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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第一次胜利所鼓舞，加上缺乏经验却没有自知之明，我追了过去，迂回着试图包围他们。突然，四周变得一片死寂。我不敢动，因为每走一步，都会在重新变得静悄悄的夜里发出可怕的响声。枪又响起来了，这回是在我身后挺远的地方。我能辨出自己部队的枪声，但他们怎么离得这么远了呢？ 他们走错方向了吗？ 我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中，与其没完没了地兜圈子，我宁愿选择在这荆棘丛里睡上一觉。枪声又远了些，敌方的回击也没有反应，我因此更加肯定，我的位置现在一定更靠近敌方。过了几分钟。蓦地，十米开外过来一队人马。他们是什么人已经毫无疑问，何况头上没钢盔。怎么办？ 我一个人，不可能截住他们。原地不动？ 可如果被他们发现，我就完了。考虑的太久，我没的选择，他们已经到眼前了。我紧紧趴在地上，像块石头似的一动不动，心里不断祷告。
他们没发现我，从上面走了过去。敌方以对角线方向前进是想阻止我们的队伍回撤，从后面发起攻击。等他们走到正常射击距离，我就位，开火。打了很多枪。太多了。没子弹了。我曾经被教育过千万不能犯这种错误。得马上上弹药。我一边跑，一边咒骂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靶子，因为对方立刻就回击了。我们的人也听到了枪声，回过头来救我。非常准确地，他们密集扫射了这一片，同时也再一次把我淹没在子弹堆里。我觉得夜色中有个什么东西。看看四周，什么也没有。也许是我的神经已经疲乏不堪。我装好子弹。突然有两个人大叫着跳到我跟前，向我开枪。我一个测滚，在几米开外停住，开枪。那两人就几米远，可我的子弹却没打中。就在这当口，同伴赶到我身边，完成了我的活儿。
敌方被结果了四个，受伤的不多。我从此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在窄道里打中一头母牛，就得更冷酷。
回到营地，因为疲倦和死亡的气息我们已经困顿不堪。大家一言不发地洗完澡，回宿舍。我洗了一遍又一遍，想去掉身上的恶臭。我看看匆忙间丢在地上的那堆衣服。作战服上沾了血迹，还有些说不出名的淡黄色的粘东西。一股难以忍受的气味四处漫开。我想吐。我想摆脱这一切。我把这些东西扔到走廊里，撞上门，因为除此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事情解决了。你确定吗？ 我下意识地自言自语。洗个淋浴，扔掉衣服，这足以抹掉包围着你的死亡吗？ 脑子里还做着恶梦，我筋疲力尽的身体已经呼呼睡过去。
第二天一早，或许晚些，多夫过来叫醒我，确定我一切都正常。至于丢在走廊里的衣服，他一个字也没提。还是那么圆滑又那么不容置疑，他给我几分钟梳洗，然后去见他。
“待会把你的衣服拿到洗衣房去。现在去训练一会儿。”
训练，发泄。一次次驱除生理的疲惫。用新的动力来驱除心理的低落。调整身体每一块肌肉。不要思考，内疚，不要怀疑。只让最原始的坚定的反应保留下来，不发问，不迟疑。这就是军人。
1995念1月22日：两颗炸弹致死19人。伊斯兰圣战声称对攻击负责。
1994－1995年冬：领土。
我被指挥官召见。
“你将出发去执行第一次渗透任务，”他向走进办公室的我宣布。“明天你飞到苏黎世去，从那搭乘前往特拉维夫的航班。你会有一份巴勒斯坦人的简历，在约旦出生，随全家逃难到叙利亚，之后搬到黎巴嫩，最后定居瑞士。因为一个瑞士家庭和巴勒斯坦家庭的交流项目，你回到故土。这样你将可以在X城（西约旦境内的巴勒斯坦人定居点）呆一个月。”
这个消息让我有点小小的兴奋。不是因为工作本身有难度。我是说法语的人，而且一直这样生活，所以不存在语言问题。显然我得利用这个语言优势训练自己像阿拉伯人一样交谈，而且基本上不可能露马脚。作为一个在法国左派思潮笼罩下长大的孩子——他们中同情巴勒斯坦的人占据多数——我进入角色将毫无困难。离开基地和宿舍，这对我来说似乎也是个好机会。
只剩下一个关键问题：“鼹鼠”这种工作性质令我厌恶。我更喜欢在黎巴嫩南部地区溜达。我决定不勉强自己。既然我无法抗拒这次任务，那就执行好了，但没人能强迫我表现得过于热心。这样的话我能找到自己的尊严，某种意义上显得公平点。如此我只不过是个演员，并没把自己搭进去。美好的幻想。
负责接待我的家庭舒适干净。一家人都努力给人留下好印象。我因此倍受宠爱，有幸享受了女主人和她四个女儿美味的烹调。头几天就在美好的气氛中这么过去了。
安排有祷告时间和政治辩论的周末到来了。气氛为之一变。演说者宣泄出来的仇恨令我不寒而栗。他们注意到我有些不自在，于是交换了一下意见，回过头给我上了一堂经过“修正”的历史课，而怒火也再次燃烧起来：
“你回到祖国来做的对，你的位置在这片土地上。”
至少在这个观点上双方非常一致，我嘟囔着想。
“我们需要所有人回来和犹太分子战斗，把他们从巴勒斯坦赶出去，”这家的主人还在演说。“我们将摧毁敌人直到最后一个，因为我们随时准备为此牺牲，虽然有那么一些人不愿为这片土地去牺牲。当每一个以色列家庭都有孩子在攻击或者交战中送死，他们就会因沮丧而滚蛋，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无心再笑。我严肃起来。眼下这种情形丝毫不是装样子，也并非单纯的隔阂。这是发自肺腑的仇恨，它足以驱使这些人不顾一切。我意识到我的假期已经结束了，我无忧无虑的青年时光也就此一去不再复返。我语调平和，开始提成串的问题，试图辨别听众中有谁可能加入恐怖主义阵营。所接受过的那些训练，自然而然地找到了用武之地。
第二天他们把我带到靠近以色列方障碍工事的地方，就在士兵驻扎地出口。借住人家的几个儿子追上一帮孩子和少年，他们正在羞辱士兵，投石块，焚烧轮胎作路障。我和其他等着上场的“示威者”呆在一起，远远地观察着孩子们的所作所为。
我的向导突然看了一眼表，很抱歉地说：
“记者很快就会到。我先走了，我得去安排他们的位置。”
“安排位置？为什么？”
“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会做报道。你知道吗，我们没有坦克但有镜头。只要给记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作为回报我们会被全世界所了解。一定要帮他们找到好位置，这样才能不冒危险地拍出精彩照片来。不然的话，他们会随便找个地方呆着。你在这儿别离开，这角度不错。我半小时就回来。”
在我旁边，一名少年正双手高举，兴奋地跳来跳去。准确地说是一只胳膊，另外一只已经残了。我问他：
“怎么受的伤？”
他骄傲地回答：“向士兵丢炸药的时候，一些在我手里炸了。”
对这种愚蠢的无谓牺牲，我埋怨道：
“丢石子就不会出这种事！你扔炸药干什么？”
他一脸惊异地看着我：
“我加入战斗啊……而且这是付钱的。”
又一个新鲜玩意。
“付钱？多少钱？”
“5个新谢克尔1。投石头不给钱。丢炸药划算些。”
“双手健全更划算！”
他使劲摇头：
“我不在乎，我会战斗到死。如果阿拉需要，我也会成为烈士。你看，记者的车在那边。我去那儿了啊。”
我试图阻止他。
“什么，你到那边去？ 就举着这么一只手？”
“是啊！我对他们说过，这是我从以色列人手里抢手榴弹时炸坏的！来吧，我把你介绍给他们，我全认识！你和他们聊聊！”
“不，”我摇头拒绝了，我不想被拍进去。
“随你的便，” 他无所谓的样子，一边说着，一边跑开了，不再为我操心。路上他把衬衣袖子卷了起来，好让受伤的胳膊露在外面。他冲到最前面一列，捡起一块石头用力地扔出去。闪光灯噼啪响成一片。
面对这些人士兵知道，一旦摄像机开动，最好的办法是让场面缓和下来。他们不会采取行动，除非骚乱规模扩大。等到了那种局面，就必须尽快有效地阻止“示威者”。既然还没有这个必要，士兵们便原地待命，谨慎防卫，不让前面的示威者更进一步而已。他们不想让总来找老套场面的这些记者得逞。
“他们在搞什么？”一个带队的人站在我旁边看了半天，抱怨说，“都睡着了吧，记者会走的。”
他向四周看了一眼，找出一个等在旁边无所事事的小伙子。
“哎，你！”他很粗鲁地斥责道，“站在那不添把火拖拖拉拉地干什么你？去造点气氛！去，快点！”
小伙子二话没说。他把他那贝都因人的发式盘起来，拿着一个燃烧弹跑上去就向士兵扔了过去。这一次，以色列那边的容忍限度被突破了。反击马上开始。孩子们变成了靶子。一辆巴勒斯坦方面的救护车尖叫着开了过来。一些大人冲过去抢夺一个摔倒在地的孩子。他们向以色列士兵做出手势，示意他们别开枪，只是想拖回受伤的人。这时候，另外一些人却在悄悄从装满了武器的救护车上往下拿枪。车子被清空了，孩子也就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