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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回“炮打”来势，比十五个月前要凶猛得多。眼看着，张春桥会成为“王、关、戚”第四了，成为“中央文革”“端出来”的第四个恶棍。
张春桥毕竟还是张春桥。他紧急召见王洪文。“工总司”上街了。王洪文率队冲进《文汇报》社了……十五个月前，张春桥打退“一·二八”的“红革会”，靠的是“工总司”，这一回又甩出这张在安亭结下“火线友谊”的王牌。
张春桥又一次拨通了北京钓鱼台的长途电话，向江青呼救。
“是不是再给上海发一个‘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江青问道：“你现在就把电报内容告诉我，我马上发到上海！”
江青倒也痛快，她请张春桥自己拟一个“中央文革特急电报”！
“不，这一回光用‘中央文革’的名义，恐怕还不行。”张春桥说道。
“‘中央文革’的牌子还不响吗？”江青一听，怔住了。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张春桥连忙解释道：“因为这一回的主要的炮打口号，说我是杨、余、傅的黑后台。杨、余、傅都是军人。只有以林彪副主席或者中央军委的名义，给上海发紧急电报，才能最有效地制止这一次的炮打……”
“好吧，我马上转告林副主席。”江青明白了张春桥的用意，挂上了电话。
张春桥与林彪之间，本来连话都说不上。“文革”前，林彪身为元帅，来来去去上海，从不把柯庆施的那个“政治秘书”张春桥放在眼里。自从张春桥进入“中央文革”，林彪才注意起张春桥其人。不过，这时的林彪居高位，住深院，张春桥难以接近他。虽然张春桥借助于江青，已经得到毛泽东的信赖，但是他为了能在中央牢牢扎根，不能不企望着巴结林彪——因为林彪已是举足轻重的第二号人物了。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毛泽东的一句话，无意之中为张春桥搭起了与林彪高攀的梯子。那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了，他把修改党章的任务交给了上海。叶群向张春桥透露了来自林彪的意思：林副主席的接班人地位，应当在党章中明确地规定下来。
张春桥是个一点就明白的聪明人。他回到上海之后，便放出风声：“上海广大党员和革命群众，强烈要求在党章上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接班人，以保证我们的党永不变修，永不变色！”
于是，在张春桥负责起草的党章草案上，出现了所有中共党章上未曾有过的词句：
“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决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党章草案飞快地送到林彪手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林彪马上“回赠”张春桥一个军职——“南京军区第一政委”。
从那以后，张春桥跟“林副统帅”之间。架起了热线：张春桥籍口汇报南京军区工作情况，常常给林彪挂电话，向他请示这，请示那。林彪呢？也拖着腔，拿着调，跟这位秀才说上几句“熟络”话。
在“四·一二”这风雨飘摇之际，张春桥通过江青，向林彪发出了“SOS”讯号……
果真，林彪伸出了救援之手。
那个在“杨余傅事件”中红得发烫的空军司令吴法宪，奉林彪之命，在四月十二日下午飞抵上海。
上海的“四马路”———福州路，当年“狄克”曾在那里度过不平常的岁月，如今上海党、政、军、文各界头目急急赶往那里的“市革会礼堂”。
中央军委吴法宪突然出现在主席台上，从口袋里掏出一纸公文。
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屏气敛息。对于吴法宪从天而降，许多人曾作了美妙的推测：一定是来宣布当场逮捕“杨余傅”黑后台张春桥的命令！
吴法宪当众宣读来自北京的四点指示：
第一，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
第二，张春桥同志仍然是市京军区第一政委。
第三，张春桥同忑仍然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
第四，张春桥同志仍然是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
完了！完了！这四个“仍然是”，顿时把一场如火如荼的“炮打”，降到摄氏零度！
印刷机在飞速运转。印着四个“仍然是”的传单，撒向四面八方。
“—·二八”炮打，被“中央文革特急电报”所吹灭；这一回，“四·一二”炮打，又被来自林彪的“四点指示”所压服。
张春桥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哦，“仍然是”长在脖子上！
张春桥笑了，哦，“仍然是”胜利者的微笑！
张春桥还未笑毕，秘书通报，有客求见。不用问，来客“仍然是”游雪涛。
一大堆刚刚冲出的照片，放在张春桥的桌子上。看得出，由于过分匆忙，上光时过早地取下，照片表面坑坑洼洼。
“中国有句古话，凡事有三。三打祝家庄，三顾茅庐，三气周瑜，三让徐州，都是个三。”张春桥一边翻看着那些“四·一二”炮打照片，一边提醒着游雪涛，“不要以为一·二八、四·一二都过去了，就太平无事了。我看，还会有第三回炮打！”
游雪涛透过近视镜片望着张春桥，竭力要记住张春桥的每一句话。他发觉，张春桥的深谋远虑，确非等闲之辈。
突然，张春桥把一张照片甩到游雪涛面前，压低了声音说道：“这件事要查个水落石出。我看，背后有长胡子的人！”
游雪涛接过照片。那是南京路上的一条大标语，写着“张春桥=狄克”……
藏书楼里的斗争
“狄克”，一直是张春桥的一块心病。每当他的轿车驶过离他家并不太远的上海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的时候，他常常感到如同驶过一座随时都可能发生爆炸的军火库。《大晚报》一张也不缺地收藏在那里。
他曾做过一个梦：雷电交加的夏夜，一声霹雳啊过，徐家汇藏书楼火光冲天，一张张《人晚所》顿时化为灰烬……
可惜，梦只是梦。徐家汇藏书楼装着避雷针。
后来，曾有过一个绝好的机会：那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新华社连续报道，“首都和各地红卫兵走上街头，横扫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各地图书馆，都成了红卫兵“铁扫帚”进行清扫的目标——因为图书馆几乎集“旧思想、旧文化”之大成。
我查到咸本禹在当时接待各书店、图书馆代表的谈话记录，这是一份“大革文化命”的活生生的见证——
新华书店代表：“地方上反映，县里烧书较多，八月份破四旧时烧了不少。书店里的古旧书被查封了。有些造反派来信，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出版的书，除了马列主义、毛主席的经典著作外，都要鉴别后再发售。”
中国书店代表：“中国书店现在不收古书。有些学校在烧古书，认为古书没有用了。北京建筑科学研究院满楼道都是书，我们拉回了几车。不少人家在烧字画。”
造纸厂代表：“我们已收来了不少古书，有些已经化浆造纸。还有很多古书堆在那里，当作造纸原料。北京师大刘盼逐的古画，也送进了造纸厂。通县纸厂已收到几千吨线装书！”
北京图书馆代表：“我馆清理了书库，已有不少书送入造纸厂。”
红卫兵代表：“大作家郭沫若不是说，恨不得把自己过去写的书都毁之一炬。毁之一炬，就是烧书！”
戚本禹：“秦始皇焚书是有道理的。商靹也焚过书。他们代表新生产力么！他们焚书是为了统一思想……”
戚本禹的话，为焚书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红卫兵们壮胆。
北京吹什么风，上海掀什么浪。
上海铁道医学院的红卫兵高举红色大旗，杀进“封资修大本营”，勒令上海图书馆领导交出所有书库的钥匙。他们拿钥匙干什么？为的是要杀进书库“扫四旧”——烧书！
张春桥得意了。他推波助澜，说了一句具有很大煽动性的话：“上海图书馆的书那么多，真正有用的不过一架子！”
北京一批红卫兵杀进上海，冲到徐家汇。他们看见徐家汇大主教堂尖屋顶上的十字架，气急败坏：“红彤彤的上海，怎么能容忍黑色的十字架？！”
他们冲进了天主教堂，居然把英文打字机当成“间谍”的“发报机”！
就在砸掉十字架、削去尖屋顶的热火朝天的时刻，红卫兵们听说，在徐家汇天主教堂旁边，还有个“毒草库”——徐家汇藏书楼，马上朝那里冲去——上海图书馆锁上了大铁门。
徐家汇藏书楼关紧了那扇小门。
好不容易，才算躲过了这场焚书的危机。
一九六七年四月起，徐家汇藏书楼开门了，一群又一群挂着红袖章的红卫兵、造反派来到那里。他们不再是来烧书，却是来认认真真、仔仔细细的查阅发黄了的报刊杂志。他们的目光，甚至把旧报纸上的每一条“启事”都一一审视一番。这一回，他们把徐家汇藏书楼的旧报刊，视若珍宝，小心翼翼地掀动着发脆了的书页，唯恐破碎了一角……
不光是上海的红卫兵、造反派涌向徐家汇藏书楼，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造反派也千里迢迢奔赴那里。
一时间，“新北大”、清华“井冈山”、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各式各样的介绍信，递到图书管理员手中。
红卫兵、造反派们怎么忽然对这座“毒草库”产生了兴趣？
又是北京一阵风，上海一阵浪！
北京的风，是康生刮起的。
一九六六年九月，康生向中央写报告，诬陷六十一人有“坚决反共的叛变行为”，一手制造了“文革”中的重大错案，即“六十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