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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具体分析几个与权力斗争有关的清代文字狱。
《君臣道》第三卷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狱
汪景祺与钱名世之狱
雍正时期的文字狱，都与权力斗争有关系。首先是年羹尧案内有两个附案，即汪景祺与钱名世文字狱。汪景祺，浙江钱塘人，举人，年羹尧的幕僚，其所著《读书堂西征随笔》，不仅讥刺时政，而且对年羹尧大事吹捧，称年是“宇宙之第一伟人”，誉之为罕见之功臣。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的功绩，“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又有“洗涮数十年之陋习，整顿数千里之封疆”的功劳。（《读书堂西征随笔·上年羹尧书》）年羹尧大逆罪之一是对汪景祺的《读书堂西征随笔》不行参奏。
《读书堂西征随笔》内中又有诗句“皇帝挥毫不值钱”讥讪康熙帝，还非议康熙帝的谥号和雍正帝的年号。尤其是在年羹尧青海建功后，汪景祺想到历来功臣都难以与人主相处，遭猜忌乃至于屠戮，而作《功臣不可为》一文呈进。文章主旨是责备人主猜忌，为功臣鸣不平。文章大意说： 人主杀功臣的原因是由于庸主听说兵凶而惧，功臣能戡乱。认为能定乱者，必能作乱，那么己位就不保，因而疑之，畏之；功臣因功得上赏，礼数崇，受正人尊敬，被小人巴结，人主因以其有人望而忌之，怒之；若其再有建议，甚而谏诤，则谓之无人臣礼，谓之骄横，遂厌弃之。这疑、畏、怒、怨四心生，功臣惟有死而已。
汪景祺说，无论功臣怎么做都要获罪于君，所谓“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以槌心而泣血者也。”他在结语中讲： “杀道济而长城毁，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功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汪景祺劝诫臣子不可以做功臣，也劝告君主不要杀戮功臣。
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产生于中国古代，是我们祖先的光荣。
汪景祺做此文，是一种冒险行为。此时，年羹尧的时运正处在盛期，汪显然是要给他提供一点物极必反的道理。但是以年羹尧的秉性，他是不会理解这一层意思的。现在雍正帝看到此书，其感受可想而知。站在皇帝的立场上，此书实在是“悖谬狂乱，至于此极”了。但是雍正帝也不得不有所避讳，不以“功臣不可为”之论定罪，只以他诽谤康熙帝之罪，按照大不敬律，将他处斩。妻子发遣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亲兄弟、亲侄均革职，发戍宁古塔，五服内的族亲现任及候选候补者一律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
再说钱名世案。钱名世，字亮工，江南武进人，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中举，与年羹尧南北乡试同年。以参加纂修《子史精华》、《骈字类编》授议叙，雍正二年年羹尧进京，钱赋诗八首赠之，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之句。用的是周成王时召伯与周公旦分陕而治的典故。运用此典故以切合年羹尧川陕总督的重任。当年，周公召伯共同辅佐周成王。大臣以摄政方式治国，孔子认为这是最理想的君臣分享权力的方式。钱名世引这个典故，也暗合孔子的思想。孔子的思想虽经历代君主一再地歪曲，儒家的本来意思，仍没有消亡。而皇帝却是实实在在地反对孔子的学说，“雍正阅之，大为震怒”。
钱名世诗又有“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之句。胤禵调兵进藏平乱，立有大功，康熙帝为之立一碑，碑文为阿布兰所撰。雍正帝继统以后，嫉恨允禵之功，认为碑文不实，只写了允禵的功劳，没有突出“皇考”，于是又重写碑文。钱名世认为年羹尧平定青海叛乱，应照先例为他再立一碑石。允禵是对雍正帝威胁最大的政敌，这“第一碑”雍正帝都不能容忍，怎么能为臣子再立“第二碑”？雍正帝说他“作诗投赠年羹尧称功颂德，备极谄媚，且以平藏之功为美年羹尧，谓当立碑于圣祖仁皇帝平藏碑之后”，这种行为，是文人无耻钻营，违背圣贤遗教，不配做儒门中人，将其革职，发回原籍。比起汪景祺、查嗣庭来可谓从轻发落了。钱名世颇有文名，但“行止不端，立身卑污”，“为名教所不容”。雍正帝别出心裁地以“文词为国法”，亲书“名教罪人”四字，命地方官把它制成匾额，张挂在钱名世住宅以羞辱之。又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的初一、十五，都要亲往审视，是否悬挂。这就制造一种巨大的精神压力，使钱名世一生都喘不过气来。
雍正四年（1726年）四月二十一日“上谕”有云： “钱名世谄媚奸逆，特书与匾额，并令诸臣赋诗以昭惩创者，亦非仅为此宵小一人，盖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腆颜而生，更甚于正法而死，凡读书之士，皆期仰体朕心，人人争自濯磨之故也。”雍正帝要令天下读书人都不可以照孔子的原意理解儒家精神，而要按照皇帝的意识改造思想。雍正帝令科甲出身的京官每人作一首诗讽刺他，再由钱名世把它们收集起来，刊刻进呈，并分发直省各学校，以为无耻人臣之炯戒。警告文人学士“深恶痛绝，共为切齿”。正詹事陈万策有“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句。意谓钱名世与戴名世（康熙朝之《南山集》文字狱案犯）同是叛逆之罪；钱亮工又与在狱中的周亮工（入《贰臣传》）同是奸伪之人。或指年羹尧，年字亮工。这首诗得到了雍正帝的夸奖。有些人却因为诗作得不称皇帝的意，倒了大霉。如侍读吴孝登以诗作谬妄，被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则以诗意乖误革职，平白无故地遭到整肃。这虽是整肃士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清算儒家的君臣思想。
《君臣道》第三卷查嗣庭之狱
查嗣庭之狱
查嗣庭之文字狱是因隆科多而兴的。查嗣庭，浙江杭州府海宁县人，康熙四十七年进士，翰林院编修，庶吉士。查氏一门兄弟四人皆为进士出身，长兄慎行以诗文著名一时。雍正元年，查嗣庭由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蔡珽又复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廷讲官。雍正四年（1726年），任江西正考官。此科乡试，试题曰： “维民所止”。被人告发试题“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去其首。是为大不敬，文字狱遂起。
案发后，查嗣庭被捕入狱，抄家，查出“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棋相为表里”。他以钱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显系抨击时事，故最后以“腹诽朝政，谤讪君上”获死罪。这时隆科多已待罪边疆，蔡珽案正在锻造中，雍正帝就在召回隆科多的前夕，于五年五月将查嗣庭戮尸枭示，并牵连到一些官员。
关于此案的缘由，雍正帝自己说得很详细：
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隆科多曾经荐举。朕令他在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后见其语言虚诈，兼有狼顾之相，料其心术不端，从未信任。及礼部侍郎员缺需人，蔡珽又复将伊荐举。
今岁各省乡试届期，用伊为江西正考官。所出题目，显露其心怀怨望，讥刺时事之意。料其居心，浇薄乖张，平日必有纪载。派人搜查其寓所及行李中，得日记二本，内容悖乱荒唐，怨诽捏造之语甚多。
对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肆讪谤。如以翰林改授科道为可耻，以裁汰冗员为当厄，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正法为因江南之流传对句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清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为厄运，以殿试不完卷黜革之进士为非罪。
热河偶然发水，则书“淹死官员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唐之言，皆未有之事，而伊公然造作书写。
至其受人属托，代人营求之事，不可枚举。又有科场关节及科场作弊书信，皆甚属诡秘。今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有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为伊称屈者。今种种实迹见在，尚有何辞以为之解免乎？……
朕惟以至诚待臣下，臣下有负朕恩者，往往自行败露。盖普天率土皆受朝廷恩泽，咸当知君臣之大义，一心感戴，若稍萌异志，即为逆天之人，岂能逃于诛戮。
自唐宋以来，去古已远，习俗浇漓，人心诈伪，狂妄无忌惮之徒，往往腹诽朝政，甚至笔之于书，肆其诬谤，如汪景祺、查嗣庭，岂能逃于天谴乎？
查嗣庭请托贿属之书札，不一而足。其日记所载，狂妄悖逆之语，与汪景祺相为表里。而其诽议圣祖仁皇帝用人行政、大逆不道之言，不可胜举。（《雍正帝朝起居注》，四年九月二十六日条；《永宪录》续编，410~411页）
查嗣庭是隆科多一党，整肃他的真正原因不外乎此。隆科多是雍正帝合法继位的惟一历史见证人，为雍正帝所忌是必然的。诛查嗣庭等于打击隆科多。查嗣庭典试江西的试题之中，罪证主要有如下几点： 首题： “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帝的逻辑是，用此为试题，就是对朝廷保举人才之令有所不满。三题： “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雍正帝认为出此题实为居心叵测。策题： “君犹腹心，臣犹股肱。”雍正帝说查嗣庭不尊君为“元首”，分明不知君上之尊，有辱君威。《易经》次题： “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 “百室盈止，妇子宁止”。雍正帝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