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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入境（immigration）这种新现象（在1991—1995年间有32504名正式移民，参见Rocznik Statystyczny 1997： 111）引发了与来自其它国家的人、外国企业家，但是也包括乞丐、难民、那些受雇于“黑色经济”的人和黑手党的接触。“陌生人”的出现增加了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氛围。也出现了一种普遍深入的外部不安全感（尤其是来自复苏的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威胁，以及根植于历史的对比邻而居的后苏维埃共和国的怨恨）。
与信任的消亡相关的第二个一般性因素是，所谓的保卫社会生活秩序、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控制机构的可以觉察的无效（inefficiency）或松弛（laxity）。法律强制机构，从警察到检察院再到法院，常常被认为是无能的，或更糟，是有偏向的或腐败的。警察在控制街头犯罪、入室盗窃、偷车贼和黑手党活动的浪潮中所表现出来的无能是明显的。在某些区，所有的警察力量完全腐败的情形被揭露出来，这导致高级警官，包括警察局长的被解职（在波兹南市）。对于“白领犯罪”，特别是对那些妥协的政治激进分子的相互矛盾的指控被广泛地报道。一些法庭的判决似乎违背了关于正义的常识，给予他们与他们所犯的罪行不相称的较低的惩罚或者甚至宣判无罪（最近的一个例子是对恰斯托恩（Ciaston）和普莱蒂克（Platek）将军的审判）。鉴于大量的走私和估计数额在10万亿兹罗提的逃税（Poland： A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port 1993/1994： 130），税务和进口关税强制机关也被认为是玩忽职守。所有这些都腐蚀了对于正当的法律程序、标准、公正和正义的执行的信任。
第三个因素是个人资本的某种形式的耗尽触及到相当大部分的人口。最重要的是实际的贫困化。1991年，波兰处于贫困线以下（收入低于能够满足基本需要的“社会最低线”）的人数估计在35％，而在70年代末，这个数字不超过8％（Miszalska 1996： 68）。世界银行的估计显示：在1993年，大约550万人遭受到严重的贫困（GucwaLesny 1996： 109）。健康水平的某种程度的恶化和预期寿命的降低也可以被观察到。1990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只有71岁，而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的预期寿命大约在80岁（Okolski 1996： 24）。
最后一个因素——它增强了所有前面提到的因素的影响效果——是由“光荣的1989年”（glorious year 1989）所产生的相当高水平的期望和渴求。信任和不信任的经验经常是相对于我们评估社会客体的标准来讲的（Barber 1983： 83）。显然，如果可信任的标准降低了，信任被实现的可能性就比标准高的时候提高了。一般来讲，期望越现实，成功的信任的机会就越大，因而信任文化出现的机会就越大。同样，期望越缺乏现实性，信任被背叛的可能性就越大，不信任文化就越可能出现。
在取得对共产主义的胜利的兴高采烈的情绪（euphoria）（“五E综合症”）中，期望值被设置得非常高：转型将顺利而迅速，生活标准将很快提高，民主选举的权力精英将由在知识上和道德上都无可挑剔的人组成，国家将只在公共利益的名义下行动，完全为了公民的福利。注意到现实社会主义遗赠怎样仍在增强这些期望是有趣的。所有的社会主义所许诺但是从来没有兑现的事物现在都将在自由、民主的秩序下被实现。照顾公民并为他们提供基本利益的父权主义模型被40％的人所认可（Mikolejko 1991： 62）。在更具体的条款上，55％的人相信政府将照看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认为家庭应该承担这个责任的人只有13％（CBOS Buletin； January 1994）。而在另一个调查中，高达90％的人宣称政府应该提供工作、住房、教育、医疗服务，甚至还有休闲设施（Koralewicz and Ziolkowski 1990： 100）。转型的现实同那些梦想相差太远。在渴望的水平和现实的水平之间的落差总是令人沮丧和痛苦的（Gurr 1970）。结果是，已经由现实社会主义环境慢慢灌输形成的深厚的和普遍的不信任没有丝毫的减退。在一个缺乏信任的环境中，保持不信任是更符合理性的。那些表现信任的人不仅将在游戏中受到损失，而且将因愚蠢、天真、轻信和头脑简单而被责难。犬儒主义、欺骗、利己主义、逃避法律、在智慧上胜过系统变成了美德。这只能导致信任受到更深的侵蚀。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民主的巩固和信任的复兴（1）
上面所描述的信任危机在当时似乎激活了不断增长的犬儒主义、悲观主义和疏离的一个不道德、自我增强的循环。评估了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状况，我得出了一个悲观主义预言，相信信任的恢复将是一个相当长期而充满艰辛的过程（Piotr Sztompka 1995； 1996 a； 1996 b）。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一些事情转变了这种倾向的方向并开始信任的复兴：在转型过程中，我们已经遇到了那些广为人知的惊奇中的又一次惊奇（Lepenies 1992），但是这一次是乐观的和充满希望的。看一看20世纪90年代后半段的信任指标，我们将看到一幅完全变化了的图像。
（一）转变的证据
当我们查看言辞指标所显示的水平时，这种转变就尤其清楚了。我自己在1997年所做的研究表明，55。6％的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比1989年以前更好，而宣称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了的只有26。5％。在1991—1993年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只有大约20％的应答者把他们过去的一年评价为“好”，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是45％。与此相同，在1991—1993年，41％的人认为过去的一年是“坏”的，而在1997年这个数字只有18％（CBOS Bulletin No。 8/1998： 2）。向前看，50。1％的人认为未来充满希望，而为未来担忧的人只有21。6％（数据来源于我的研究）。这和全国性的调查是一致的，它显示：在1993年只有18％的人预期下一年对他们自己来说将会是“好”的，但是在1997年这个数字增长到30％（CBOS Bulletin No。 8/1998： 11）。当然这种评价在社会经济地位不同的人之间表现出很大的不同。不论是往后看还是往前看，乐观主义更多的表现在后共产主义转型过程中已经获得成功的或看到了成功机会的人身上。所以与过去相比，79。4％的精英认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变得更好了，而在从事最下层职业和失业的人中，这个数字只有26。2％13。与此相似，76。4％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声称他们的生活更好了，而在未受教育的人中，只有36。1％的人认为是这样的。展望未来，60。4％的经济精英声称充满希望，而只有30。1％的失业者和从事低收入工作的人分享这种希望。58。5％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预期他们的状况会改善，而对于未受过教育的人来说，这个比例只有42。8％。
20世纪90年代后期，还存在一种特别一致的不断增加的对于民主制度的信任倾向。如果我们还记得在1993年只有32％的应答者表达了对民主制度的支持（Central and Eastern Eurobarometer； February 1993），而此时，转变是显著的。在1995年的一次全国性的抽样调查中，当问及与其它所有的制度相比民主制度是否是一种更好的体制时，有71％的应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持相反意见者只有12％（CBOS Bulletin No。 152/1997： 1）。在1998年，支持民主制度的人增加到72％，持反对意见者为11％（GW； July 2； 1998）。对于作为民主制度的最明显象征的议会的信任程度也升高了。
对于公共机构的不断增加的信任倾向也出现了。仅仅1997年一年，支持政府的人从40％增长到48％，支持议会（塞伊（Sejm））的人从40％增加到45％，支持中央银行的人从68％增长到77％。
大众媒体也显示了信任的增长：信任电视的人从68％增加到77％，而信任波兰广播电台的人则高达87％（GW； February 28； 1998）。
尽管仍然有相当程度——而且更不幸的是，它们常常是有根据的——对政治精英的怀疑，有些政治家在信任程度的排序上似乎比以前变得更好了。最明显的是对总统的信任持续增长，在1996年达到68％（GW； February 21； 1996： 5），1998年达到73％（CBOS Bulletin No。 5/1998）14。
新任命的总理大约受到50％的公民的支持。对天主教会的信任在经历了一个时期的跌落之后，也慢慢地开始重新提高。
人们似乎已经从命定论中摆脱出来，开始拥抱行动论。“生活的成功只依赖于我们自己的努力”的论断在1994年得到68％的人的认可，在1996年得到了76％的人的认可，而认为命运是决定成功或失败的惟一因素的人从1994年的13％降低到1996年的11％（CBOS Bulletin No。 7/1996： 98）。
人们认为忧虑的事情的次序也发生了有趣的变化。好像忧虑的重点从转型的外部威胁转向了更加普遍的个人危险。在1998年，失业不再排在名单的顶部，替代它的是健康问题（受选率为66％），其下依次是与通货膨胀相关的经济生活水平的降低（58％），不断增长的犯罪（53％），战争（50％），而只是在最后才是失去工作（43％）（CBOS Bulletin No。 14/1998）。令人注目的是，在1991年使44％的人感到担忧的来自外国力量的外部威胁在1997年的数字只有27％（GW； August 27； 1997： 2）15。对威胁和危险的感知显然与应答者的个人资本水平，尤其是经济地位相关。富裕的人比穷人更少考虑它们的存在。
第八部分：信任和快速的社会民主的巩固和信任的复兴（2）
某些行为指标也反映出社会情绪的转变。移民国外的人数慢慢地回落了。从1991—1995年期间的平均每年28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