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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正暗暗地产生着肉眼看不见的某种气流，悬浮在那狭窄的房间里。就像甘泰圭的话一样，这气流也会影响到看起来那般结实的玻璃等物质的分子结构，哪怕是轻微地使那密密麻麻而紧凑的结构变得松散，轻微地冲击便能挤入那个缝隙里，破坏那个物体的形态，这想法让张号角多少感到某种冲击。在他看来，甘泰圭与自己一样，也在思考着玻璃在某种状态的大气中要比别的时候更容易破碎这类有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受到那份猜测的鼓舞，张号角缓缓地用有些嗑嗑巴巴的语调，像独白一样说道：
“你的话让我不得不思考很多问题。用敏感的神经细胞也好不容易才能感知到的那种周边性因素，居然可以如此轻易地瓦解内在非常充盈以至这般透明的玻璃。这么说，可以把具有会破碎的属性称为玻璃的物质弱点，而具有可以在一瞬间推向极端的那种强有力的影响力和相当的渗透力的某种东西，会随时变换着自己弥漫在大气之中。假如这是事实的话，那么就算科学上并非如此，但是以心情来讲，在只能说是不明真相的那种力量面前，人类的肉体，包括心脏头脑是多么脆弱啊。是否就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以外的力量所摇晃，暴露出弱点，使被害意识程度加深，甚至有时会被驱使攻击。时而像玻璃一样，让自己变得更容易破碎；时而又像打破玻璃的物质一样，为了打破其他什么东西而焦急万分……”
“你的这番话听起来好像是想说，生活在现代的人本身都是些污染物质污染体。”
“不是想那样说，而是我已经那样说了。无须借助学者们的话，我们在日常中使用的语言都摆脱不了污染的问题。我们的所有行动和思维，从开始产生到变化的过程，究竟有多少想暗暗控制我们的痕迹？有些人说那就是人生本身，但是把它当成灰尘或细菌之类来称呼，又有谁能断言那是错误的说法呢？”
“你居然那么说，有点让我感到意外。你似乎相信理想的人生实体在其他地方另外存在着。你的这种心理显得非常悲观。稍微夸张一点说，你的话听起来就像是说，迄今的人类历史从未给过我们什么保障。”
“没错。就此而言我确实是个悲观主义者。但与此同时，正因为如此，我又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相信历史的发展。对迄今的人类历史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终于在我们这一代即将成为可能。我完全接纳这种可能性。”
首先，我不管各自属性的差异，想把焦点放在广义的社会、团体与个人三者之间存在的同质性上；还想再进一步，正式反省一下个人性倾向较为浓重的本章节与其他章节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我不是正面解决这种类型的主题，而是用推延到以后的方式来暂时搪塞。我总不能一直回避和擦肩而过。
然后我也许想指出，事实上我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所以基本上是在没有休息的情
况下就开始本章的写作这一事实。但仔细想一想，我现在还不能说这样的话。因为我得时刻谨记，在小说的这一部分中，“我”一方面是写《赤身与肉声》的现实中的小说家，另一方面又是其中的人物。保持小说家与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要遵守的重要规范之一。刚刚我想到了一个比喻：某部小说写到了一位可以穿行墙壁的有特异功能的男子，一直很自由地穿行墙壁的他，最终却因为一个小小的失误而永远被关在墙壁里了。我在正写着小说的小说家和小说中的小说家这两重角色之间穿行时，会不会也被关在一张纸那么厚的墙壁里呢？或许我已经被关进去了？当然，这个问题可以暂时按下不表，可是我为什么总是想依赖于比喻呢？这倒是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像大部分人一样，我也认为比喻并不只限于实际存在的物体之外，也许它本身就是一种现实。文学从本质上讲就是人生比喻。但如果不断使用比喻，只画出数个同心圆，就应该警惕非生产性。不过，既然我认为是有关系的，我就不会忌讳或者回避使用比喻。
赤身与肉声 上赤身与肉声（17）
把故事转到更具体的段落。事实上，我本想放弃在季刊上刊登《赤身与肉声》的第五章。曾向一位朋友委婉地提起过这一想法，当时他只是微笑，而我也没有多说什么。现在我想把当时想说的话，通过对话形式予以更分明的叙述。说它是对话形式，不如说它是对话体或对话语气更为恰当。因为在这部小说里，对话只用到半截是常有的事，现在也是那种情况。总之，我更喜欢对话语气。换句话说，书面语体过于直线和分析性，而且它本身太坚固；与之相反，口语体在某种程度上是婉转的和富于暗示性的，其本身是薄而透明的，还有一定的弹性；特别是，如果好好利用词尾的弹性，还可能获得意外的现场感和现实性。但现在我不想把精力放在词尾的变化上。虽然整部小说都带有强烈的书面语风格，但我同时也尽量采用了口语体的因素。当时我跟那位朋友所说的话，可能就是如下的内容。我另起一段，并使用双引号：
“因为多种原因，我想暂停《赤身与肉声》的写作。如果是这样，杂志的编者后记里可能会登出‘《赤身与肉声·5》，因为个人的原因停止刊出，希望谅解并予以评论’的报导。但追根究底，我感到把写不下去的原因归之我个人的说法既不确切，也与实际不合；应该归结于我和我的小说跟社会或者时代相互连接的关系。总而言之，我无法摆脱我的这部小说在时机上非常不确切的感觉。小说从几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实践中得到力量，它在理念和形式上的探索，到现代已经勾画出了各种各样的进化轨迹。具有丰富的形式和理念的小说互相混合在一起，以每个作者的个性为土壤，协调地发挥着其特性。虽然在文学上那些构成要素之间多少有点关系紧张，但总的说来，是可以调解或能够达成协调的。然而它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状况却完全不是这样。问题就在这里。正因为我们处于这样一种状况，所以各种文学形态之间的紧张或谐调随时会变得残废或破碎。一方面是大声疾呼，要实现文学的社会实践功能，另一方面则主张，首先要认可各自的丰富多彩和个性化的属性，然后再发挥他们各自的特质，这样才能实现小说参与社会变革的志向。前者因为意识到实践的攻击性而一再提高嗓门，而后者因为着眼于个人和社会所谓的本质结构，会更多使用自我反省的语气。我当然属于后者之列。由此看来，我正在写着属于形而上系列——当然，我也曾经多次说到，这部小说应该与形而上学有所区别——的小说，而在本章开头之所以说到个人装备，也是源于这样的脉络。小说即使被视为表达理念的手段，写小说的人却不得不碰到写小说本身的问题。不管写什么类型的小说，果真存在写作中无需提防可能产生的虚伪意识的人吗？大部分试图进行形式探索的小说，以我个人的看法，都与排除那种虚伪意识有关。当然，我并不完全相信形而上学会让这些成为可能，只是这样的可能性，不管是通过什么方法也应该继续试探下去。在这一意义上，我有时也希望能读到高呼社会实践的形而上的小说。如果我有这种能力，我一定会去写这样的小说。在此需要指出，幸亏我不只是《赤身与肉声》的作者。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以我面前的条件为基础。这段类似独白的对话尽管还没有结束，但考虑到呼吸和视觉的原因，想就此另起一行。
“以前也曾说过，对我来说重要的不是为什么要开始写小说，或者是为什么要写小说，而是为什么要继续写小说的问题。我的小说是不需要典型的，我通过无限重复也许不够典型的东西来换气。如果说文学能维持着多样性，那么在我这里得不到青睐的典型，会在其它的小说里被充分发挥。那么至少是从我的立场上看，它们与我们小说能形成互补的关系。也许有些人会提出反驳说，我所谓的多样性，削弱了集中性和尖锐性；以结果观之，会在我不自知的情况下参与维护现有的统治体系。当然也存在这种可能性。基于我的处境，我无法对此
做出强烈的反驳。但——也许读者们已经猜到了我会用这个副词——问题并不那么简单，至少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简单。多样性与自然性很接近，距意图性却非常遥远。我们各自都是向这个世界很自然地说话，然后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当然我们实际所处的状况无可比拟地暗淡和迫切。但是在与这种状况进行战斗的过程中，当文学成为关键时，光靠意图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制度所拥有的构造上的复杂性，或者是对抵抗势力的防御机制的周密性，已经达到了极点，所以对压迫和暴力的体制的斗争，不是跟某个个人或某个阶层的斗争，而是与其构造本身的斗争。现在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前后方之分，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对所有具有统治体制气息的东西——它也会在文学之中存在——不管它是什么，都坚决予以抵制和纠正，必要时还要推翻它。为此要维护多样的精神上的自然和自由，而且应该在这样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的认识：不仅是面向社会，而且敞开自己内部。非反省性的历史认识、完全以尖锐和激烈为表现的历史认识，有时也透露出与统治体系理论相似的一面；而且有时被它利用，甚至被它吸取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当然光靠多样性也同样是不够的。为了充分发挥多样性的力量，还需要有击中要害的攻击性。我现在是在说关于前方和后方的均衡感问题。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是以这样的眼光来一边看世界，一边写作品的。但是仔细想一想，在统治的一方依靠统治体系的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