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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很明显，我国农民健康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呵护，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保障。
巴东的那个农民汉子没钱去看病，几个“逃疫”的农民没有享受到公共卫生防疫事业带给他们的保护。大病小病病不起，新疫旧疫防不住。他们的健康权就这样丢失了，他们的健康也就这样开始受损直到完全丧失。
生与死是人生的两极，喜与悲是人情感的两极。
《周易》道：“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天地之大德曰死，死死不已。”有了天地必然有生死，有了生生死死才有了世界的进化，有了人间的喜怒哀乐。
孔子曰：“不知生，焉知死？”君子仁人当致力于生，不必关切冥冥不可测的死。
生是生命的开始，死是生命的结束。填补生死间的应是什么？是生存的挣扎？生活的享受？是事业的追求？物质的拥有？是情感的梦醒？角色的转换？是花园里的休闲？竞技场上的搏斗？抑或是一次经历？一场游戏？是用肉身融于其中，还是用思维游离其外，去思考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当我从农民兄弟中间走出来，这些问题似乎很快被挤到了边缘，那时、那刻，生与死间一切的一切浓缩为4个字：生命之旅。他们生命之旅的载体是什么？茅屋？破解放鞋？竹背篓？泥巴小路？
应该这样说，健康权的尊重与保障是农民欢喜快乐走完人生之旅的基本保证。
可以这样说，中国农民的健康和中国农村的医疗状况已严重地制约着或即将可能制约着中国农业的发展，制约着中国农民实现小康。
立法保护农民建康权和加快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是涉及农村改革的进程，农业经济的发展，农村大教育的普及，农民生存环境的改善，农民负担的减低和收入的提高，农村青年的婚姻与生育，农民的养老等等等等诸多问题的大事。
一场人疫之战既展示了白衣战士的英雄风采，也暴露了我们基层医疗卫生防疫体系十分脆弱；既让聂春兰等农民患者感受到了免费治“非典”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也让我们看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是大片空白。免费治疗毕竟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预防与治疗“非典”政府可以为农民埋单。那么，其他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呢？
农村防疫网的破损，病不起的农民走进贫病交加的死胡同里的生存状态，终于清晰地进入了国人和政府的视野里，他们的生老病死受到了关注。
第二部分 求医：疾病猛于虎第5节 埋单的加减乘除（1）
天地之性人为贵，
——王允
如何解决农民医疗保障？
如何解决经费来源？
政府应承担何种责任？
——2004年9月北京“国际社会保障第28届全球大会”主要议题
第一节埋单的加减乘除
1千年等一回：不用埋单的日子
中国农民一直盼望看病不要钱，像城里人享受公费医疗那样，严格地说，中国农民世世代代一直是自费医疗（国营农场的农工例外），虽然合作医疗曾给农民带来过一阵宽心和轻松（那实际也是农民自筹资金为主），可是其中的曲折让农民着实伤心了一回，随着医疗卫生体制逐渐市场化，农民几乎又回到完全是自费的路上来了。
2003年4月初就有媒体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治疗“非典”谁埋单？似乎这不是一个问题，医疗卫生正在进行改革，公费、自费、劳保、医保各种制度已经出台或正在出台，该谁付就谁付。随着疫情的扩散，这样的发问多了，慢慢地大都集中在农民身上。即：农民“非典”谁埋单？
农民怕花钱，有些农民根本就没钱，怕上医院治病怕住院，拒绝治疗。面对“非典”，面对现实，我国政府果断做出了“一切为了控制疫情”的决定。
4月20日，国家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宣布：“对经济困难的患者和农民实行医疗费用救助制度。”
4月23日，中央财政安排20亿资金成立“非典”防治基金。
4月29日，国家财政部和卫生部发文规定，对农民、城镇困难群众患“非典”实行免费医疗救治，医院记账，所发生的救治费用由政府负担。
5月1日，国家卫生部、财政部、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民政部联合下发了《关于“非典”型肺炎患者和疑似病人缴纳救治费用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简称51文件），强调“先救治、后结算费用”，凡是发热病人，一律免挂号免押金，先就诊先住院；记账治疗的人群覆盖范围从农民和城镇困难群众扩大到所有人群。
从4月20日开始，国家财政部和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共支持中西部省、市（地）县级疾病控制机构的资金达29亿元。
果断的决策和巨大的投入无疑在“非典”流行的路上筑起了稳固的高墙。
4月底，我在南昌江西医学院一附院看到，听到这样的争吵，一对从北京返乡路过南昌的夫妇，不挂号，要求就诊取药，他们要求给予的药是止咳糖浆、感冒片、伤湿止痛膏及一些常用的抗菌素。遭到医生的拒绝后，发生了争吵。
“党的政策就是被你们这帮人篡改了，北京是首都，医院大专家多，我们进去看病都是不挂号，先治病，对农民一律免费。今天回到家里，政策就变了，找你们开点药，是这样的态度！”
医生再三解释也是枉然：“发热的病人我们是免挂号，免费治疗，你这是平诊，是普通的病，还是按原来的制度办！”
他们夫妇骂了，吵了，最后悻悻地离开了医院。这种悻悻之情一直延续到2004年冬，我到几处村乡采访，一直还听到这样的指责：“中央政府好，党的政策好，一到下面就乱搞。明明是要给农民免费，他们偏要你挂号，偏要你付钱。你们城里人一辈子享受公费医疗，没有感受到乡下人生病的苦呀！几年辛辛苦苦的积蓄，买几包药，住几天院，就变成了穷光蛋。唉——乡下人是世世代代都得不到公费的，这次得了这么一点点利，就被这帮人腐败了，卡住了！”他们一直耿耿于怀。我再三解释，他难以听进。他们的积愤和不满不是这十几天，而是几十年了。有病不花钱，或少花钱是一代又一代农民的梦想、企盼。吵着开点药，不是他们小气奸刁，不是他们胡闹，不是他们乘机想占国家那点便宜，是他们行走在现实与理想立交路上看到光亮的欣喜；不是他们想逃账、赖账，不是他们不愿向医院支付医药费，他们实在是无力支付。他们是诚实善良的，他们是贫穷的、无奈的。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农民求医的艰难、他们的地位、他的知识、他们的经济条件都是设在他们顺利求医道路上一道道的栏栅。
2病不起：一年的收入不够一次阑尾炎手术费用求医必花钱，看病花钱对于一大部分尚未富起来的农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
先说门诊挂号。普通门诊挂号费1。50元到2。50元；专家门诊挂号4。50元到7。50元，大城市可达30元、50元。北京、广州、上海已到200元。据说还要托熟人，找“媒子”就更贵了。
先以“非典”为例。北京大学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于2003年4月在北京曾进行了一项调查与分析，根据北大医院、人民医院、北医三院以及其他在京医院截至4月20日的数据测算，每个疑似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为1090元左右，观察期为3天左右；每个确诊轻症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约为1100元，重症病人每天约为3220元，疗程为21天左右。
这道算术题是个简单的乘法，轻症病人的花费是1100元×21天，为2。3万元；重症病人是6。7万元。
先假设年人均收入为625元～825元的农村贫困户自费治疗。该农民18岁开始种田，到68岁，即800元×50年，不吃不喝，收入是4万元，用来支付重症病人医疗费用还差2。7万元；那就是说，该农民还要干35年，要干到103岁。这不是天方夜谭，这是一个恐怖的现实。
“非典”毕竟是突如其来的疾病，我们接触的大都还是常见病、多发病，头痛脑热、外伤中毒、阑尾炎、胃肠炎等等。
先看西部地区，199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制定的收费标准：阑尾切除术90元，胃癌根治术300元，胆囊切除术230元，异体肾脏移植术450元；1997年12月甘肃省制定的收费标准阑尾切除术150元，胃癌根治术600元，胆囊切除术500元，异体肾移植600元。
往东移，看看江西省1998年4月由省物价局、卫生厅、财政厅3家制定的收费标准：阑尾切除术200元，胃癌根治术900元，胆囊切除术700元，均可外加20％的材料费。
再往东，上海市1994年7月制定的收费标准是：阑尾切除术240元，胆囊切除术720元，异体肾脏移植术1680元。
这只是单项的支出，住院期间，还要加床位费、护理费、药物，以急性阑尾炎为例，在东、中部地区，2500元～3000元左右，西部地区1000元～1500元左右。医疗收费的制定一般是由行政机关依据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平衡各方面利益的基础参考外省的医疗收费标准制定的。
1998年上海的国内生产总值为3688。2亿元，而宁夏是227。5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市为8773元，宁夏为4112元。
公正地说，医院现行的服务价格是背离了医生服务的价值，计算各类手术费、检查费、换药费、注射费、护理费大都只计算消耗的物质成本，而没有把或很少把医生与护士的劳动价值计算在内（比如和餐饮业、演艺界的价格比较），对于富起来的那部分人，这也许只是一次饭局的支付；对于农民，就是这样廉价的医疗服务价格，他们也无法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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