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履铩返耐臣疲�87％的夫妇是按照宗教典礼结的婚，但是另外有研究结果证实，仅仅有38％的美国人每周参加宗教仪式。
婚礼产业把传统发展成了一个时尚，也使得其他一些传统仪式被人们所接受，重新复苏起来。这其中的许多仪式，比如一个男子恳求他未来新娘的父亲把女儿的手交到他的手里，现在成了一个很迷人的景象，这不过是一种倒退，一种姿态，有时候在婚礼上这样做的时候，这对夫妇甚至已经有了共同的财产和孩子。
传统受到赞美只是因为它是传统，因为这是一种潮流，甚至很少有人来想一想隐藏在其后的深层涵义。我们目睹了90年代后期女性纷纷采用丈夫姓氏的“潮流”。“越来越多的新娘在采用她们丈夫的姓氏的时候说‘我愿意’”，这是发表在1996年的《新娘》杂志上的宣言。“姓氏改变又一次来临”，《环球邮报》在1998年这样鼓吹。当那些政治家的妻子们比如说切丽·布什·布莱尔（Cherie Booth Blair）还保留着未出嫁时的姓氏的时候，女性们采用她们丈夫的姓氏成为了新闻标题的产生源头实在是有点古怪。有一个事实必须被注意到，那就是在北美地区没有针对姓氏更改进行的登记，所以在这个领域要真正形成潮流几乎是不可能的，而且这其中的轨迹非常难以描绘，其根据往往是一些见闻。1994年发表在《美国人口统计》（American Demographic）上的一份研究结果表明，90％的美国女性采用了她们丈夫的姓（其余的，有5％的把自己的姓和丈夫的姓用连字符连接起来，2％的保留了她们婚前的名字，大约3％的做出别的选择，比如在专业领域用她们婚前的姓氏，而私下里则用婚后的姓氏，或者是保留婚前的名字作为第二个名字）。根据《新娘》杂志1996年在6000名读者中展开的调查，有87％将要成为妻子的人计划采用丈夫的姓氏——这个数字在1992年是14％。“相对年轻的女性更容易采用她们丈夫的姓氏，”《新娘》的编辑米莉·布拉特恩（Millie Bratten）解释说，“她们有各种说法，从‘这是一个传统’到‘这是他继承下来的一部分，我也想成为这其中的一部分’”。
其他研究表明，女性的社会地位越高，收入越高，她采用丈夫姓氏的可能就越低。在1980年到2001年之间进行的一项研究，是以《纽约时报》上的结婚公告、哈佛大学的女毕业生的记录和马萨诸赛州的出生记录作为依据，试图从中推断出“标准”数据，这项研究表明在1980年有不到10％的女性保留着她们自己的名字，当说到姓氏信息时，在1985年有一个“快速上升”，达到了20％。到2001年，35％的女人说她们将保留她们自己的名字。但是三十几岁的大学毕业的女性中保留自己姓名的比率在1990到2000年之间从27％降到了19％。甚至是在那些35岁到39岁的那些有着稳固的事业基础的女性中，这个比率也是呈急剧下降的状态。通常我们会把这个群体视为“看守人”。
第二部第二部分白色梦幻（8）
克劳蒂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是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同时她也是这项研究的主持者，她认为采用丈夫姓氏的潮流代表了向传统的回归。然而，如果一个人真想转向传统的话，这个人就应该意识到在封建时代人们婚后采用的家族姓氏是那个更有社会地位的家族的姓氏，不管这个姓氏是男方的还是女方的。但是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认为一个女人应该跟着她丈夫姓，以和随着婚姻的缔结财产发生的转移保持一致。1879年，当女权主义者露丝·斯通（Lucy Stone）对马萨诸赛州法庭说根本就没有一条法律要求她改变她的姓氏，这时候法庭才制定了相关的法律。
规定女性如何对待婚姻的法律规则被社会上的责难所代替，在这种责难里，一个女人在婚后是否改变姓氏是公众判断这个女人的一种方式，通过这件事人们似乎可以看出她是否承担起了对婚姻的承诺。21世纪，许多采用了丈夫姓氏的女人们认为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她们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说，采用另外一个姓氏比一直沿用她们一生下来就用的姓氏更显示了她们是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来行事。还有些女人认为这件事情和她们愿意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一样，算不了什么大事。她们不过是愿意采用丈夫的姓氏而已。我曾经听到一个女人宣称采用丈夫的姓氏令她获得了更为“平等的社会地位”，因为现在她和她丈夫在分享一个姓氏。
被大力鼓吹的“姓氏改变”复兴是婚姻脆弱的另外一个表征，说明女人对于婚姻来说所具有的功能不过是提供一个压舱物而已。朱迪丝·牛顿（Judith Newton）是加尼福里亚大学的教授，解释说年轻女性们渴望通过这种命名法来获得一个稳固的地位：“我明白那些二十几岁的年轻姑娘们内心所怀有的愿望，她们不愿意像她们的父母那样离婚。她们比重视个性更重视联系。”
大多数改变姓氏的女性这样做都是因为出于自愿，不是因为她们的丈夫要求她们这样做。劳丽·斯科伍堡（Laurie Scheuble）是宾夕法尼亚州大学的教授，曾经和她的丈夫大卫·约翰逊（David Johnson）一起对姓氏现象进行了研究，他们认为在妻子的姓名和婚姻幸福与否之间并不存在什么联系。劳丽说，女人们做出更改姓氏的决定是因为“以前是那样做的”。
《环球邮报》在讲到女性改变姓氏这一潮流时曾经援引过一个女人的说法，这个女人认为改变姓氏主要是出于对家庭完整性的重视：“我们想让人们把我们看成是一对夫妇，一个家庭，这是一种比较容易的做法。那种女性是一种所属物的争论并不是我们要讨论的，因为这不是我们对待彼此的方式。”即使如此，这个女人也承认如果她有一个稳固的事业基础，她将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但是如果目标是创建一种一元化的家庭模式，为什么不采用妻子的姓氏？做出这种选择的人是如此稀少，所以当它发生的时候自然就成了头条新闻。1998年，纽约的律师大卫·索斯肯（David Soskin）与布兰德·斯黛琳斯（Brande Stellins）结婚，《纽约时报》的结婚公告非常醒目：“索斯肯先生将采用斯黛琳斯女士的姓氏”。新郎说他的朋友们说他简直是疯了。
那些创建一个新的姓氏的夫妇同样不平常，比如密歇根大学的毕业生劳拉·阿伯克（Laura Aberbach）和巴里·马丁（Barry Martin）。他们在1991年订婚后造出了一个姓叫阿伯特恩（Arbreton），是他们双亲姓氏的合成物。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密歇根州法律要求男性而不是女性去参加一个听证会，其目的是婚后改变他们的姓氏，很显然这是一个很落后的做法。为了避免这个程序，马丁在结婚典礼前就把姓氏改成了阿伯特恩。其用意在于提醒我们一个人的名字是其个人的一种表达，它同时也是一个社会符号，作为一个社会符号它会对我们产生作用。
为了对深深刻在婚礼产业上的新娘烙印和这个产业所遵循的复杂规则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我们必须从维拉·王坐落在麦迪逊大道上的时装店往南再行数千里到布纳·维斯纳湖去。迪斯尼世界正在等着你的到临。在你到达之后，你必须到北边的佛罗里达大道去走一走，经过完美的绿色航道，再往右转，经过一道把真实现实隔在门外的装饰繁复的大铁门，里面就是所谓的“迪斯尼婚礼帐篷”了。这里面看上去像是个空旷的大停车场，又像经过了彻底的消毒，几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但你一定不要被这幅景象吓走。这里是一个模仿浪漫的中心，是迪斯尼拥有版权的“神话婚礼”计划实施的中心。全部计划就是在这块从前是沼泽地的地方实施的。
在方圆27000英亩的迪斯尼乐园里，平均每天有六到八场婚礼举行。一对夫妇可以在“新英格兰游艇俱乐部”、“波里尼西亚的风景胜地”、在艾波卡特主题公园的“埃菲尔铁塔”前或者是在“绿野仙踪”（The Wizard of Oz）的复制品里缔结良缘。他们也可以在MGM主题公园里举行一个“好莱坞豪华式婚礼”，其主要特点是行驶在“日落大道”上的车队、聚光灯、尖叫的影迷、狗仔队员和从红地毯上款款行过的风采。大多数夫妇选择在与宗教宗派无关的“婚礼帐篷”里结婚，“婚礼帐篷”坐落在一个小岛上，上面有一个形式独特的桥，周围围绕着人造的世界七大洋。这个结婚帐篷就像迪斯尼世界里的任何一样东西，是一个花样翻新的模仿。1995年这个结婚帐篷建成，在此之前婚礼计划已经实施四年了。这一建筑物模仿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特色。每一个细节都被充分地考虑到了，无处不体现出优美和浪漫的气息。离“梦境”不远处就是灰姑娘的城堡，从圣坛后面往外看去，透过窗户上的彩色玻璃，这城堡就像是被镶在框子里的一幅美丽的画卷。
第二部第二部分白色梦幻（9）
2000年，有大约2500场婚礼在迪斯尼世界举行，这个数字和拉斯维加斯的120，000场婚礼以及整个北美地区的26亿婚礼相比，实在算不上是个特别惊人的数字。这种赤裸裸的商业化场景肯定会让玛莎·斯图尔特感到震惊，以至于战栗不已。但是在迪斯尼举行的商业化婚礼里面，存在着一种很奇怪的诚实味道，它所模仿的范本是甜蜜的幻像，它所出售的是现代童话婚礼的翻版，是商业化的快乐肖像的极端版本。
在80年代后期，迪斯尼世界的CEO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开始启动“迪斯尼婚礼计划”，因为他看到了在美国人喜欢选择的蜜月目的地中，迪斯尼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这其中无疑蕴藏着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