造条件，要从各方面发扬民主，唱对台戏，“找岔子”。1962年他进一步提出：共产党员要有畏友、诤友。主张每个共产党员都得有几个敢于提出不同意见，敢于批评对方短处的畏友。习惯了，畏友就成为诤友了。他称赞唐太宗李世民能听取魏征的反对意见，把唐朝搞得兴旺发达。李世民看到魏征一来，就如坐针毡，但是听了他的意见，好像吃了一剂良药。而我们有些领导人往往爱听赞美之词，甚至喜欢阿谀奉承，对批评的忠言则很反感。有的还打击报复，这就很值得我们深思了。
周恩来兼听的作风与他虚怀若谷的谦逊作风是紧密相联的。谦逊是他能够听取各种意见的内在条件。一个骄傲自满、自视甚高的领导者是很难听取不同意见尤其是批评意见的。谦逊、虚怀也是他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作风的一个方面。周恩来身居高位，手握大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又享有较高的威望，然而他十分谦逊，从不自以为是，自以为高人一等。他对工作中的建树总感不足，对缺点和失误从不回避。至于在党内，他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讲得就更多了。对党和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他主动承担责任。其实，周恩来为革命为人民呕心沥血。他的过失与功劳是无法相比的，而他却不断检讨，这也是他虚怀若谷的自然表露。
周恩来有一个用词：“戒慎恐惧。”这反映了他对革命和建设事业“丝毫骄傲不得，丝毫大意不得”的精神，说明他具有风范垂千古，品格树丰碑的高尚品格。
思想决定事业
“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一页，而这一切的取得与李世民的中庸思想有关，他把中庸中的各家智慧用得恰到好处，各家方法也融为己用，不管是收揽人才，还是治政方针，他都能依中庸之道而行，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性格又怎能构建出他那庞大的千古基业呢？
◎海纳百川才能独步千古
盛唐只所以“盛”，他的构建者唐太宗功不可没，他是中国最杰出的封建帝王之一，为中国开创了长达130年的黄金时代。
那么，唐太宗为何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呢？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他中庸的性格，他把儒、道、兵、法各家之长用得恰到好处，把中国谋略文化中的慈、忍、变、残用得炉火纯青。各家思想，各种方法皆融为己用，且备兼众长。
唐太宗是典型的中庸性格，因此他的性格里包含有诸家思想的体系精华。他对臣下的宽容与慈爱像父母对待儿女一样，显尽了自己性格中的慈；面对兄、弟的迫害不动声色，寻找机会，表现了他性格中的忍；夺官时，对亲生手足毫不手软，说明了他性格中的残；既得天下，改变策略，以怀柔政策稳定人心，对边疆民族不用武力而用招抚，尽展了他性格里的变。正因为李世民具备了上述性格特征，所以在他的麾下聚集了一大批文臣武将，出现了人才济济一堂的盛大局面，也使得他的功绩独步千古，事业如日中天。
仁慈时，对下属像父母对待子女一般；忍耐时，总是一忍再忍，即使有性命之忧，也不为所动；残忍时，即使亲兄弟也毫不留情；权变时，虚心听取下属意见，决不肆意行事。正因为有了这一性格特征，他便能游刃有余地应对任何复杂的事件。“贞观之治”是李世民的一生功绩，杜甫用“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描绘了唐太宗的英明形象。
“贞观之治”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辉煌一页，而这一切的取得与李世民的中庸性格有关，他把中庸中的各家智慧用得恰到好处，各家方法也融为己用，不管是收揽人才，还是治政方针，他都能依中庸之道而行，试想如果没有这种性格又怎能构建出他那庞大的千古基业呢？
◎不能生气，才会争气
俄罗斯总统普京有一句名言：“我不生气。”这句话是俄罗斯的一代天骄彼得大帝说的。
面对眼前的俄罗斯，普京只能如此。普京曾说：“俄罗斯正处于其数百年来最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他还承认，现在俄罗斯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10，中国的1／5左右。苏联曾是世界超级大国，而俄罗斯1998年的GDP则下降到世界第16位。俄罗斯落后于西班牙、荷兰，甚至被巴西、印度、韩国等国超过……
无论外界和俄罗斯人自己如何看今天的俄罗斯，对于普京来说，他只有一个选择：需要时间而且不能生气，更不能斗气。和气生财，俄罗斯最需要这个，俄罗斯抛弃传统的意识形态后不再需要那种十分粗糙的内政和外交，而是要斗智斗勇，尽管也有俄罗斯人批评普京很“软”。
不过，俄罗斯存在太多棘手的问题，也给了普京诸多的理政机会。普京要赢得支持和自己的历史地位，就必须对很多问题出以重拳。所以，他敲山震虎以打击地方势力；他敲打寡头以主导整个媒体；他精简行政官员以“轻装理政”；他减少行政审批以优化经营环境；他厉行司法改革以打击腐败；他着手对教育、公用事业进行改革……
普京执掌俄罗斯后的一系列内外政策无不与上述理政思想相吻合。尽管中外大众传媒对普京的情报系统（克格勃）出身的背景津津乐道，但是，普京让整个世界所看到的则是他背后的俄罗斯以及未来的俄罗斯。因此，普京所领导的俄罗斯似乎不再有仇家，尽管美国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俄罗斯门口，仍是“我不生气”。
据说，普京在执政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已拥有众多头衔：“反共分子”、“保守的克格勃”、“地地道道的民族主义者”、“铁腕专制主义者”。不过，所有这些标签都无法准确地描述今天的普京。最主要的是，现在还根本不是给普京下定义的时候，正如彼得大帝在俄罗斯历史上所确立的地位也并不是在他开始的几年。
◎有小忍才有大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