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又是北京一阵风，上海一阵浪！
北京的风，是康生刮起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向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一手制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错案，即“六十一人案件”，把一批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入党入团的老干部定为“叛徒集团”。
康生明知在“革命”前，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的情况是审查过的，一直认为是没有问题的。然而，由于这六十一人出反省院是以刘少奇为酋的北方局决定的，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批准的，而这六十一人在解放后有二十二人担任了省委书记、副省长、中央机关副部长以上的领导职务。康生深知，一旦把六十一人定为“叛徒集团”，就可以扫除一大批政治对手，可以藉此打倒刘少奇、张闻天。
精于权术的康生明白，光靠他写的报告，未必能够推翻党中央原来对六十一人的结论。于是，他“发动群众”，把“抓叛徒”的风声泄漏给红卫兵、造反派。
由于那些“反共宣言”、“脱离共产党声明”都是登载在解放前的旧报刊上，于是，拥有众多旧报刊的徐家汇藏书楼，顿时成了红卫兵、造反派们抓叛徒的战场。
其中，最积极的，要算是西安交通大学的一批红卫兵了。大抵他们仗着“地利”
——他们住在上海交通大学，离徐家汇藏书楼不过一站多路，便成天泡在藏书楼里。
不过，西安交大的红卫兵，是工科大学生，对于文学、社会科学实在太不在行。
他们就连“民国二十四年”是公元多少年都不知道！他们要求葛正慧给予辅导。
葛正慧真的给他们以辅导：他拿出了“民国二十四年”前后的《申报》、《立报》，提醒他们看得仔细一些……
西安交大的红卫兵吃惊地发现，在这些旧报纸上，居然出现很熟悉的名字——张春桥！
《明星》、《金线泉边》、《一个关里人的纪念辞》……一篇又一篇文章，都署名“张春桥”。
“这个张春桥，就是现在的中央文革首长张春桥？”红卫兵在惊讶之余，问葛正慧。
葛正慧点了点头。
他转身进入书库，拿出了“炮弹”——一九三六年三月的《大晚报》，放在红卫兵面前。
葛正慧指着那篇狄克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说道：“这篇文章很要紧，你们好好看一看。”
在葛正慧的“辅导”之下，红卫兵用带着敌情观念的目光，把那篇文章扫视了好几遍，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们又请求葛正慧“辅导”了。
“约瑟夫是谁？”到底是工科大学生，对开头的一句话就看不懂。
“约瑟夫就是斯大林。那时候，称马克思为卡尔，列宁为伊里奇。”
“田军是谁？”
“田军就是萧军。”
“萧军是谁？”
“当时东北的青年作家，《八月的乡村》就是他写的。”
“《生死场》是谁写的？”
“萧红。”
“萧红是谁？”
“萧红是萧军的妻子。《八月的乡村》、《生死场》都是得到鲁迅的推荐、支持，才出版的。你们可以查一查《鲁迅全集》，那上面有鲁迅为这两本书写的序言。”
葛正慧耐心地“辅导”着西安交大的红卫兵。
当红卫兵读了鲁迅为《八月的乡村》、《生死场》写的序言，葛正慧又进一步“辅导”他们读《三月的租界》和《〈出关〉》的“关”》。
自然而然，红卫兵们问：“狄克究竟是谁？”
葛正慧轻声地说：“狄克就是张春桥！”
“真的？”
“千真万确！”
红卫兵们第一次听说，张春桥原来是这么个人！
他们从多次的“辅导”中，知道葛正慧颇有学问，相信他不会说假。
红卫兵们的本意，是要在徐家汇藏书楼抓“叛徒”，不料却抓了个攻击鲁迅的“狄克”。
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全文抄录了关于“狄克”的材料。葛正慧在微笑中，把“炮弹”交到了红卫兵手中。
“狄克=张春桥”，悄然在红卫兵中“扩散”……
另一支兵马杀进藏书楼
差不多也在这个时候，另一支兵马杀进徐家汇藏书楼。
虽说也是年轻人，挂着“上海文艺界造反司令部”的鲜红袖章，但显然要比西安交大的红卫兵的水平要高得多。用不着辅导，他们就已经知道“蓝苹=江青”。
这支兵马来自邻近徐家汇藏书楼的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名唤“红影绢”。他们怀着一颗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江青的赤诚忠心，前来查阅三十年代影坛报刊，编写《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
他们在穿过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之前，对于“英勇旗手”诚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在他们的心目中，将要编写的《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红线的代表人物是江青，黑线头目则是“四条汉子”。他们步入徐家汇藏书楼，就是为了查找“红线”怎样斗“黑线”的历史资料。
他们几乎已经能够熟背《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林彪在《纪要》中，对江青作了高度评价：“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
他们也记得，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在北京广播学院的讲话中，对江青的赞扬：“江青同志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是‘九·一八’事变后参加革命的，有三十五年的斗争历史。江青同志是我党的好党员，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从不出头露面，全心全意为党工作……”
面对这样的权威性评价，他们心目中的江青形象，如同他们厂里巨幅宣传画所画的那样：穿着军装，手持鲜红的语录，背后是哗啦啦飘着的革命大旗……
然而，这群年轻人在藏书楼里懵头转向，不知从什么地方入手，才能查到江青三十年代鲜红的历史。
他们请求葛正慧当书山报海的向导。
葛正慧当然满口答应。
不过，对于这几位读者，用不着像对西安交通大学红卫兵那样的辅导氏葛正慧不动声色，只消把一颗颗“炮弹”搬出来，放在他们的面前，就可以了。
《电通画报》、《大公报（星期影画）》、《大晚报》、《申报》、《青春电影》、《时事新报》、《民报》、《中央日报》……葛小慧来回搬运“炮弹”，忙得满头是汗。
初是惊讶，继之疑惑，进而沉思，终于怒形于色。“红影组”的年轻人们，万万意想不到，蓝苹当年竟然是那样的角色。
历史最诚实。历史无法用油彩化妆。那些三十年代众多的报刊，活生生地勾画出当年的蓝苹形象。
“红影组”恍然大悟：三十年代的电影演员蓝苹，才是本色本貌，六十年代的“中央文革”第一副组长江青，倒是浓妆艳抹的演员！
蓝苹在三十年代的上海，曾把自己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红影组”的年轻人们只是看看那些报道的大标题就已怵目惊心了：
《蓝苹在电通时代的五角恋爱》；
《为来为去为了一个宝贝的蓝苹，影评人唐纳二度自杀蹈海获救》；《唐纳蓝苹交恶原因：蓝苹想出风头，用的是美人计》；《悲剧闭幕 喜剧展开 蓝苹章泯 蜜月旅行》；哦，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英勇旗手”的真实形象！
“红影组”的组员们面面相觑，那本《电影戏剧四十年两条路线斗争纪实》不知该如何下笔！
有人秘而不宣，有人避而不谈，也有人挺身而出，准备“炮轰江青”。
就在这时，北京电影学院司徒某某一彪人马，也穿过那扇小门，进入藏书楼。
他们也是为了收集江青在三十年代的“光辉事迹”，把照相机对准一页页发黄的电影画报……
也就在这个时候，游雪涛小组的触角，伸向了徐家汇藏书楼。
一九六八年的“四·一二”炮打刚刚过去，游雪涛的眼睛，便盯住了徐家汇藏书楼那扇小门。北京电影学院的这班人马到得最晚，却最早被“扫雷纵队”发觉—
—因为“扫雷纵队”的密探进入藏书楼之际，司徒某某一伙正在那里翻拍照片。
紧急情报立即送到游雪涛手中。
这一回，游雪涛并不急于下手抓人。他派出一个姓朱的密探，与司徒等人混在一起，朱某是上海电影界人士，很快就跟司徒混熟了，想弄清他们的背景。
朱某密报：司徒一行，住在上海越剧院学馆，在住处大声地讲江青坏话……
游雪涛向张春桥密报。
“抓！”张春桥下达了命令。
就在游雪涛带领队员们扑向上海越剧院学馆时，却扑了个空——司徒一行已经走了。
“上哪儿去？”他们打听着。
“听说去杭州了。”
急急赶往上海北站，游雪涛亲自出马，带着朱某等五人，风风火火前往杭州。
游雪涛求助于王洪文的把兄弟——翁森鹤，这个三十一岁的杭州丝绸印染联合厂工人，造反起家，已成为浙江一霸，人称“浙江的王洪文”。
待到翁森鹤带着游雪涛查出司徒一行的踪迹，司徒一行已经返回上海了！
游雪涛双手空空回到上海，好不懊丧。赶到上海越剧院学馆，又不见司徒一行的影子。
朱某到底有办法，居然查明：司徒一行匿居在上海成都北路四七一号的成都第二中学。游雪涛带人去抓，逮捕了北京电影学院五人。唯司徒漏网——他已逃往南昌……
游雪涛把捕来的五人，投入上海漕河泾看守所，关押了五年！从被捕者那里得知，他们在徐家汇藏书楼查得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