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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学家周琮所说：“凡五星入气加减，兴于张子信，以后方士，各自增
损，以求亲密。”（《宋史·律历志七》）
张子信还曾试图对五星运动不均匀性现象作出理论上的说明。他以为
五星与不同的恒星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感召的关系，二者之间各有所好
恶，相好者相遇，五星则行迟；相恶者相逢，五星则行速，好恶程度不同，
五星运行的迟速各异。当然这是一种十分幼稚的理论，但却充分反映了张
子信关于五星在各自运行的轨道上运动速度不同的认识。
（3）发现月亮视差对日食的影响在张子信以前，人们就早已知道：只有
当朔（或望）发生在黄白交点附近时才会发生交食现象。东汉末刘洪最先对
“附近”这一不定量词，给出了明确的数量规定，这就是食限的概念和数
值。在对交食现象作了长期认真的考察以后，张子信发现，对于日食而言，
并不是日月合朔入食限就一定发生日食现象，入食限只是发生日食的必要
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他指出，只有当这时月亮位于太阳之北时，才发
生日食；若这时月亮位于太阳之南，就不发生日食，即所谓“合朔月在日
道里则日食，若在日道外，虽交不亏”（《隋书·天文志中》）。我们知道，
观测者在地面上所观测到的月亮视位置，总要比在地心看到的月亮真位置
低，月亮视、真位置的高度差叫做月亮视差。同理，太阳视、真位置的高
度差叫做太阳视差，但它要比月亮视差小得多，几乎可以略而不计。当合
朔时，若月亮位于太阳之北时，由于月亮视差的影响，月亮的视位置南移，
使日、月视位置彼此接近；若月亮位于太阳之南，同理，将使日、月相对
视位置增大。这些就是张子信所发现的上述现象的原因所在。所以，张子
信的上述发现实际上就是关于月亮视差对日食是否发生所产生的影响的发
现。其实，张子信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还发明了定量地计算月亮视差对
日食食分影响的方法，正如一行所指出的：“旧历考日食深浅，皆自张子
信所传。”（《新唐书·历志三下》）即张子信已经奠定了后世历法关于日
食食分计算法的基石。
张子信的这三大发现，以及给出这三大发现具体的、定量的描述方法，
把我国古代对于交食以及太阳与五星运动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为一
系列历法问题计算的突破性进展开拓了道路。
张子信成功的秘诀，首先在于他勇于实践的精神，他认识到尽量丰富
的客观素材对于获取新知的重要性，坚持不懈地进行了30 多年的观测工
作；其次，张子信还善于探索，他从表面上看来杂乱无章的客观事实中，
理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第三，他还勇于创新，大胆地追究这些带规律性
的现象的深层原因，作出理论上的说明，并且给出定量化的描述。张子信
的三大发现均较好地体现了他关于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和方法。
文献
原始文献
＇1＇（唐）魏徵、令狐德■：隋书·天文志中，中华书局，1973。
＇2＇（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历志三下，中华书局，1975。
＇3＇（元）脱脱：宋史·律历志七、八，中华书局，1977。研究文献
＇4＇陈美东：中国古代五星运动不均匀性改正的早期方法，自然科学史
研究，9（1990），3，第208—218 页。
戴凯之
苟萃华
戴凯之一名戴凯，字庆预。刘宋（公元520—579 年）武昌（今湖北
鄂城）人。生卒年不详。植物学。
戴凯之，正史无传，其生卒年很难确定。根据有关零星记载，仅能把
他的生平活动和思想脉络的大致轮廓勾勒出来。
戴凯之出身武昌寒门。武昌属郢州所辖，地处长江南岸，荆郢相邻，
河湖交错，物产富饶，水上交通极为方便，从而推动商业和交通运输的发
展，促进了物质和文化的交流。戴凯之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也受到
一定的文化熏陶，有高度的文学修养。
刘宋的开国皇帝刘裕，“少事戎旅，不涉经学”，在掌权之后，手下
将领虽有不少出身于寒门，但士族门阀制度森严，最重家谱。士族高门子
弟，凭借世资，可以“坐至公卿”，甚至买官卖鬻（如邓琬父子）；而寒门
士子，即使有真才实学，也不为高门士族所重视，无法获取高官厚位。因
此，戴凯之一生只当了一名“参军”。公元466 年，曾被邓琬派遣为南康
相。“参军”与“相”均非要职。由于他身世低微，官位不显，因此家庭
经济拮据，正如钟嵘所说，“戴凯人实贫羸”，一生过着贫困的生活。
宋文帝统治的30 年间，经济和文化都得到空前发展，史称“元嘉盛
世”。与此同时，魏太武帝统一北方后，力图向南扩张，于是，宋、魏之
间终于在元嘉二十七年（公元450 年）爆发了决以存亡的战争，并持续了20
年。他可能曾参加过抗魏斗争，在冀州平原郡（今山东淄博西北）呆过一段
时间。元嘉三十年（公元453 年），太子刘劭弑父，从此，皇室骨肉相残不
断发生，不少将领都被卷入斗争的漩涡。有的被杀，有的降魏。孝武帝死
后，废帝年幼，戴法兴专断政务。孝武帝刘骏有子28 人，明帝刘■杀其子
16。因此，在明帝泰始二年（公元466 年）开始了一场以江州刺史晋安王刘
子勋为首的、反对刘■的“普天图逆”。戴凯之追随邓琬，参与其事，邓
琬派遣他为南康相，以数千人固守南康，结果，凯之战败遁走。也许就在
这年，他由南康越大庾岭或沿南岭辗转逃至交州，从此隐匿于世。他的最
终归宿不可考，但从一些迹象来看，很有可能由宋入齐，在南齐生活过一
段时期。据此推测，《竹谱》的成书年代，当在刘宋末年甚至更晚，大约
在5 世纪70—80 年代。
钟嵘赞誉戴凯之“才章富健”，是个有才华的诗人。他“文虽不多，
气调警拔”，言其诗思明敏，文章警拔遒劲，其风格与郭泰机、顾恺之、
谢世基、顾迈等人“同居一品”。可惜他的《戴凯之集》6 卷，早已亡失。
现存《竹谱》1 卷，“率为韵语，类赋颂”，犹存古体，仍不失为文学佳
品。
戴凯之的思想相当驳杂，但又具有鲜明的色彩。从《竹谱》中可以看
出，他既有“禹导九河”的思想，又有阴阳家邹衍的“大九洲”说。他反
对玄学的空谈，强调“人之所知，事生轨躅”（知识来源于实践）。并且认
为世界是无穷的，而人的认识是有限的。在儒、道之间，他既尊孔，又尊
庄。说：“故孔子将圣无意无必，庄生达迈，以人所知不若所不知，岂非
苞鉴无穷，师表群生之谓乎？！”不过他偏重于道家的人和物的关系，很
可能是天师道的信徒。他以“之”字为名，即为明证。天师道对于竹之为
物，极称赏其功用，但他又摒弃了天师道视竹为“多子”、“保寿”、“延
年”等象征的迷信成分，而注重于竹与人类文化生活、物质生活至为密切
的功能。
上述种种思想的掺合，形成了他重调查、重事实和敢于辩正的性格和
作风。他尊重前人的知识，但又反对盲目崇拜，“。。而此之学者，谓事
经前贤不敢辩正，何异匈奴恶到都之名，而畏木偶之质耶？”也许正因为
如此，他的诗文才具有“警拔遒劲”的气势，他的《竹谱》才富有科学的
生命力。
戴凯之在竹类研究上颇多真知灼见。《竹谱》体兼骈散，以骈文为论
赞，以散文叙注其事，全书约 3000 余字。述及我国竹类植物61 种（实际
为40 余种），涉及分类、形态、生境和地理分布、功用等内容，是我国历
史上第一部全面研究竹类植物的专著。
（1）在竹类植物的分类位置上，他根据竹类的性状特征：“刚”，即“坚
劲”、“修直”；“柔”，即“其节郄曲，既长且软，生多卧土，立则依
木”的匍匐，攀缘藤本状，首次提出把竹从传统的“草类”中分别出来自
成一类。说：“植类之中，有草、木、竹，犹动品（物）之中，有鱼、鸟、
兽也。”这种基于直观认识之上的分类认识，虽然还很粗糙，但在当时的
历史条件下，敢于辩正前人经说，确实难能可贵。
（2）对竹类形态特征的描述翔实。“根”（地下茎）的概念，实际上包含
有秆基部；而竹的地上茎则为竹秆。“根如推轮”相当于如今的合轴丛生
型。“连亩接町”，反映了散生竹地下茎的特点。笋是初生的主秆茎，笋
箨是主秆茎所生的叶。“萌笋苞箨”，言其竹笋的萌发和笋箨的发生，是
同时出现的。笋箨则随嫩竹的生长而逐渐脱落（“将成竹而笋皮未落”）。
秆茎是由一系列的节与节间所构成。竹节有“空中”（空心，秆壁薄而
孔大）、“实中”（实心，秆壁肥厚）和秆壁“厚肥孔小，几（近）于实中”等
形态差异，但竹类又都具有“分节”的共同特征。所以，他说：“小异空
实，大同分目”。
秆茎节上生“枝”（主枝），主秆顶端的枝称“梢”。“杪”是分枝上
的秆。“梢杪”连称，概指枝条末端。枝条有“丛生四枝”（言其主枝为多
枝型）、“■节、多枝”（指主枝和由主枝节上生出的次生枝）。“上密下疏”、
“栖云荫木”，言其枝条密高疏低，主秆下部无枝条的形态特征。“节如
束针”，“枝节皆有刺”，指主枝的基部有刺，或有的条末如芒针。“促
节薄齿”，言其节环上有秆芽。
对叶的描述，有“叶大如履”（披针形）、“叶薄而广（广披针形）和“长
爽细叶”（叶细长披针形）。
戴凯之对竹类形态特征描述如此逼真，竟至可以据之以辨别其种属。
“棘竹骈深，一丛如林。根如推轮，节如束针。亦曰笆竹，城固是任”。
原注：“丛（生），初有数十茎，大者二尺围。肉至厚，实中，夷人破以为
弓，枝节皆有刺。被人种以为城，卒不可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