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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清了这张结盟网之后，我就比较好理解阿拉法特和“阿玛勒”、基督民兵等组织攻守同盟的心理了，此举就是为了在靠近以色列边境的难民营里建立新武装。同时他利用大家都和叙利亚有过节的由头，始终小心维护和真主党的良好关系，这样他就可以变成伊斯兰统一运动里的一分子，必要时退到的波黎躲藏。
两伊战争初期，这个能人向伊拉克表示，“巴勒斯坦国将因为一个团结和进步的阿拉伯世界而诞生”，这丝毫不叫人意外。而对伊朗人他又表白，有伊朗的帮助他就会解放“伊斯兰的耶路撒冷”。这些发生在同一个月里。
以阿拉伯人的政治作风，这类伎俩司空见惯。反过来，因忠于某个党派而挺身迎击对手的情况根本不存在。这会被人看不起，视为错误抉择。为遵从协约，各方不得不强作笑脸，一旦时机允许却会从背后给上一拳。这些准则自然只适用于有决定权的高层，而不是那些武装部队里的代理人或者副手。后两种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领袖。若有迟疑，结果不是送命，就是出走。
谚语说，“如果你无法折断这只手，那么就亲吻它，祈求阿拉来折断它。”要知道，在许下这一连串假惺惺的筹码之后，阿拉法特已经和阿萨德势均力敌了。1994年那个年尾真是好到不能再好：奥斯陆和平协议，三个诺贝尔和平奖，我们几乎就要相信阿拉法特一夜之间完全改变，观点、政治主张和行事方式焕然一新。对那些不肯相信或者表达保留意见的人，罪名等在那儿：他们是“和平的敌人”。从近期的历史来看，这说法对吗？ 回答显然是“不”。但当时以色列盼望和平的心情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每个公民都准备好了跟着前面的人举手说赞成，就好像小孩子相信，商业中心里那个大胡子老头是如假包换的圣诞老人，他坐着驯鹿拉的雪橇飞过了一个又一个屋顶。
第一天的“恐怖主义历史”课足足上了10个小时，这之后我脑子就不转了。我什么都不明白，满脸惊慌地看着教官。十几个既相似又敌对的解放阵线，我在这不可理喻和乱七八糟之中晕头转向。当一长串攻击清单和死者名册在眼前飞舞的时候，我把名字全都张冠李戴了。阿拉伯政治专家过来和我聊聊，脸上笑容莫测。
“这没什么，”他字斟句酌地宽慰我，“所有的新手刚开始都会感到惊慌。重新来过。”
“现在吗？”我问，带着惊惶。
“当然是现在，”他回答，“不可能允许你总这么混乱不清。让我们继续吧，直到你掌握所有具相应军衔的人员。告诉我：阿拉法特的化名叫什么？”
“阿布……”我开始回答但很快就卡壳了。所有的恐怖分子在我脑子里混成了一片。根本不可能想起来他的名字——“阿布……我不知道是哪个阿布了……”我泄气地说，心里烦透了。
“我们换个方式。你必须转换思维。不要总把自己看成他们组织的局外人。进入角色，你现在是巴勒斯坦人。要去掉其中演戏的成分，单纯地把他们的组织看作你自己的家庭，里面有家长，也有兄弟，他们之间彼此嫉妒常有争执。可以开始了吗？‘老战士’叫什么？”
依照他的点拨，这次我脱口而出：
“阿布－阿玛勒。”
“你看！”我的教官大声喝彩。“如果你用这种方法应对考问，绝对不会失手。”
他毫无倦意，又开始讲抵抗阵线各个组织的编年，什么黎巴嫩伊斯兰，逊尼派和什叶派，叙利亚、利比亚、伊朗、伊拉克以及前苏联的政治状况……在他的讲解之下，我总算明白了这些恐怖分子各派之间的复杂格局，这些都是我以后必须打交道并试图渗透的组织。
接下来，是了解一个回国复兴的巴勒斯坦人应该依循什么样的正常“路线”，这事我领会得比较好：先加入阿拉法特一派，然后，假装对“他们的死板路线和光说漂亮话”感到厌倦，转而投靠反对派，利用反对派和真主党的关系渗透进入真主党，从而最终自由出入叙利亚和伊朗。这当然只是理论上的设计，一切将取决于我届时建立关系网络的能力。而在准备阶段，我必须尽最大努力熟谙他们的派别体系，直到能和他们一样所思所想。同时我的格斗训练也还在继续。
“实战技术”教官多夫又露面了。他对政治课很反感：
“了解恐怖主义！这些课会误导人们将恐怖行为视为可以理解并为之辩解。”他低声发着牢骚，口气里很不赞同。“这些会毒害你的思想。”
1994年秋季：黎巴嫩南部地区
以行动小组为单位，我们终于等到了执行首次野外任务的机会。这是在不耐和焦虑中来临的新阶段。第一次出任务的那天，虽然该做的事情早就被明确，并反复强调和妥善安排，我还是提心吊胆。
演习在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那一带全是砾石沙漠，低矮灌木被烈日白晃晃地照着，正好处于双方安全区之间。我们的全部精神和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即将执行的任务和周围环境上面，既没空迟疑，也没空害怕。首先是长途拉练，我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项目。所有能让我一整天不呆在营地的活动都深受本人欢迎。我从小不坐车，负重行进几公里属家常便饭，加上身体结实，又懂得怎么照顾自己的双脚，这些成了我和其他人大大拉开差距的关键。我总是跑起来不知疲倦，随着拉练距离越来越长，我变成了最受青睐的合作伙伴。
与此同时，我在射击和其他几个野外实战项目上也不断进步。都是些争斗很激烈的类别，我和身边的同伴相比表现出无可置疑的资质，占了明显优势。事实上我是最出色的！ 这段时间，利用有那么一点自由空间的旷野，我尽情享用小组范围内的所有机会，在危险中见缝插针地蹦达，就像从前在海浪里一样。
最大的危险倒不是什么狙击手，而是来自地雷。我们必须在不确定地带找到安全的路。以我的方式，我会因为个人偏好和节省时间而经常“走捷径”。为此我多次受到斥责和惩罚。可既然没办法叫我改弦易辙，加之我的办法也着实见效，上级最后只好假装不见听之任之，还忙着为我找一个能配得上本人“天分”的岗位。
一天早上，我正对着一盘薯条煎蛋胡思乱想，考虑怎么说服自己的胃将它们咽下去，一个同伴手忙脚乱地跑了过来：
“有人刚才误入了雷区。是我们自己的雷区！”
到这营地的几个月里，我们已经有六个同伴被敌方地雷炸飞。今天早上这个带队的年轻中尉算幸运，没丢命。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他躺在床上，因为疼痛和镇静剂而晕晕糊糊。右腿被炸掉了，剩下一点根茬。左腿布满碎弹片，一半炸没了。医生觉得还能救活他。
“这不可能，”中尉一旦能够开口说话了，就不停地念叨。“不可能！我懂得回避危险。地图上标的雷区还很远，我离它足足有800多米。这不可能！”
为了安慰他，我们觉得撒谎比较明智：
“别担心，那不是我们自己的雷区。地雷是真主党埋的，只是我们这边不想告诉百姓在这么近的地方有敌人地雷，免得他们惊惶失措。就是这样。”
“哦，”他放松下来，舒了口气，安心了。
调查结果出来，是我们使用的全球定位系统没有被较准，大约有600米的误差。至于地图，据小道消息说是国家反间谍部门的责任，该部门下面有很多专造假地图的小组，本来是企图欺骗敌方。对于后一种传言，军队高层一直持坚决驳斥的立场。
就在这个悲剧发生的夜晚，我第一次夜间行动。
我酷爱夜晚，喜欢在黑暗中行军；在我看来，夜色不意味着危险，相反它是我的伙伴，我的帮手。出发时我很轻松。在夜里，我从不会感到疲惫也不会气喘吁吁。关于这个有趣的现象，从来没人给过我令人信服的解释。我步履轻松地往前走着，满不在乎地，丝毫没有想到这天晚上我将经受一次战争洗礼。
突然一声枪响，就像短促而干瘪的爆裂声。我转过头，估摸着枪声的方向，但沙漠里传来的怪异回音将枪响掩盖了。接着我左方的远处传来爆炸声。我感到喘不过气来。手榴弹。又是几声枪响，随即接连不断。这回我看清了远处的火光。又一棵手榴弹。在夜幕中我努力去辨认那些烟雾，震耳欲聋的枪声……，混乱之中我觉得神经都快分裂了。
第三部黎巴嫩和真主党（3）
“前进！”指挥官下命令。
前进……我也想前进……可是哪里才是“前面”呢？ 为了搞清该往什么地方走，我试着观察模糊不清的地平线。猛然间我惊跳起来，因为上尉突然在我旁边冒了出来。
“干吗？做梦呢？和阿米尔一起去，尽可能靠近对方的轻机枪，我们来做火力掩护。”
哦天！既然有轻机枪，对面难道是装甲车不成？
“去！”
当然，我会去的，别逼我们……像被什么东西牵引着，我的身子在自行前进。这太好了，我本来自以为已经无力指挥身体去干什么，去哪里。对这种不受自我控制的职业惯性我感到非常惊讶，就好像有另一个脑子在指挥着。同伴果然在火力掩护我们……如果换一种方式形容，就是子弹将我们包在中间，从两侧嗖嗖飞过。我觉得自己更像是靶子，而不是什么掩护对象。渐渐地，我对枪声习惯了，重新开始用脑子。这东西总算又像平时一样驾轻就熟地转起来，不再是训练产生的机械反应。我飞快地确定了最好的接近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