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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两年还经常出席境内境外各种名目的研讨会，文友们不是问我官司进展如何，就是跟我打气，甚至把我当做取乐的对象。一位湖南学者在桂林的一次会上说：“‘余古官司’全国从大报到小报都在炒，差不多都登在《文化娱乐》版，其中长沙的《潇湘晨报》还登在《娱乐酒吧》版。你打官司可是一种‘文化娱乐’呀。”
我说：“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这是在消遣我。不过，余秋雨居然用‘狡猾’一词来告我，这的确使整个案件带有荒诞性乃至有点娱乐性。我当时使用‘狡猾’是加了双引号的，是贬词褒用，是赞扬他狡黠、智慧和聪明的意思。他太不幽默了，连标点符号的用法都不懂，难怪法庭辩论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狡猾’属诽谤词还是一般的形容词，加了引号能否认为有污辱原告的内容。”
另一位同行说：“在法庭上辩论标点符号的用法，这究竟是打官司还是考语文常识？余秋雨认为‘狡猾’是‘整个侵权事件最严重的焦点’，由此向你索赔十六万，你可是‘一字千金’——不，是‘一字万金’，你的文章真是无价呀。我看与其说余秋雨告你，还不如说在抬举你，说你的文章非常值钱。”
还有一位北大出身的博士索性再消遣我一回，希望我跟余秋雨打个电话：“余先生，要钱没有钱，要命有一条，我以身相许。”
一位戴金丝眼镜的老师连忙说：“这个电话千万不能打，因原告是男的！”
这两年因为打官司，到上海去多一些，其中2003年春天到上海参加台湾文学研讨会，碰到一位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我问他如何看待余秋雨告我，他惜墨如金地说：“笑话！笑话！”再不多加解释。
2003年底，我应台湾佛光大学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去台北出席“两岸诗学国际研讨会”。宴请时有到“佛光”客座或专任的多位教授。他们来自东南亚和台港、大陆各地。席间，大伙都把“余古官司”当做下酒的佐料，这也许就是对那位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所讲的“笑话”的诠释吧。
我说：“我不认识余秋雨，与他没有恩怨和利害关系，故无诽谤动机。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法庭上。在法庭辩论时，他头一句话就说我研究他却从不当面采访他，可见我研究的是‘另外一个余秋雨’。我针锋相对回答说：要求研究者和研究对象见面，是违反文学常识的。难道研究李白的人也要和李白见面吗？”
一位从吉隆坡来的教授评论道：“你把余秋雨比作李白，太抬举他了！”
另一位台湾教授说：“这说明即使在法庭上，老古也没有诽谤余秋雨呀。”
又一位从香港来的学者说：“你这是把余秋雨比做死人，是对他真正的‘诽谤’”。
我说：“我决不会当着法官的面诅咒他。当时审判长只是批评原告被告双方‘谈的与本案无关，不要再争了！’”
大家几乎都对余秋雨没有什么好感，觉得他这些年太张狂，太文过饰非，为人不诚实，知错不认错，真应下点猛药让他清醒一下。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笔墨官司从海内打到海外
余秋雨原先说：在开庭前不想接受采访和发表看法，但后来看到国内外铺天盖地发表对原告不利的报道，他也忍不住“有话要说”。
最典型的交锋是在《中国青年报》、《华夏时报》、《羊城晚报》、《湖北法制报》以及香港《亚洲周刊》、新加坡《联合早报》、澳大利亚《华人日报》、菲律宾《商报》、马来西亚《南洋商报》等众多中外报刊所发表的报道或原被告双方内容相反的答记者问。下面的对话是从这些报纸的文章中摘录出来的，同样是一种非现场的辩论：
古远清：我要求此案由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余秋雨：上海法院受理这一案件，是有法律依据的。其实古远清不必害怕在上海开庭。（摘自《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0日）
古远清：上海开庭也好。因为上海的人心不见得都支持余秋雨。2001年12月上海市作家协会换届选举时，提名包括余秋雨在内的一百零一位理事候选人，只选九十六位，结果余秋雨竟被淘汰出局。对他连作协理事都当不上这一无情事实，他在接受境外记者采访时，却大言不惭地说：“我不参加带有官方色彩的文艺工作者联会和作家协会。”这倒有点阿Q精神。而他的落选，是民心铁的鉴定。（摘自《羊城晚报》2002年9月18日）
余秋雨：在1966年至1972年“造反”势头最激烈的时候，我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半强迫劳动状态……古远清一再抓住“狡猾”一词申辩，企图误导读者这是“用词之争”。其实，这牵涉到我在军垦农场服苦役的一长段历史是否伪造，牵涉到“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究竟设在上海还是设在外地，这是“文学批评”的问题吗？（摘自《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0日）
古远清：如果他在这一时期果真“一直处于被批判和半强迫劳动状态”，那请问：余秋雨1968年参与撰写江青直接授意的有批判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内容的评“斯坦尼”文章，这到底是自己“被批判”，还是批判别人？在《文汇报》七层顶楼的办公室内讨论写批判“斯坦尼”文章初稿，这难道是在郊外的军垦农场劳动？这里我还要补充的是：余秋雨三进“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系统，一次比一次更紧密，总共“在写作组呆了大约三年半左右”，以至成了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在胡锡涛的回忆文章中有详细的记载。（摘自澳大利亚《华人日报》2002年10月28日）
余秋雨：如果你在别的问题上扯来扯去，逼得我一个个官司打下去，代价会更大。（摘自《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古远清：你这是向我上演“恐怖片”。从你色厉内荏的答话中，可以看出你怕从“斯坦尼”一文牵扯出诸如“文革”期间姚文元修改旧著要请你帮忙这类过去没有查出的重大问题。
余秋雨：究竟是学术研究？还是违法行为？如果是违法行为，法院有能力解决；如果自称“学术”就可以逃避法律，那么连杀人犯也会宣称他在作“心脏穿刺”的学术研究。（摘自《华夏时报》2002年8月24日）
古远清：你把我比作“杀人犯”，还把我的学术研究比作“心脏穿刺”的研究，到底是谁在诽谤？我已向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写了一封公开信，希望作家协会保护我的学术研究中的自由发言权免受侵害。
余秋雨：这太可笑了。没有一个正式注册的协会是为了帮助自己的会员来对抗法律的。在法院向被告递送传票后，他居然一头扑向作家协会寻求保护，我想作家协会一定会啼笑皆非。（摘自《中国青年报》2002年8月20日）
古远清：你说我《致中国作家协会权益保障委员会的一封公开信》是“对抗法律”的举动，这用你自己的话来说是“太可笑了”。因你还没有看到我的公开信，怎么就知道我信中的内容是在“对抗法律”？建议广大读者不妨到我校开设的《中南论坛》网页查找“公开信”全文，以让公众知情权不致变为你自己讲的“受骗权”——你还不知道中国作协对我公开信的反应，就大胆预测中国作家协会收到“公开信”后“一定会啼笑皆非”。可事实是：《华夏时报》记者芬子采访中国作协权益保障委员会的张女士时，她谨慎地说：“这场官司是作家之间的事，我们会向作协有关领导反映，但一切只有定下来的时候，才可以对外说话。”由此可见，余秋雨讲的“啼笑皆非”，是他编的又一个戏剧故事。
余秋雨：我的法律行动已圆满结束。感谢被告古远清先生在法庭上对我起诉的有关事项向我正式致歉。感谢（北京）法院对我的洗雪和抬爱。（上海《新闻午报》2003年12月8日）
古远清：余秋雨善于指鹿为马、自说自话。把相当于撤诉的和解按假想逻辑演绎为自己打赢了。至于被肖夏林打败则坚持“无中生有”，“以败为胜”的假想逻辑，说成是“圆满”结束，或借记者之口把自己打扮成“胜诉”的英雄，正如潘多拉所说：“真不知是该替他惋惜，还是该为他感到可悲？”本来，谁输谁赢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通过这场官司探讨了公众人物名誉权的弱化问题，其深刻的文化意义在于：“从文化的公众人物之监督为起始，日后可进一步探讨对政治的公众人物之监督问题”。（摘自陈希林：《古远清谈余秋雨官司案》，台北《中国时报》2003年12月12日）
我和余秋雨打官司“密谋”起诉余秋雨（1）
在我校法学院某会议室内。大家一起议论官司已决定在上海开庭，我们要采取什么应对措施时，一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法学博士后说：
“余秋雨请古老师到上海‘玩’一趟，我看古老师也不妨请余秋雨到武汉来走一趟，以求机会均等。”
这时，武汉大学中文系一位教授得知我们讨论此事，便打电话来献策说：
“余秋雨手里有张牌，你手里也应该有一张牌。即你也应写一份起诉书在武汉起诉余秋雨。”
赵律师一边喝茶，一边评品这场官司的内涵，连忙拍板说：
“对，就在武汉起诉余秋雨。因为余秋雨在官司期间也发表了许多侵害被告的言论，这比‘狡猾’一词严重得多”。
我连忙补充说：“余秋雨在答北京等报记者问时，不止一次把我比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