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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处理成组人物，人物与环境的联系，都超过一般汉代绘画作品，也超过
了四川的画像石。
“朱鲔祠”画像石的单线阴刻法，和四川画像砖的单线阳刻，都代表了
汉画以单线勾勒为主要表现手段的特点。但望都、辽阳的墓室壁画和乐浪彩
箧的漆画，都说明色彩渲涂的方法在汉代也是很流行的。尤其望都汉墓壁画
用深浅墨色染出衣褶的厚度，以及辽阳汉墓壁画中用色彩效果追求对象的体
积感，更说明古代绘画技法的多方面的发展。
汉代绘画技术虽处于发展的早期的阶段，但在其表现效能却发挥到最大
的程度。“郭巨祠”画像的写实能力是比较幼稚的，然而若以处理战争场面
为例，其中却包含了六十个人物，有埋伏的兵马，有战斗的骑兵，有“胡王”
及其随从，有献俘、悬首，和楼阁、王者、廷臣等，组成首尾完整的情节，
而达到了表现的目的。所以，汉代美术造型能力虽不很高，却能表现丰富的
内容。
汉代绘画在表达主题时，善于运用绘画艺术的特长。
武氏祠的“荆轲刺秦王”一图，抓住情节发展的高潮，从而表现了冲突。
画面上描写了荆轲最后一次没有收到效果的努力：秦舞阳匍伏在地，秦王和
荆轲两人绕柱而走，荆轲已被人抱住不能脱身，奋力掷出了匕首，不幸未中；
匕首深深陷入柱中。画中秦王和荆轲的动作，和在构图上的相互的位置，都
能说明这一场面的紧张。特别那非常触目的细节——匕首穿透了木柱，并露
出了锋尖，正是夸张地表现了荆轲孤注一掷所使用的力量（图51）。
武氏祠的“泗水取鼎”一图，表现了事态发展的转折点的瞬间：铜鼎即
将到手之前，龙咬断了系鼎的绳子，鼎将坠而尚未坠下，拽绳的人们正在一
个个仰身跌倒。此一刹那之前，人尚未跌倒；此一刹那之后，鼎当落入水中。
而表现的是由成功转向失败的契机刚刚出现的刹那，不仅对于此一事件有更
大的说明作用，而且也保持了戏剧性紧张。
此外，如武氏祠画像石中，闵子骞的父亲弄明白真相以后，从车上回身
去拥抱跪在车后的受虐待又受委屈的儿子，从两人的姿态可以看出他们父子
之间的感情。又如武氏祠画像石中，描绘赵盾从晋灵公的宴会中逃出来，他
的部下祁弥明，正举足踢向晋灵公所嗾放出来的獒犬。那獒犬跳起来扑向祁
弥明，祁弥明举起的足尖恰在犬的颔下，这就非常尖锐地表现了这一场戏剧
冲突（图52）。
在汉代绘画作品中，可见到一些为了表达主题所作的种种努力。利用不
断的重复，并在重复中求变化，以便有力地明确地表达主题。汉画中最常见
的题材：车骑队仗、宴会、乐舞和庖厨，在每一幅中都不厌其烦地描写了围
绕同一主题的多种多样的活动。辽阳棒台子屯汉墓壁画和沂南汉墓画像石，
连续的故事性的大幅构图，尤其是突出的例证。
汉代绘画在表现动态方面，如人的舞蹈、云气的动荡和动物的奔驰等，
也极大限度地发挥了绘画艺术的特点。山东一部分画像石（如两城山、沂南
等），南阳和四川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以各种造型因素的方向感和运动感，
表现正在运动中的事物，及运动的方向和速度，都获得了造型美术中罕见的
成就。这就不只是归功于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并且说明他们对线、形、空间
等的理解并能巧妙的加以运用。
因此，汉代某些绘画作品在表达主题的方法上，在艺术技巧上，曾有过
杰出的创造。
汉代雕塑作品，在一些大型石雕上，掌握了大面与大块的表现手法，能
够充分表现出对象的统一的完整的形态；立雕和浮雕、线雕相结合；并利用
石料的天然形态，都是以简洁的方法突出主题为目的，因而也就创造了富有
特点的表现手法。
在小件泥塑中，尤其是一些陶俑的面部，呈现人的善良可爱的神情，在
人物内心情感的刻划上，比汉代绘画艺术中表现得更具体（图75）。泥条捏
成的杂技人物，也看出对于动态结构的熟悉。动物中如马的头部的形态起伏
的细致变化，被简要地塑造出来，表现了马的健劲有力和具有装饰风（图
80），发展了装饰和表现相结合的古代雕塑的艺术传统。而有一部分动物形
象（如辉县出土的狗），更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引起后人注重。
从汉代的雕塑作品可以看出，古代雕塑艺术的传统，从许多方面形成起
来，而且无论是大件或是小件的雕塑作品，其特点是，表现的主要目的是表
现事物的内在精神，而不是光停留在冷淡地进行外形的摹拟上。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认识到，由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其独特的鲜
明的艺术风格，标志着艺术的创造力的提高。汉代美术创作的重点是在于题
材意义，注重思想的表现。题材表现的范围相当广阔。作为艺术的内容则是
汉代阶级社会向上发展时期所产生的意识形态，其中一些较积极的成分，有
鼓舞人们前进的力量。所以汉代美术不仅在美术传统的形成上，也在古代社
会生活和人民的精神生活的不断发展中，起着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第三章两晋南北朝时代的美术
第一节概况
一、汉朝在黄巾起义的打击下覆亡，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王朝瓦解。纷
起割据的军阀豪强之间不断的战争，边地游牧部族间互相冲突；晋初短时间
形式上的统一，南北朝分别统一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都没有最后达到完
全统一的目的。所以，实际上是分裂了三四百年之久，从三世纪初开始，到
七世纪初才结束。这种政治上的紊乱与不安，体现着社会基础的激烈变化。
司马炎建立了西晋的政权（公元二六五年）。在这之前灭了蜀（公元二
六三年），在这以后不久又灭了吴（公元二八○年）；西晋实行“占田制”，
允许各级官僚按照等级不同占有不同数量的土地和佃客；实际上收到了把失
掉土地的农民重新安置在土地上的效果，生产得到某些恢复。
司马炎实行的分封子弟为王，以郡为国的制度，造成各王国有自己的领
地和军队，不利于中央政权集中统治的形势，所以在他死后就开始了混乱。
这种混乱，在历史上称为“八王之乱”，继续了十五年，破坏了北方的社会
生产，也动摇了西晋王朝的统治基础，而最后（公元三一六年）引起了北方
各游牧部族推翻西晋政权的长期的大变乱。
晋的宗室司马睿和流亡到江南的官僚地主，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了东
晋政权。东晋政权与当地的地主逐步取得妥协而得到了他们的拥护，然而统
治集团内部常起冲突。公元三八三年，在东晋的谢安指挥下进行了历史上有
名的“淝水之战”，击溃了苻秦的南侵。此后在南方，皇帝位置的占有者就
是军权的实际掌握者。公元四二○年，军阀刘裕代替东晋，建立了“宋”，
刘宋和其以后相继为军阀所建立的齐、梁、陈，共四朝，被历史家称为“南
朝”，每个朝代都很短。南朝的士族制度（士族官僚门阀制度），即在政治
权利、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上，家族按等级享有不同程度的特权，而且是很
严格的。他们有家学，有文化素养，但生活豪华奢侈且好逸恶劳，形成了一
批特权贵族。
东晋和南朝的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他们可以恣意霸占山林湖
泽，大地主并收养大批佃客。
江南地区的经济文化，因大批北方人民的南迁而得到进一步开发；经过
二百余年的发展，长江流域从地旷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态变成了日益繁盛
的沃野；南方土著各族（如四川的賨人，江浙的山越，湖南的溪、蛮等）也
和汉族人民进一步融合。
在北方，自西汉末年，西部和北部的各游牧部族便开始和平地移住于内
地，历东汉、三国，有加无已。他们有一部分也从事于农业生产，一部分被
贩卖为奴婢，一部分成为地主武装的部曲，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命运和各地的
汉族人民一样，遭受地主阶级和官府的压迫和欺侮。这些部族，按照过去史
书上所说，大致为五个种族，而称为“五胡”：匈奴（大多住在山西）、羯
（在山西南部）、鲜卑（在东北内蒙古各地）、氐和羌（在甘肃、青海一带）。
三国时代，各族聚居在山西、陕西的数量很大，约占人口之半。在军阀混战
中，各武装集团也利用他们的武力。
匈奴族首先起而反抗，在公元三一一年攻破西晋的首都洛阳，大事屠杀，
而开始了延续百余年的北方大骚乱。部族联盟一批一批地冲入，前后分别建
立了十几个国家。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其中立国时间稍长，而又
处于比较重要的地位的，有：羯人石氏的后赵（公元三一九—三五二年），
氐人苻氏的前秦（公元三五一—三九四年），鲜卑人慕容氏的前燕（公元三
四五—三七六年），匈奴人沮渠氏的北凉（公元三九七—四三九年）等。在
不断征伐和残暴统治下，北方各族人民经常举行反抗。
被认为和罗马帝国灭亡时可以相比的所谓的“蛮族入侵”，是以鲜卑人
拓跋氏征服了整个北方而结束的（公元四三九年）。
拓跋氏建立了强有力的北魏国家。他们注意到社会经济的建设和发展。
孝文帝拓跋宏（公元四七一—四九九年）实行的“均田制”，完成了鲜卑人
从家长奴役制向封建制度转化的过程。拓跋宏并实行了“汉化”政策：迁都
洛阳，禁令穿胡服，禁止政府说鲜卑语，模仿汉姓，“拓跋”改姓“元”。
这些改革适应着胡汉融合的趋势，而且更加速了这一趋势。
元宏执政之后，种族和阶级矛盾仍很尖锐，边地人民和士兵特别不满。
六世纪初期的三十年里，北方人民起义次数渐多，最后，葛荣领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