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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行为指标也反映出社会情绪的转变。移民国外的人数慢慢地回落了。从1991—1995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8000人回落到1995年的26344人和1996年的21297人（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111），而1997年则降到20000人以下（Polityka； February 14； 1998： 6）。有一种不断增长的移民回国的浪潮——经常回家做买卖并发展私营商务，以及有相当多的外国人希望在波兰定居。1997年他们的数目达到8300人（Polityka； February 14； 1998： 6）。选举的参与程度有了一点增长，但是仍然相当低：在议会选举中参与率从1991年的43％增加到1997年的48％。
不断增长的信任的更加明确的证据可以在抗议事件数量的急剧下降中发现。罢工次数从1992年的6351次和1993年的7443次，参加的工人为752472人，到1996年，罢工次数只有21次，参加的工人只有44250人（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137）。对把罢工作为保卫自己利益的合法武器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问及波兰医院中的麻醉师的罢工，76％的人把它们看成是有害的，35％的人强烈地谴责它们（CBOS Bulletin No。 12/1997： 1）。
不断增长的信任的非常重要的信号出现在教育领域。首先，存在一种朝向高等教育的空前的推动力，在显著增长的学生人数的意义上出现了一种真正的教育繁荣：学生人数从1990年的403824人到1997年的927480人，增加了一倍多，同它一起差不多有了同样大增长的还有提供高等教育的学校数量，从1990年的112所增加到1997年的213所（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240）。在国家管理的学校——在那里，教育原则上是免费的——之外，也有作为新现象出现的私立高等教育机构——尽管学费很高，它还是吸收了大量的学生。1992年，这样的学校有18所，而1997年达到了114所（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244）。同样重要的是教育选择的分布图的显著变化，人们的选择明显地面向对未来有利的职业的机会。所以在大学里最受欢迎的系科是法律、商务经营、管理与金融、临床医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政治科学和欧洲研究。在私立学校最成功的是那些提供管理、经济和公共政策等实用教育取向的学校。所有这些领域显然都与基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而出现的雇佣机会有关。
投机似乎不像以前那么普遍了。那些购买某种形式彩票的人从1990年的26％下降到1996年的16％（CBOS Bulletin No。 81/1998： 8）。人们比以前储蓄更多的钱。银行存款从1993年的298。51亿元增加到1996年的879。55亿元（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464）。人们已经从储存外币转向储存波兰兹罗提（zloty），外币存款的比例从1991年的占储蓄总额的36％下降到1997年的不到6％（CBOS Bulletin No。 145/1997： 4）。个体的、非官办的人寿保险机构以前是不存在的，从它出现的那一天起就已经变得为大众所接受：在199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中，13％的应答者说他们以人寿保险的形式储存他们的钱（CBOS Bulletin No。 145/1997： 4）。不断增加的对政府担保的信任的一个好的迹象是公众对迅速增长的政府公债，尤其是长期公债的接受程度，仅仅在1998年5、6两个月，波兰公民就购买了700万三年期的公债（GW； July 10； 1998： 2）。最近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现象是消费信贷的繁荣。在1997年，每四个家庭中就有一家使用某种形式的消费信贷，而调查他们的动机表明了一种与一般的经济乐观主义情绪相关的对未来偿还贷款能力的信心（CBOS Bulletin No。 150/1997： 6）。我们也可以观察到消费行为上的一些变化。更多的人获得了贷款或用他们的存款建造了房子。投资在私人住房上的钱从1993年到1996年几乎翻了一番（Rocznik and Statystyczny 1997： 404…405）16。在一项调查中，问及如果买彩票赢得了很高的奖金他们会如何使用时，68％的应答者表示要建房子。也有其它的我们可以看作是信任指标不断增长的倾向。更多的人愿意化这么一大笔钱在教育上（从1996年的24％到1997年的32％）和健康保护上（从1996年的25％到1997年的36％），更少的人表示会用它来购买轿车（从1996年的43％下降到1997年的30％）。有四分之一的应答者表示将用它启动某种形式的私营生意。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为什么趋势会逆转（1）
现在我们必须面对最困难的问题：趋势的逆转为什么发生，以及它为什么能够持续？是否有任何一个单独的事件为不信任的恶性循环的破裂并把它转向启动信任不断增长的良性循环负责？或者它是多种因素的侥幸的结果？或者两者都是？带着后见之明的好处，我们可以冒险提出如下的假设。
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对于民主和市场改革的连续性和成功的广泛知觉。从共产主义体系在波兰崩溃和激进改革开始的那一刻起，在很多人脑子里的困惑性问题是：它是真的吗？毕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兰历史是以不断重复的短暂的大众反抗政府并带来悲惨结果的失败的改革为标志的。众所周知的“波兰日历（Poland calendar）”已经变得几乎全部充满了值得纪念的日子——反抗共产主义政权和生命短暂的自由化的象征：它们是1956年10月、1968年3月、1970年12月、1976年9月、1980年8月、1989年6月。这么多这样的日子可以唤起忧伤并且有时是悲惨的记忆。这已经导致人们无法相信1989年将是不同的。
这种基本不信任的慢慢根除是六组因素联合压力的结果。第一组也是最重要的一组，包括所有那些使人们意识到转变已经是连续的、持久的，而且使其势头真的不可逆转的因素。我冒险猜测：有两个事件——它对于很多人来说，事实上是相当自相矛盾的——为民主化和市场化的这种不可逆转性提供了最后的证明。第一个是选举一位前共产主义激进分子，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Aleksander Kwasniewski）担任总统，而这是在他战胜了团结工会的传奇式领袖——莱赫·瓦文萨获得的。第二个是共产主义出身的左翼政党在议会选举中的胜利与由前共产党员领导的政府的建立。两次选举的成功，其原因部分地是由于不信任综合症和为转换寻找慰藉物。但是自相矛盾的是，它们导致了信任的重建。这是如何产生的？这个似非而是的机制似乎是以下列方式起作用的。由于比例选举法原则与右派和中派政党的多样化和不团结，共产党在实际的选举中得到了大多数选民的支持。没有投票给他们的人中的大部分表现出了对改革将会被阻碍，民主化和市场化将会被终止，甚至共产主义政权制度的某些元素将会被恢复的深深焦虑。这样的事一件都没有发生。总统采取了一致的和有效的行动支持民主和市场改革，表现了强烈的亲西方倾向，在波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盟的谈判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政府继续进行所有体制的转型，通过主持制定新宪法赋予它们合法的标志，并且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17。对于反对派与毁灭的预言家（prophets of doom）来说，它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明：即使是共产主义者也不能“破坏游戏规则”和倒转变革的势头。对于后共产党的支持者来说，它表明了即使是“我们的人民”也不愿意改变转型的进程。通过这两种情形，它增强了关于未来的必然性、确定性和可预言性的感觉。而据我们所知，这是信任的基本前提条件。
确保转变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强劲起飞。依照“巴尔采洛维奇计划”，在1990年实施的早期“休克疗法”所造成的延迟性后果，经由从1993年到1997年由执政的后共产党所进行的一个时期的合理的和专业的管理改革，最终开始表现它们自己。波兰走到了其它后共产主义国家的前头。1996年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6。1％，1997年达到6。0％，并且预计1998年将达到5。2％18。同时通货膨胀从1996年的20。1％下降到1997年的16％，1998年预计只有12％。外国投资者对这些事实做出了反应，这本身又成为造成这些事实的部分原因。波兰在外国直接投资的累计数量上走到了这个地区所有国家的前面。到1997年12月它达到了203亿美元（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une 24； 1998： 12）。改革的收益在数量上开始超过它的代价。大部分人开始体验到工资上升、增长的繁荣、舒适，并且有时体验到真正的富裕19。乐观和轻快的情绪由于前面一个时期的沮丧而增强了。经济的成功甚至更令人珍爱，因为它非常出人意料的来到人们面前。就像佩里所观察的那样：“政权制度不断改善的表现对于建立对它的信心可能是最有效的方式”（Parry 1976： 142）。
影响每个人对转变的印象的第三个因素是日常生活的新品质：一个更安乐、更有吸引力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在经历了单调而灰暗的社会主义城市景象、“排队社会”的悲惨境遇、经济短缺的剥夺和生产者的市场暴政之后，大多数人比对消费社会司空见惯的西方同仁在更大的程度上喜欢消费社会的有利环境。购物、外出吃饭、开快速轿车、出国旅行、丰富的娱乐和闲暇是新发现的乐趣，它们提高了一般的满意和乐观情绪。而这些为信任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二组因素与政治民主制度和宪政的巩固有关。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是紧接着1989年演变开始的改革的最早焦点。“律师时代”——就像达伦多夫所说的——开始来临了（Dahrendorf 1990）。但是在正式的、法律的规定变成有效率的、起作用的政治生活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