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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梦见信箱里有什么东西，当我伸手去摸时，它蠕动起来。我在梦中无声地尖叫，嘴巴张得很大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来。我对小动物的恐惧都集中在这一刻发作出来，我想我的信箱里可能溜进了一只猫或者一只垂死挣扎的耗子。我害怕极了，并且我已经摸到了它，已经退不回来了，所有的感觉器官都已启动起来。有许多冰凉的风钻进我密集的毛孔，我像被冷酷的电流击中，移动或者后退都已经不可能了。
那个在淡蓝色空气中走动的女人，看起来像梦游症患者一般，她伸手去拉信箱的门，她看信箱里果然有她梦见过的东西，她伸手去拿，并没有触摸到动物的绒毛，光溜溜的，她拿到一本封皮十分光滑的书。
这本书拿在手里分量似乎很轻（比同样厚薄的其它书要轻许多），梦游者拿起来翻了翻，发现里面的纸页发黄，是真正旧纸的黄，而不是A后来出版过一本诗集所用的黄胶纸的那种黄。在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四处寻找那本黄胶纸印制的诗集，我翻遍了我巨大书柜的上层下层，我的目光越过王小波越过普鲁斯特越过让－菲利普·图森越过罗伯特·库弗，我惊异地发现我所钟爱的那本A的黄胶纸诗集不见了。我翻找得满头大汗，这中间伊豆不断地过来捣乱，她的小胖手像风中蓬起的花瓣那样美丽，她的小手在我心爱的书籍表面抓来抓去，然后她开始撕书。
我尖叫着夺过那本被她撕了一半的书，我看见大师的脸被她扯成两半，嘴脸歪斜。
如意闻声过来，将撕书的小人精抱走。
如意是我女儿的保姆，从伊豆一出生如意就一直跟着我。
我的家庭事实上是由三个女人组成的：我、伊豆、如意。我们平静地生活在北京一幢普通住宅楼里，夏天的时候我们的裙子花花绿绿晾了一阳台，空气中飘着好闻的香味儿。那景象是我喜欢的景象，“末日”这样恐怖的字眼儿已被我们远远地甩在脑后。1999已变成一个遥远的年份，它藏在时间的深处，藏在一个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地方，也许它正和我失踪的黄胶纸诗集呆在一处，在黑暗中睁着眼睛望着我。
末日悬在空中，末日的感觉是那本小蓝书带给我的，只要我的手平放在那本书上，我立刻进入一个秘密通道，先是我的手，然后是胳膊，再然后是全身，我像被一股吸力吸进去，被吸到另一边。眼前的景象就像倒放的录像带，我回到1999，伊豆回到我子宫，如意也回到我见到她之前那地方去。
宽宽和她的电影想法
1999年，无数个回顾节目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我们的视野主要限于大街上的广告牌以及电视屏幕。无数黑白片向我们涌来，连小时候看过的“新闻简报”都被从仓库里翻出来，在电视里一遍遍播放。
“新闻简报”都是些下着滋啦啦小雨的黑白片，这些新闻电影在1999年出现，看上去既怪异又新鲜，好像有人在故意玩弄时间游戏，把我们在时间走廊里一会儿带到这儿，一会儿带到哪儿。这又使我想起宽宽让我看过的她拍的那些样带——那些带点古怪想法和魔幻色彩的MTV（据说现在MTV的正确叫法应该叫MV，但一种叫法流行开来之后再更正，正确的倒像错误的，错误的倒像正确的）。我们坐在宽宽家的大沙发上，看对面大屏幕上飞来飞去的云彩，快速切换的红嘴唇，来来往往的人腿，快速晃动的斑马线，竖在空中的头发，倒立行走的男人……我们坐在沙发上吃着爆米花看着这一切，有时我们会心一笑，对着屏幕指指点点，那时我们都还没有被爱捆住手脚，我们自由自在，无事一身轻。她没有小虎子，我也没有伊豆，那时我们一心向往艺术，我要成为中国一流的小说家，她要拍出中国一流的城市电影。我们充满梦想，我们从来不理俗事，至于说孩子，在我和宽宽那时的字典里，“孩子”这个词是根本不存在的。我们不可能有孩子，也不可能有谁想要孩子，我们满脑子是亮闪闪的像宝石一样的东西。宽宽总是说，有一天，她会把我的小说拍成电影，拍得像梦境一样美丽而传奇。
有时，我一闭上眼睛，眼前的文字就会飞幻成画面，是宽宽那种画面，飞速流动，精美，奇异，变幻多端。我们走在街上，宽阔开朗的街道，就会变成一个巨大开阔的拍摄现场，宽宽会站在中粮广场众多玻璃钻石般反射着太阳光彩的街上，用手指画出一道圆弧形的彩虹。
她说，我就是要拍出最艺术的电影。
她说，电影就是一切。
电影就是人生。
把她话语里的“电影”两个字换成“写作”，就是我想说的全部。
1999，虚构的女儿伊豆第一章 末日传说（3）
军事重地，不得入内
拍地下电影的胡安（中国有个女导演好像也叫胡安，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我说的这个胡安是个男的），那时还没有在宽宽的生活轨迹中出现，女导演宽宽自由自在地活着，拍她的魔鬼MTV，约朋友出来喝点小酒吃点烤肉，生活过得悠哉悠哉。我与诗人A生活在两个城市，彼此没有见过面。那是1996年，离我们见面的时间还差几个月（我们到年底就要相遇），那一年，《1999年人类大劫难》那本书正在这座城市里悄悄流行，流行的速度之快有点像某种类型的流行性感冒。像风一样在空气中传播着，风刮到哪儿，就把某种不祥的情绪带到哪儿。这样一本只有175页的薄薄的小书，带给人们的恐慌是预先所有人都没想到的。
那本灰蓝色封皮的书自从在我的信箱里出现，便像影子似的粘上了我，我走到哪儿，它就要跟我到哪儿，它有时出现在我办公室的抽屉里（那时我还在一个保密单位里任职，单位门口贴有“军事重地，不得入内”字样），有时又从我松软的枕头底下冒出来。我所有的写作素材本都变成了与那本书颜色相近的灰蓝色，这种变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它们堆在我的书桌上，堆在我打印好的一摞摞的小说稿旁边，一张张表情肃穆的面孔上端正地写着我名字，有的还贴有标着日期的白纸条，上面写着“一九××至一九××雪凝小说”字样。
那一年，很多人都在生活中找到了与“劫难”有关的蛛丝马迹。有人在大树底下的阴凉处发现了一个罕见的蚂蚁洞，就蹲在地下一蹲就是几小时，那人面露惊恐之色，眼镜几乎要滑落鼻子尖底下，他也顾不上扶一下，他似乎被什么东西深深吸引住了，忘记了现实的存在。吃晚饭的时候，有人在饭堂打饭窗口前遇见他，发现他的饭盒里爬满大小不等的红头蚂蚁。
老甘从窗口里接过两个馒头若无其事地丢进饭盒，他找个地方坐下来，大口大口吃起来。
很多人远远地看着他，想说什么，却又止住了。
单位里都传说老甘的老婆，去了日本不到一年就提出要跟老甘离婚，离婚两个字，如同从晴空中掉下来的两把短刀子，把老甘心给吓傻了。
她出去的时候还好好的——
她上个月还打电话来——
老甘一个人站在操场上说着没头没脑的话，没有人接他的话茬，他像说给自己听的，但他说的声音很大，从旁边草地上经过的人全都听到了。老甘就像一块阴影，一个不祥的移动物体。他一走到哪儿，哪儿的空气似乎都变得暗淡一些。空气中浮动着浑浊的若有若无的微小颗粒，老甘就带着他的一身晦气在院子里走来走去，眼球变得越来越浑浊，头顶的头发像荒芜的草那样越变越稀少，大家都说：“你看老甘怪可怜的，老婆远走高飞，把他的魂儿都带走了。”
那阵子正是“末日说”流传最盛的一阶段，很多人都从不同渠道得到了《1999年人类大劫难》这本印制粗糙按现在的话说可能是盗版的书。没有得到的人都跟丢了魂儿似的，坐立不安地在院子里打转，有的人骑上自行车上了海淀图书城，他们想，别人有的，我也一定要有。况且这是性命攸关的一件大事，1999年人类将面临毁灭性的灾难，如果这场灾难不可避免真的要来，那么从现在开始的三年时间就什么也不干了，躺在床上睡大觉，什么也不用创造（创造了不也白创造）。喜欢争权夺利往上爬的人，忽然之间也灰了心，心想着往上爬又怎样，拍马屁又怎样，到时候还不是死路一条。蘑菇云在某一个早晨腾空而起，橘红色的火焰像一条巨大的舌头舔着窗帘外的玻璃，塑钢门窗在瞬间变化变软，如糖果般黏腻，人们惊恐万状地躺在床上，可能还光着身子，大难当头，已经顾不上什么体面，要逃肯定已经来不及了，惟一能做的就是如何使自己死得舒服点。有人寻找恋人的脸，有人抱紧自己的首饰盒，有人把存折藏进据说是防水的口袋里，有人疯狂地做爱。
在人心惶惶的1996年，我们都被那本只有175页的魔书牵着鼻子走了。人们对生活的绝望情绪被充分地激发出来，无论做什么事都在想，还有什么意义呢？老甘是我认识的人里惟一没有那本书的人，可是在1996年的夏天，老甘比任何一个人都更像一个行走在危险边缘的人，如果说我们距“末日”还有大约三年的时间，那么老甘距“末日”的时间就只剩下三个月了。
那年夏天，老甘穿着一件百孔千疮的破背心，在院子里幽灵似的走来走去。他有时蹲在大杨树下观察蚂蚁洞，一蹲就是几小时，许多人不理解他这种举动的具体含义（也许根本没什么含义，他只是无聊）。人们在私下里议论纷纷，说老甘也许是受刺激了，有点神经错乱，但也有的人说，单位里最清醒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老甘。他看蚂蚁搬家，是在观察自然界最微妙的变化，他没有疯，他是最清醒的。
恐慌感像流行性感冒那样，在我的同事们中间流行开来，上班的时候，有人在桌上竖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