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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吾于三者皆庶得其源”，进而认为
“义理即考核、文章之源”。做学问力求合义理、考据、文章为一事。他
主张作学问务在精，“学贵精不贵博，吾之学不务博也”。又说“知得十
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戴震学高天下，而不好为
人师。他30 余岁时，有人倾心于他，欲奉为师，他婉言谢绝。认为，“古
之所谓友，盖分师之半”，主张“交相师，以求十分之见”。1766 年，段
玉裁以札问安，自称弟子，戴震坚持以友相称，退回来札，直至三年后在
山西，始勉强以段为弟子。
戴震是清代著名哲学家、考据学家。梁启超说，戴震“为前清学者第
一人”，他的学术虽有多方面，“然足以不朽的全在他的哲学”，“其哲
学发二千年所未发”。戴震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孟子字义疏证》、《原
善》等著作中。18 世纪，西方的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已大量传入中
国，戴震融会中西，自然科学知识渊博，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
的积极成分，尤其是明末清初王夫之、顾炎武、颜元等的思想，通过阐述
性、道、理、气这些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阐发了他的世界观和认识论。
他以“球悬空中，大气举之”的宇宙图象取代宋儒的太极图，思想为之解
放。他说：“人之血气心知本乎阴阳五行者，性也”，认为人的躯体和精
神来源于阴阳及水、火、木、金、土五种元素，即所谓性，提出了人性自
然论。他认为“耳目百体之所欲，血气资之以养者，原于天地之化者也。
故在天为天道，在人为性，而见于日用事为为人道”。他指出《周易·系
辞》形而上的“道”是未形成质以前的“气”，形而下的“器”是形成质
以后的“物”。而“道，犹行也；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为道”。肯
定了世界是气的变化过程，气的内容是阴阳五行，是道的实体，而道就是
运动，是气的流行，坚持了世界的本质是物质的，而物质是运动的一元论
观点，否定了超自然的先验的“道”的存在。戴震认为“理者，察之而几
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
得其分则有条而不紊，谓之条理”，进而提出道主统、理主分的观点，道
反映了物质运动的总规律，理反映了具体规律，从而批驳了程朱理学的“理
一分殊”的观点。针对程朱理学“理具于心”的观点，戴震提出“事物之
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坚持了较正确的反映论。针对程朱哲
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戴震认为凡有血气心知，于是有欲，能辨声
色臭味，有欲而有情，有喜怒哀乐之分，有性而有巧智，能分是非善恶。
关于理与欲的关系，他指出“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
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鲜明地提出“理存
于欲”的命题。他认为人的欲念是人类生存、社会发展的动力，“凡事皆
有于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有为而归于至当不可易之谓理，
无欲无为，又焉有理”。主张君子之治天下，就是要善于协调民情人欲，
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于道义。他斥责程朱的“理欲之辨，适成
忍而杀人之具”，指出“后儒以理杀人”，与“酷吏以法杀人”同样可恶，
而且“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把中国的唯物
主义哲学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清政府大兴文字狱及倡导考据的文化专制主义政策不仅使戴震这样的
先进知识分子打着疏证《孟子》的旗号阐述自己的学说，批评程朱理学，
而且也造就了以从事古籍整理和考据为主的乾嘉学派。该学派又通称为汉
学。汉学主要有两派：以吴县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皖派
较吴派稍晚。两派并非对立，而是互相影响，互为师友。然与吴派求其近
汉，好博而尊闻，鲜下己见不同；皖派求其近实，综形名，任裁断，上溯
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戴震考据学的功夫十分深。段玉裁说他“凡故训、
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
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他认为治经必先识字，历来认为六书
是六种造字法，戴震认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为造字法，转注、
假借二书为用字法，所谓四体二用。他进而提出转注就是互训。这种观点
影响极大。他精通古音，从分析《广韵》入手，创造了古韵九类二十五部
之说，并将阴阳相配，提出对转的理论。“治经先考字义”，是戴震以至
皖派字义学的出发点。戴震一反宋儒理学家不讲训诂，不释字义，凿臆空
说的弊病，主张考察字的本义、古义。他认识到字的形、音、义是一个统
一体，义寄于形，又寓于声，提出因声知义的理论，总结出义由声出、声
同义别、声义各别三种情况，以及“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
之”的原则。戴震这些理论对校勘学也有重大意义。他见到的《尚书·尧
典》有“光被四表”一语，便根据《孔传》、《尔雅》、《说文》以声求
之，断定光系桄之误，桄通横，认为应作“横被四表”，后来许多学者查
到了多处“横被四表”的用法及桄、横相通的例子，共服戴震的真知灼见。
事实上，戴震及其学派的校勘学正是建立在识文字、通训诂、明声假等深
邃的语言文字学造诣上的。同时，戴震主张博搜证佐。他不囿于汉儒旧见、
旧解，不泥于古书，旨在经过精核考证，校正古籍中的错讹。我国校勘学
尽管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可是到戴震与乾嘉学派才为其建立了科学的方
法，成为科学的理论，影响极大。
梁启超把清代通历算者分成三类人，一是奉职于钦天监的台官，率多
下驷，唯明安图等少数人有成就。一是经师，因治经史有待于算学，以算
学为其副业。一是专门算学家，如焦循、汪莱、李锐等。经师大率借算以
解经史，于算学本身无甚发明，而戴震等是例外。戴震在数学与自然科学
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数学著作有《策算》与《勾股割圜记》。策算
即明末传入中国的讷白尔算筹，《策算》讨论用讷白尔算筹进行乘除、开
平方的方法，其方法与梅文鼎同。乘除以《周易》、《汉书》等经史中的
有关计算题为例。开平方以《论语》、《考工记》中的有关计算题为例。
明末，西方三角学传入中国，清梅文鼎、江永等曾撰书阐释。戴震《勾股
割圜记》三篇，上篇言三角八线和平面三角形解法，中篇言球面直三角形
解法，下篇言球面斜三角形解法，凡55 图，49 术，2000 余字。内容大体
与梅氏所言同，然文字简括，术语又不取约定俗成者，十分难读。后人将
他所著算书的风格与梅文鼎相比较，云“勿庵之书唯恐人不解，东原之书
唯恐人能解”，不是没有道理的。戴震数学上的最大贡献为入《四库全书》
馆搜集、校勘汉唐古算经。由于明朝数学落后，《九章算术》等宋元以前
的著名算经大多散佚，偶有存者，流入藏书家手中，明初《永乐大典》虽
分类抄录，数学家也难以读到。乾隆三十八年（1773），戴震从《永乐大
典》辑录出《九章算术》，使久佚的这一中国古代最重要之数学名著得以
成完帙。由于《永乐大典》中之《九章算术》舛误较多，图已佚，戴震又
对之进行了校勘、注释、补图，并撰提要，成为《四库全书》、《武英殿
聚珍版》的母本。后来，他又参考汲古阁影宋本，先后整理了屈曾发、孔
继涵刻本的母本。他的校勘、注释、补图大多十分得体，表现出他对中国
古算的极深功底，对恢复古籍的原貌，帮助人们理解《九章算术》和刘徽、
李淳风的本意，作用巨大。当然，他的辑录比较粗疏，校勘中也有师心自
用，凿空妄断，把不误文字改错之处，给《九章算术》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但总的来说，他的功大于过，倘不是他的辑录，我们至今读不到完整的《九
章算术》。接着他又辑录搜集到《周髀算经》、《海岛算经》等其他九部
汉唐算经，加以校勘，并考证出《周髀算经》的部分内容非周六艺之遗文，
《孙子算经》非孙武子之作品，《数术记遗》非汉徐岳所作，拨乱反正，
纠正了千百年的错误看法。戴震对中国传统天文学有深刻造诣，并通晓已
经传进的西法。1755 年刑部尚书秦蕙田纂修《五礼通考》，请戴震撰《观
象授时》14 卷，为古今天文历法分类集成之书，引用了十三经及各家注疏
及子部诸书涉天文历法者、诸史书之天文志、律历志，以及《西洋新法算
书》、《大清会典》和李光地、梅文鼎、江永诸说。戴震根据西洋新法甄
别古代诸说，立说较以前清楚。戴震又著《释天》4 卷，借六经以释天文。
卷一论黄赤道极；卷二论岁差；卷三论里差；卷四论历法应随时测验，亦
为治经而作，后来与《勾股刻圜记》合为《原象》。他的天文著作尚有《迎
日推策记》、《九道八行说》、《续天文略》等。戴震堪称地学大师。他
用10 年时间三次校勘地学名著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传本《水经注》
经注混淆，错讹颇多，不可卒读。戴震总结出区别经、注的三条准则，得
此三例，经、注千年之互讹，遂迎刃而解，如庖丁解牛。又补脱漏字2128
个，删衍字1448 个，改正舛误字3715 个，对恢复这一珍贵文献做出了重
大贡献。他还著《直隶河渠书》（未完）、《汾州府志》等若干地理学著
作。他的著作改变了过去地理学著作以郡县为主，以山川附于郡县描述地
理沿革及地理地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