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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的时候，她们把胸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全部烧掉，她们这样做的时候忽视了妻子和母亲的重要性。妻子和母亲很像是一种职业。这是最重要的工作中的一种。”
慢慢地，法院开始意识到做居家妻子也是一种职业选择，当雇员被解雇或者是想解除雇佣关系时，应该得到合理的补偿。同时，也已经有先例表明负责养家口的人在分配财产时并不比操持家务的主妇更具优先权。2000年，英国国会上议院通过了一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判决：珊·兰伯特（Shan Lambert）得到了她前夫总共为2000万英镑的财产的一半。这不仅是英国历史上财产授予数字最大的离婚案，同时这个案子的非凡之处还在于它把妻子的家务劳动和丈夫在家庭之外的工作的价值等同起来。这就颠覆了长期以来富豪的妻子在离婚时得到的钱仅仅能支付“合理需要”的惯例。
在过去，英国的法庭裁定丈夫和妻子对家庭的贡献是相等的——但是经常会找一个理由让妻子得到的少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半。通常法官会说丈夫所具有的赚钱“天赋”使他理应多得到一些。而妻子们很难证明自己对家庭的贡献值得分到一半财产。
兰伯特的案子改变了这一切。这对夫妇结婚的时候，哈里·兰伯特（Harry Lambert）还没有当上一家报业集团的总裁，这个集团的主要业务是出版免费报纸，最后这个集团以超过7500万英镑的价格被出售。珊·兰伯特照顾着家庭，同时也帮他打理一些集团里的事务。在他们结婚20多年之后，兰伯特离开了妻子，和另外一个女人生活在了一起。在法庭辩论时，哈里·兰伯特的律师说他当事人的公司在与珊认识的9个月之前就成立了，公司的成功靠的是兰伯特自己的商业天赋。但是法官认为珊·兰伯特应该得到婚姻共同财产的一半。审理此案的法官索普（Thorpe）说：“不能再认为在外面工作的人就比操持家务的人对家庭的贡献多了。”家庭法律师协会的前主席奈杰尔·谢泼德（Nigel Shepherd）说这个案子在离婚法上是一个“大变革”。
他说法庭曾经认为哈里·兰伯特对于公司的贡献是特殊的，但他并不是什么天才，他的妻子为他做了能做的一切事情，没有理由不把财产平分。把50％的财产判给兰伯特夫人也带来了一个新的令人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一个不工作的妻子能得到50％的财产，那么一个既抚养孩子又赚钱养家的妻子在离婚时应该分得多少财产呢？难道她应该得到60％？
事实上，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有利于妻子的不均等的财产分配。简·博布洛（Jan Bobrow）和丈夫里查德已经结婚24年了，她是安永国际会计公司（Ernst &； Young）的首席执行官。2002年在印第安那州的法庭上，简最后获得了夫妻共同拥有的2450万美元中的60％。简·博布洛说最初她丈夫向她隐瞒财务状况，每个月只打算给她5000美元让她去抚养四个孩子。
她说在他说他想离婚并提出给她120万美元的赡养费之后，她决定检查他放在家里的文件。她后来说，她想过把赡养费提高到200万美元。“我不知道他到底赚多少钱，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财产”。法官说他之所以判决这对夫妻平分财产是因为2001年当里查德的年薪高达310万美元的时候，简在教堂做兼职每个小时有10美元的报酬。
这起案子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注意并不是因为不同寻常的财产分配方式，而是因为其中的一些金融信息——这些信息关系到了安永公司的一些财务细节。但是公开公司秘密已经越来越成为妻子们在离婚时喜欢采用的讨价还价的筹码了。在与通用电气公司的前总裁杰克·韦尔奇离婚时，简·比斯利·韦尔奇雇佣了一个了解她丈夫的股票投资情况的律师。这个战术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她提出13000万赡养费的要求被回绝后，她在2003年又提起了上诉。
比斯利·韦尔奇在1989年结婚的时候本身是成功的职业女性，当时她是一名律师。从这方面看，她和那些以照顾家庭和孩子作为婚姻全部内容的女人们并不相像，这些女人们必须要依靠法庭判决的赡养费才能维持生活。而有工作的那一方并不会因为离婚减少收入。这一点在温特夫妇的离婚案中很明显。离婚以后，加里·温特继续掌管着康赛克（Conseco）公司——这是一家很大的保险公司。尽管他的收入到底是多少没有人知道，但人们得知他的奖金就高达4500万美元。
洛纳·温特在被“解雇”，离开妻子的职位后从事的第一份工作是妻子运动分子这一情况实在是很有讽刺意义。温特传递的信息很简单：对于婚姻来说，经济的和非经济的贡献都应该被赋予同样的经济价值。她很认真地表明自己的使命就是呼吁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平等，但是很显然女人还有许多东西需要去争取，尽管有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做家务。
第八部第八部分 妻子的价值（4）
在获得赡养费之后，温特变成了一个经常在媒体上出现的角色——她出现在《财富》杂志的封面上，出现在奥普拉的访谈节目中，还出现在《夜线》（Nightline）节目中。她发表演讲，说婚姻是种重要的社会关系。她建议所有打算结婚的人都要学习金融知识，还应该用婚姻合同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婚姻平等协会致力于为那些离婚前待在家里的配偶争取利益。
温特认为这样一个无情的计划与渴望“永远”的浪漫梦想是相抵牾的，许多婚姻在建立的时候都是期待着天长地久。签定婚前财产公正合同让夫妇们不得不想到婚姻的结束。她承认在她自己的婚姻中她曾经深深地沉醉在浪漫的期待之中。“是的，我知道我有点迷恋白马王子的故事”，她在她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相信如果我做我应该做的，他做他应该做的，我们就会一直幸福地生活下去。这种情形并非不曾存在过。但这些没有保证。”尽管她在看待婚姻时有一种幸存者才有的谨慎，洛纳·温特还是说自己将再次结婚。加里·温特在1999年再次结婚。他的前妻不知道他是否和他的新娘签署了一份婚前协议。温特把自己称为女性主义者。“我总是支持女性主义”，她说：“我是上帝的孩子，我和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洛纳·乔根森·温特的故事是更为宏大的叙事中的一部分。想要重新评价妻子价值的女人们的声音越来越高涨，她的呼声不过是这大合唱中的一个声部。当超过70％的妻子在家庭之外从事全时工作，一个富有的经理的有职业的妻子能够得到经济上的补偿实在算不上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情况并非如此，越来越多的女人在放弃工作生育孩子或者是照顾家庭。和洛纳·温特不同，这其中有许多女人拥有专业学位和市场前景很好的技能。她们相信自己能够离开职场，也能够在愿意的时候重新回去工作。
洛纳·温特所提出的问题并非只对所谓的职业妇女阶层有意义。这些问题涉及到丈夫和妻子、男人和女人的相对价值——二战以后的西方所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可以延伸到对“人”的劳动的重新评价，甚至还牵扯到对一些基本经济理论的思考。
从历史上来看，妻子的一个基本目标就是成为丈夫经济上的附属品，家庭模式需要男人出去工作赚钱养家。妻子是最古老的一种职业。《圣经》中最早提到“妻子”时用的是“恰当的帮手”（help…meet）这样的说法。在中世纪的德国，娶妻成家是表明在一个行业中成为熟练工人的需要，似乎工场里没有一个妻子就无法正常运行一样。在17世纪的新英格兰，如果想经营一个卖酒的小客栈是绝对离不开一个女主人的帮助的，所以政府拒绝给单身男人颁发营业执照。
在一个需要共同协作的世界中，一个能为丈夫提供支持的妻子很受重视。在1956年出版的《安排男人》（Organization Man）中，威廉姆·H·怀特（William HWhyte）把妻子写成是一个“宁静的小岛”，能够“释放她丈夫在工作中感受到的全部压力”。在出版于1977年的《企业中的男人和女人》（Men and Women of the Corporation）一书中，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教授罗莎贝斯·莫斯·坎特（Rosabeth Moss Kanter）描述了当一个男性的管理者有一个居家妻子时，公司会“高效率”地运转。尽管公司并不会直接向妻子们支付报酬，但她们能够促进丈夫的事业发展。6年后，坎特又一次关注这一课题，提出妻子们在公司之外积极地发展社会关系将会对丈夫起到帮助。
英国的社会学家珍妮·芬治（Janet Finch）说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能够给丈夫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她们能减轻伴侣的负担，增强其工作表现。她在1983年出版了一本影响甚广的《结了婚还得工作》（Married to the Job），书里列举了很多已婚男人在妻子的辅助下完成工作的例子。她提到了学院里的妻子，她和丈夫的资历差不多，能够帮助丈夫批改学生的作业；政治家的妻子则有能力发表演讲；妻子们还被指望着去主持交际活动或者是为当产科医师的丈夫接听夜间电话。
芬治认为对大多数女人来说，要想过上水准高一点的生活应该倾其一生去做好一个妻子，而不是发展自己的事业。“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对一个妻子来说，最明智的选择是把精力投到丈夫的工作中去，提高他的收入，而不是追求自己的事业。”到现在也还有人这样认为。2003年10月的《纽约时报》上一篇讲述告别职场的女人的文章，援引了一个女律师的话，她承认在她与未婚夫订婚之前，她拒绝了“很好的工作机会”，为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