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我要早点把这个消息告诉梦儿。”江正原从操场上快步地走向女生楼。“上天对我真是太好了！不仅赐给了我梦儿，现在我的理想也即将实现了。”想着这些，江正原突然觉得周围的一切事物都是那么的美好，连本来阴晦的天气也成了晴空万里。古人有云：景随情生。自是经验之谈，有感而发。
这时，江正原的脑海里闪现的全是在北京与唐教授畅谈的那一番情景。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以能在北京，而且还是在唐教授的家中见到了这位素有比较文学界泰山北斗之称的知名学者。
唐教授十分的谦和，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无名的后生小辈。他当时也丝毫不感惶恐和拘束，并不因为唐教授是一个享誉已久的大学者。“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在唐教授面前畅所欲言，虽自己也有班门弄斧之感，但确实是兴之所至，情之所至。他看到唐教授不时地流露出赞许的目光。
那天他真的十分激动，全身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似乎活跃起来，思维是那样的清晰，谈吐是那样的自如。“中外文学之所以会产生这么大的差异，就象我刚才跟您提到的那样，西方诗歌的传统是以叙事见长，中国诗歌的传统则是以抒情见胜；西诗热情奔放，富含文思哲理，奇幻开阔；中诗含蓄深沉，用笔委婉精炼，意境高远。西诗以深刻铺陈取胜，中诗以微妙简隽为胜。西方小说大都长于情节，线索交错，曲折复杂，布局缜密，侧重人物心理描写，对内心的探索与挖掘；中国小说则大都脉络清晰，层次井然，始末具备，侧重从细节、人物的语言、动作等外化形态上表现人物的内心和性格特征以及中西戏剧，尤其是在悲剧方面的显著不同等等，我认为都是来源于我们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同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形态密不可分的。”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属于伦理型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上下尊卑的伦理关系。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在黄河流域，我们的祖先世世代代繁衍生息在山川与平原构成的内陆地带。我们的社会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农业性的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愿意‘小国寡民，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过的是可以‘晨起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可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缺乏的是海上的冒险和各种离奇古怪的遭遇，很少人与自然的抗争与搏斗。在华夏大地上，在生养我们的这片土地上，人与自然是和谐交融的。‘天人相应’是中国哲学的古老命题。因此，在这种和谐中自然就会产生以感物抒情为主的文学艺术传统，自然就会产生情景交融、虚实结合、富于韵味的独属中国文论的意境说。《诗经》写实抒情，《离骚》是瑰丽恢宏的长篇抒情诗，继后的汉乐府民歌、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以其强烈的抒情性而引起世人瞩目，光耀世界文坛的。而西方则不然。它的文化形态是科学型文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占有资产的多少来决定，是一种法律关系，而不是伦理关系。西方文明发源于古希腊爱琴海区域，这里海陆交错，岛屿众多，星罗棋布。良好的海上交通条件，造就了西方高度的手工业和航海业，使西方成为了商业性社会。他们需要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战胜狂风巨浪去从事海外贸易，途中多遇巨蟒怪兽的威胁，商船随时都可能被巨浪掀翻，被暗礁触沉，被巨鲨吞没。正是这种海上生活的历险与奇遇，这种人与大自然的对立、抗争、搏斗给文学提供了大量的题材，从而形成了反映这些社会生活的英雄史诗和悲剧等叙事性文学。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世纪的《贝奥武甫》、《伊戈尔远征记》以及后来笛福的《鲁滨逊飘流记》、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等无不让我们看到了这人与自然的冲突、对抗，从而为我们展现了那变幻无常的社会生活，无法摆脱的悲剧命运，人生的理想与追求，人类的气度与力量。从这点上，也许能够解释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隐士文化和贬官文学在西方是很难见到的。这也就是尽管西方文坛对陶渊明的评价很高，但却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西方彭泽令的原因。跨越固有的文化传统去仿效是很困难的。”
“中国的农业社会产生了自己自足的农业型经济，工商业谓之末，一直受着轻视、忽视，自然也就不发达。与之相适应的就是封闭、保守、压抑的宗法制度。这种政治重视的就是伦理。反对个人自由，反对贪图私利、越礼享乐，强调天子的尊严、国家的统一、尊卑等级的神圣、品德修养的重要，反对个性自由的发展，压抑种种人性。与之相反，古希腊的商业经济社会则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权，成年公民可以参与讨论重大议案。民主政治使西方人崇尚个人的自由平等和个性的发展，‘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人人生而平等），崇尚个人的财富、个人的爱情，崇尚个人冒险和个人奋斗。正是这些塑造出了中华民族迥别于西方各民族的民族品格。对这种品格差异，罗素就有许多精辟透彻而独到的见解。中国历史上虽然一直战火连年，但我们本质上十分热爱和平。杜甫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白居易曾写过一首诗，韦利先生翻译为《折臂老人》。作者将一个自己折断手臂以逃避从军的老翁当做歌颂的对象。这在西方国家是极其少见的。我们把多种生命现象的存在当作一种乐趣，不希望固有的东西有所减少或发生变化，没有西方民族那种占支配地位的要求无休止的变化和破坏观，这也就是他们称之为进步的思想观。罗素曾说，把中国人在西方寻找的东西与西方人到中国寻找的东西作一个比较是很有意思的。中国人到西方寻求知识，希望知识能为他们提供获得智慧的途径。而白种人则带着三种动机到中国去：去打仗、赚钱、教中国人改信上帝。这三种动机中最后一种具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激励了许多人为之英勇献身。这三者在一定意义上来说都是具有侵略性的。而中国人却无意于强迫我们改信儒教。中国人是十分理智的，通常的中国军人并不好战，他们一般知道别人要求他们进行作战的理由，还不值得用打仗来解决问题。不安定和侵略好战不仅会导致明显的罪恶，而且会使我们生活中充满不满情绪，剥夺我们生活的美好享受，并使我们几乎丧失了善于沉思的美德。因此，他说‘中国人可以从我们西方人那里学习不可缺少的讲究最高实际效率的品质，而我们西方人可以从中国人那里学习善于沉思的明智。正是这种深思的明智使中国的文明得以保持，而其它民族的古代文明却早已消亡。’在我们长期的宗法制度的压抑下，个人的命运和价值不是取决于个人的才智、能力，而是取决于个人在宗法网络中的关系，取决于对君主的忠诚程度，所以只有忠心耿耿的臣民，精忠报国的将士、循规蹈矩的君子、三贞九烈的节妇才是值得效法和歌颂的。正所谓‘文死谏，武死战’，‘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一部烈女传倾尽了多少女子的血泪，一首‘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也成了歌颂所谓的‘后妃之德’。这也就是为什么起初楚国人民深切怀念屈原，而某些正统文人对他评价很低，甚至曲解的原因了。因为屈原的诗篇中就流露出了对楚王的不满，就有了高扬自我，要求实现自我价值的一面。‘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长期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也就形成了中国文学反对越礼纵欲，主张‘乐而不淫，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故而在文学表现中就体现出一种中庸之美，一种以理节情、情理和谐统一的审美特点。而在古希腊的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中陶冶出来的民族特征是以自我为核心，以私利为基础，以享乐为目标的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开放性民族品格。这种民族品格一直延续到现代的西方人。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笔下‘个人奋斗者’形象于连、拉斯蒂涅、蓓基·夏泼等就是最鲜明的体现。”
江正原滔滔不绝地说着。到后来，他仿佛觉得眼前坐着的不是唐教授，而是秦梦。他整个人都亢奋起来，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平时在憩园和秦梦所谈论的、所探讨的自然而然地就闪现在脑际，回响在耳畔，流溢在了唇齿间。
“西方当代文化危机迫使西方向东方寻求新的文化价值，东方的发展则需要在世界文化语境中获得新的生机。在全球化的时代，任何民族都不可能不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多元化文化已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的基本共识。因此，在这种多元化文化对话和交流的框架中，我们既要保持自身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又要使自身文化保持持续的敞开性和长久的交汇性。同时我个人认为，在我们不忘先驱者的告诫，积极吸取外来文化的精髓为我所用时，我们似乎更应重视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更应重视我们的诸子妙论、诗骚文采、歌赋辞章、智言警句。我们应对这些美不胜收、举世无双的文化遗产进行现代化的阐释和转化，为富有崭新特色的现代中国人文体系的构建提供巨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有人曾这样说：最热爱传统中国文化并‘最像中国人’的人是海外华侨，尤其是世居海外的老华侨；其次是有殖民地背景的香港人；再次是孤悬海外的台湾人；最后才是中国大陆的本土人，而且还是指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本土人。这句话显然失之偏颇，但不能不发人深思。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挥动巨斧开辟鸿蒙，那么我们今天的人文体系建设就是以血肉之躯化生日月江河；如果说二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