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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注：“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
弓，枝节皆有刺。被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显然是■竹属的竹。又如，
“单体虚长，各有所育”。原注：“单竹大者如腓（肠）、虚（空心）细长爽。
岭南夷人取其■未及竹（嫩竹）者，灰煮，绩以为布，其精者如■焉。”显
然是■竹属的箪竹。其他如鸡胫竹（鹤膝竹属）、弓竹即如今藤竹属的竹，
■■竹为刚竹属的白夹竹等等，不一一例举。
（3）竹类的生境和地理分布。戴凯之对竹类植物的生长地（或生境）作了
大量调查（文献和实地的）。指出竹类植物“或茂沙水，或挺岩陆。”“桃
枝■■，多植（生）水渚，篁筱之属，必生高燥。”这是由于“厥性所宜”
的缘故。
竹类性喜暖热气候，为亚热带地区的植物。书中说它“质虽冬倩”，
但“性忌殊寒”。另一方面，他又指出竹有“根深耐寒”的特性，说：“北
土寒水，至冬地冻，竹类根浅，故不能植。唯■（箭竹）根深，故能晚生。”
这是合乎科学认识的。
风力对某些竹类生长也有影响，生在海岛岩坡上的海筱竹，“生既危
■，海又多风”，其秆茎“内实外坚”，“枝叶稀少，状若枯筋”。竹笋
和笋箨的萌发期与降雨量和气温也有密切关联，“夏多春鲜（少）”，言其
萌发期多在夏季。竹类的开花结实与根、干将枯有关，“根干将枯，花■（竹
实）乃悬”，言其竹类出笋很少或甚至不出笋、竹叶变为枯黄或脱落现象，
则预示花期即将来临。至于“注”中说：“竹生花实，其年便枯死”，则
是指竹类开花结实后的必然结果。在这里，戴凯之并没有明言竹子开花的
原因，但就其“枯”字而言，似乎他已觉察到竹的开花与外界环境条件如
干旱、缺水等有直接关联。
在《竹谱》中，他还提出竹类的开花周期和更新年期。“■必六十，
复亦六年”。据近代植物学考察，竹的开花周期长达五六十年者，有刚竹
属（毛竹属）的桂竹、毛竹和■竹属的 Bambusa polymor…pha。但他还不可
能知道竹根枯死，竹鞭不致全部枯死，有的经几年后仍可复生的自然枯现
象。他提出“其实落土复生，遂成竹町”。这种由于种子成熟脱落，在适
宜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发芽生长形成的竹林，现代称为天然更新林。
在竹类的地理分布方面，他提出“九河鲜育，五岭实繁”的分布区域。
所谓“九河”，非泛指禹所导之九河，而是专指刘宋时的冀州平原郡。联
系“茂彼淇苑”及“鲁郡邹山”，则竹类分布的北缘相当于今太行山东南
麓淇水至泰山以北一带。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联系戴凯之所述长江流域以南
广大地区所产的竹类植物，也同样看出，戴凯之所说“五岭实繁”，实则
蕴含有以“五岭”为界，将长江以南产竹区划分为两大竹区的意思，即五
岭以北至长江流域以南和五岭以南这两个产竹区。因此，戴凯之所说“九
河鲜育，五岭实繁”，实在蕴含有如今三大竹区地理分布的萌芽思想。
（4）竹类利用，除与人类文化生活（制做乐器）有关的竹以外，更多的是
与人们物质生活有密切关系的竹，如单竹“可绩以为布，其精者如■焉”；
射同（竹）可以贮箭；筋竹为矛；■竹材质“细软肌薄”，可以束物，与麻
■同；白竹可以为簟；■竹叶“可以作蓬”；■与由衙“土人用为梁柱”；
“篁竹大者可行船”；等等。
戴凯之既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在实际调查中丰富了竹类
知识的内容。后魏农学家贾思勰在其名著《齐民要术》中就曾引用了《竹
谱》的有关内容。唐代李善注《文选》、段公路《北户录》也曾援引。在
戴凯之的影响之下，宋代有僧赞宁《笋谱》、元李珩《竹谱》等相继问世。
毫无疑义，戴凯之对我国古代竹类的研究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文献
原始文献
＇1＇（晋）戴凯之：竹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
1986。
＇2＇（宋）僧赞宁：笋谱，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
1983。
＇3＇（梁）钟嵘：诗品，《汉魏丛书》本，红杏山房刻本， 1876。
＇4＇（梁）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
＇5＇（梁）肖子显：南齐书·武帝本纪，中华书局， 1974。
＇6＇＇南朝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上海中华书局，
1928。
＇7＇（唐）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 1974。
＇8＇（梁）陶弘景：真诰·甄命授，明刻本。
研究文献
＇9＇（清）王谟：竹谱跋，《汉魏丛书》本，红杏山房刻， 1876。
＇10＇（清）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
1983。
＇11＇胡立初：齐民要术引用书目考证，见《齐鲁国学汇编》，齐鲁大
学， 1934。
＇12＇陈寅恪：崔浩与寇谦之，见《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
社，1980。
＇13＇苟萃华：戴凯之《竹谱》探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0（1991），4，
第342—348 页。
＇14＇陈嵘：竹的种类及其栽培利用，中国林业出版社，1982。
张胄玄
陈美东
张胄玄勃海■（今河北景县）人。约北魏孝昌二年（公元 526 年）
生；隋大业年间（公元 612 年左右）卒。天文学。
张胄玄博学多通，尤精天文历算之学，久居民间。隋文帝开皇五年（公
元585 年），张胄玄与李文琮一起曾编制了一部历法拟上献朝廷，由于当时
刚颁行张宾历，所以未被采纳，但是他们的历法却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流
传和应用。约开皇十年（公元590 年）经由冀州刺史赵■的举荐，年逾六旬
的张胄玄才开始到京师太史任职，授为云骑尉，参议天文历法之事，曾与
刘孝孙一起对张宾历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开皇十四年（公元593 年），为
鉴别各家历法的优劣，太史提出古今日食观测记录25 事，依张宾历推算，
合者甚少；依刘孝孙法推算，合与不合各半；而依张胄玄法所推大多符合。
这引起了隋文帝的重视，又因张胄玄称言入隋以来白昼时间增长等瑞兆，
隋文帝大悦，即令张胄玄着手制定新历法。开皇十七年（公元596 年），张
胄玄制成新历，经校验，证明张宾历疏远，但新历也不能尽中。隋文帝出
于政治考虑，力褒新历，诏令颁行全国，并升任张胄玄为员外散骑侍郎，
兼任太史令。新历颁用后，屡屡受到刘焯的批评，但张胄玄则坚持己见，
于是，驳难不止，直到隋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 年）刘焯去世，张胄玄才
取长补短，厘定历术，这就是流传至今的大业历。
与刘焯的皇极历相比较，大业历稍为逊色。但是，张胄玄深受张子信、
刘孝孙等人的影响，甚或也受到了刘焯的影响，再加上他自己独立、勤奋
的观测与研究，使大业历成为我国历史上一部颇具特色的重要历法。
在大业历中，张胄玄对张子信的三大发现均给出了独特的描述。大业
历的日躔表与皇极历有很大不同，大业历所取太阳盈缩极值的精度要高于
皇极历，但其二十四节气太阳实行度分与平行度分之差的测算误差为27。2′，因太阳运动不均匀而加于平朔的日分改正值的误差为3。4 刻，二者的
精度则略低于皇极历，大业历对于太阳运动不均匀性的总体认识也欠正
确。大业历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改正的入气加减法是自成体系的，其中对
于火星运动不均匀性的描述还稍优于皇极历，对于火星远、近日点黄经的
测算误差均较皇极历为小。关于月亮视差对于日食的影响，大业历所取食
差值及其计算法也别树一帜。对月食食分的计算，大业历所采用的算式也
别出心裁，且与现代对于食分的定义是基本吻合的。此外，大业历选取太
阳距黄白交点1。09°为可能发生月全食的限度值，虽然精度还较低，但却
比皇极历稍强。大业历和皇极历一样都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它们从不同
的侧面反映了在张子信获得三大发现以后，天文历法界力图优化历法的可
贵努力。张胄玄对于五星运动的研究十分出色，他通过测算，得出木、火、
土、金、水五星的会合周期分别为： 398。882 日、779。926 日、378。090
日、 583。922 日、 115。879 日，它们的误差分别为 0。002 日、0。011
日、0。002 日、小于0。001 日、0。001 日，其总体精度是历代最高的。对于
五星在一个会合周期内的动态表，张胄玄也进行了改良，他应用了以等差
级数来描述木星、火星和金星动态的方法，并应用了等差级数求和的公式。
这些都使得对行星动态的描述比较接近真实的情况，对后世历法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
大业历还首次明确给出了二十四节气太阳出入时刻表，由之可以算得
二十四节气的昼夜漏刻长度值，据研究，其平均误差为6。1 分钟，精度与
皇极历不相上下。此外，大业历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303 日，误差为65
秒，较皇极历精确，是历代所得的较佳数值。大业历取恒星月长度为
27。32166 日，误差仅0。1 秒，为历代最佳值。
上述情况表明，张胄玄在消化、吸收前人和当时天文历法成就的基础
上，经过认真的观测与独立的研究，自成一家之言，是一位有作为的天文
学家。
文献
原始文献
＇1＇（唐）李延寿：北史·艺术传，中华书局， 1974。
＇2＇（唐）魏徵、令狐德■：隋书·艺术传，中华书局，1973。
＇3＇（唐）魏徵、令狐德■：隋书·律历志，中华书局， 1973。研究文
献
＇4＇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中国天文学史，科学出版社，1981。
＇5＇ 陈美东：论我国古代年、月长度的测定，见《科技史文集》第10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6＇陈美东：日躔表之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