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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也知自己牵强穿凿，不能服人，就说查嗣庭这样命题，不是“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对他试题那样分析不是深文周纳，不可以“加朕以深刻之名”。问题不仅在试题，还在于他“向来趋附隆科多”和蔡珽。雍正帝兴查嗣庭之文字狱为了整肃隆科多和蔡珽作铺垫。隆科多有“保奏大逆之查嗣庭”之罪，作为他结成奸党罪状之一。蔡珽的罪名之一就是“交结大逆不道之查嗣庭”。
雍正帝把汪景祺、钱名世、查嗣庭与年羹尧、隆科多、蔡珽诸大案相牵连，兴文字之狱，从而使他们成为比年羹尧、隆科多更危险的另一类敌人，是朝廷的主要打击对象。如果说，对于奴臣的不忠，皇帝不能容忍的话，对于不臣之民的读书人就更不能容忍了。
查嗣庭被判处凌迟处死。到雍正五年五月结案时已经死在狱中，仍被戮尸枭示，查氏之子十六岁以上的被处斩刑，十五岁以下的儿子以及查嗣庭的二哥查嗣傈及其诸子均流放三千里。由于查嗣傈死于戍所，到乾隆帝即位后被赦归的也就只剩下被流放的查嗣庭的儿子与侄子了。
《君臣道》第三卷陆生柟之狱
陆生柟之狱
陆生柟以有朋党之嫌而获罪，实属莫须有。陆生柟，举人出身，部选江南吴县知县，雍正帝引见之后，将他改授工部主事。李绂、谢济世事发，雍正帝因他是广西人，推论出他“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就把他革职，谢济世发往阿尔泰军营效力，陆生柟也如此。雍正七年五月，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奏参陆生柟书写《通鉴论》十七篇，“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诽议时政”。
对于此一文字狱，雍正帝是这样说的：
陆生柟由广西举人部选江南吴县知县，朕览其旧历奏折，开始是颂圣浮词，中间不过腐烂时文，无一语近于直言规正，亦无一事切于国计民生，而倨傲诞妄之气溢于言词，知其人必非醇厚谨慎。及至引见之时，举动乖张，朕将伊折内之语诘问数条，陆生柟总默然不能对。但闻朕教训，转多愤懑之色。当时将他补缺，令以主事试用。盖以其人或小有才，令其在京办事学习，以期改正错误。后改授工部主事，引见时，不但毫无敬畏，且傲慢不恭，显然逆抗，形于词色。
伊系广西人，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故敢如此，是以将他革职，发往军前，与谢济世同时效力。期望他等化去私邪，勉于自新之路。岂意陆生柟素怀逆心，毫无悔悟，怙恶之念愈深，奸慝之情益固。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怼，肆无忌惮，议论横生，至于此极也。
前锡保起行之时，朕谕以军前效力之汉官等，果能安静守法，自知罪过，则皆可贷其前愆，开予自新。或有私自著作，怨怼罔上者，亦未可定。今果得陆生柟所著之书，悖逆之情，尽行败露。
其论封建云“封建之制，古圣人万世无弊之良规，废之为害，不循其制亦为害。至于今害深祸烈，不可胜言，皆郡县之故”等语……
又云“圣人之世，以同心协力为治。后世天下至大，事繁人多，奸邪不能尽涤，诈伪不能尽逐，大抵封建废而天下统于一，相（臣）既劳而不能深谋，君亦烦而不能无缺失。始皇一片私心，流毒万世”等语……
其言建储也，借引汉武帝戾太子事。发论云“储贰不宜干预外事，且必更使通晓此等危机”等语……
又陆生柟云“有天下者不可以无术之治治之”等语。其意借钩弋宫尧母门之事，以讥本朝之不早建储贰……
其论兵制也，则称唐之府兵，云“李泌为德宗历叙府兵兴废之由，府兵既废，祸乱遂生，至今为梗，上陵下替”。又云“府兵之制，国无养兵之费，臣无专兵之患”等语……
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
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
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柟自述其心也明矣。
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
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塞之弊；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
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
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人之学而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王）安石者”等语。
又其论无为之治云“虽有优勤，不离身心，虽有国事，亦但存乎纲领。不人人而察，但察铨选之任；不事事而理，止理首要之人。察言动，谨几微，防谗间，虑疏虞，忧盛危明，防微杜渐而已。至若祭祀之事，则付之有司”等语。
雍正帝对这些观点逐一加以批驳、定罪。陆生柟主要的罪恶思想如下：
陆生柟美化封建制而非议郡县制的议论，是对雍正帝即位后以苛刻严厉的手段打击胤禩、胤禟诸王，穷治其党羽，为排除皇权的潜在威胁，最终杀戮诸王之事有所微词。
陆生柟就汉武帝戾太子事件议论建储，认为“储贰不宜干预外事”。又以钩弋宫尧母门之事，认为应早立储君。这是对雍正帝秘密建储有所微词。
陆生柟讥刺康熙帝不能教育太子，至有废黜之事，后不能预立储贰，至使皇子互争，骨肉成为仇人。这是质疑雍正帝即位的合法性。
陆生柟主张无为而治，是暗示雍正帝滥用君权。
这就是所谓“借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冀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怼”。读书人对历史的看法也就是对现实的看法，有与当权者的主旋律不和谐或可疑之处都不能被容忍。雍正帝制造文字狱之荒诞不经，自此以后，不仅是时事不敢议论，即使古代历史，也不敢议论了。
《君臣道》第三卷谢济世之狱
谢济世之狱
谢济世系雍正时期的都察院浙江道御史，因弹劾田文镜蹂躏士人被发配到阿尔泰军前效力。到军前后又因注释《大学》而在雍正七年陷入文字之祸。雍正帝所制造的文字狱最终都离不开权力的自我保护。谢济世之狱与陆生柟之狱都源于朋党之祸。兹摘录雍正帝上谕一节，以见当时朝廷“监谤之道至矣尽矣”之状况。
七年七月辛丑谕内阁：
据顺承郡王锡保以在军前效力之谢济世，注释《大学》，毁谤程朱，参奏前来。朕观谢济世所注之书，意不止毁谤程朱，乃用《大学》内“见贤而不能举”两节，言人君用人之道，借以抒写其怨望诽谤之私也。其注有“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等语，观此则谢济世之存心昭然可见。
朕即位以来，于用人之际至公无私，不惟可以自信，亦天下臣民所共知者。即以田文镜、谢济世二人之事言之。田文镜在圣祖仁皇帝时，为内阁侍读学士，朕从未识其面，亦并未知其姓名。因雍正元年，伊奉差祭告华山，回京陛见，将山西通省荒歉情形急切陈奏，备极周详。朕以山西被灾，其时之巡抚德音，身任地方官员，匿不奏闻。而田文镜以奉差经过之员，念切民瘼，直言无隐，其忠君爱国之忱悃，深属可嘉。遂令田文镜前往山西抚绥赈济，伊到彼处果能尽心办理，于是将伊授为山西布政使，令与诺岷和衷共济。嗣因河南诸事废弛，调任河南布政使，未几擢为河南巡抚，见今授以河东总督之任。一二年间，深加信任，尚可谓之“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乎”？
又如李绂、蔡珽，与黄振国、邵言纶、汪等结党行私，营求报复。而谢济世奸恶狠戾，听其指使，参奏田文镜贪赃纳赂，任意诬蔑，借直言敢谏之名，行其排挤倾陷之计。朕当谢济世陈奏之时，立即洞烛其奸，拿交刑部审问。朕尚未忍置之重典，着令革职，发往军前效力赎罪。一时在廷诸臣，无不以为至公至当。似此尚可谓之“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乎”？
至于朕心，并无私好私恶。惟以其人之善恶为好恶，以众论之是非为好恶，何尝豫存成见于胸中。即如引见各官，有见其才具似优者，亦令该上司试看，有见其人似属平常者，亦令该上司试看，并谕令该上司秉公考课，不必存仰合瞻顾之念。是以各员在任之后，或朕旨曾奖其优，而督抚参劾者多有之；或朕旨以为平常，而督抚保奏称职者，亦有之。朕未尝以一己之好恶，令天下督抚以阿徇；而各督抚亦能仰体朕意，从未尝以朕之好恶，漫为迎合也。朕之用人，惟期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可谓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乎？
谢济世于公正任事之田文镜，则肆行诬参，于婪赃不法之黄振国，以及党护钻营之李绂、蔡珽、邵言纶、汪等，则甘听其指使，而为之报复。乃直颠倒是非，紊乱黑白，好恶拂人之性者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