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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隐匿的病根，交错的症结，积蓄的矛盾充分凸显。于是，我们看清了，震惊了，醒悟了；于是，我们知道了该怎样去解决，去调整，去弥补，去铲除。历史的长河就这样奔腾向前，就这样螺旋般地上升。
“非典”这柄放大镜放大了我们民族的那股顽强拼搏、舍生忘死、风雨同舟、一往无前的精神，放大了我们的美丽、善良、信心。
第一部分 契机：他们被推进了世人的视野第4节 感谢最后的“非典”（3）
在中国农村只有８５个县发现了“非典”病例，其病例总数占所有的“非典”病例总数的６％。
我们不能不感叹，中国高高举起“人民战争”的盾牌，终于成功地守住了“非典”侵入农村的通道。
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指出：控制急性传染病要做到非常必要的两点：一是大众对这种病的认知，自觉参加预防；二是控制人口流动。我们做到了，我们农村的父老乡亲们用最简单最原始的方法做到了。
欢欣地面对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赞美和敬佩的现实，我们不能不冷静地面对另一个心痛和不安的现实：
２０００年６月，世界卫生组织在对全球１９１个成员国的国家卫生系统的业绩做出最后评估后，对这些国家的卫生绩效进行了排名。结论令人震惊，中国在“财务负担公平性”方面排名１８８名，倒数第4位。与巴西、缅甸和塞拉利昂等国被列为卫生系统“财务负担”最不公平的国家！对此结果虽有异议，但我国农村筹资水平远远低于城市却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实施“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策略，监测和评价全球卫生目标的实现程度，1981年第34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12项供全球使用最低限度指标，并且进行了两次全球性的“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进度评价。在广泛征求各会员国和专家意见后，对全球最低限度指标进行了修订，经修订的全球卫生目标有12项，其中第3项是：至少有5％国民生产总值用于卫生事业。1986年，我国政府明确表示对“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全球目标的承诺。但是据世界银行资料，1990年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占GDP的3。5％，人均医疗费为11美元，分别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4％和3％左右，甚至低于印度等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医疗卫生支出。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公报，我国政府的卫生投入占GDP的2。7％，在191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序当中倒数第9位。而美国占13。7％，德国占10。5％，法国占9。8％，发展中国家巴西为6。5％，古巴为6。3％，印度为5。2％。《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从“一五”时期到2000年，中国的卫生事业占国家财政的比例一直徘徊在1％～2％左右，1996年后呈不断下降趋势。
在不断下降的经费中，农村投入下降的速度更快。
1993年全国农村卫生费用为472。73亿元，占全国卫生总费用1355。47亿元的34。9％，1998年全国农村卫生费用为907。53亿元，占全国卫生总费用3639。25亿元的24。9％，5年下降了10个百分点。
山西2001年卫生事业费支出8。6亿元，居全国第20位，用于农村的仅为1。5亿元，占卫生事业费的17％。全省拥有村卫生室2。5万余个，其中集体举办的占46％，村医联办的占24％，个体承办的占到30％。村卫生所基本上得不到政府补助，集体经济投入也几乎为零。由于投入不足，山西全省目前尚有120多个县级医疗卫生机构、157个中心卫生院、400余所普通乡镇卫生院存在危房和建筑面积不达标。农村基层医疗机构基本设备老化、短缺，全省乡镇卫生院中缺心电图机的占30。9％，缺B超的占63。8％，缺X线机的占30。9％，缺常规检验设备的占50％。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条件差、数量少，卫生服务能力很难满足农民需求。
在中西部19个省市区中，山西省的经济条件还算比较好，财政支出的增长速度已经达标，但是，农村卫生投入的增长速度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现实是：农村卫生资金投入年均增长速度为449％，大大低于同期全国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3。1％和全国农村卫生总费用年均增长12。8的速度。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在健康保障方面的作用会逐步加强，表现为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增加。然而，在我国，政府卫生支出在农村卫生总费中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91—2000年我国农村卫生总费中政府投入比例由12。54％下降到6。59％，社会卫生投入从6。73％下降到326％，而同期农民个人支出从80。73％上升到90。15％。
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在城乡之间分配极不均衡，1991—2000年，政府农村卫生预算支出仅占政府卫生总预算支出的15。9％，政府卫生预算支出增加额中用于农村的卫生支出仅占12。4％。2000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总医疗费用比重是60％以上，而农民个人支付医疗费则达到90％，占全国总人口60％～70％的农村人口，只消耗了32％～33％的卫生总费用。以2000年为例，农民人均卫生总费用为188。6元。在安徽，每千人拥有床位数、医生数、护士数，分别是1。83张、1。13人和0。67人；也就是说，平均下来每5个安徽居民才能享受1个北京市民的医疗卫生条件。安徽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在全国排名还不是最差的，西部贫困的省市县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国家卫生部朱庆生副部长在全国基层卫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明确地指出：“长期以来，农村卫生投入严重不足，使农村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得不到保证。如1998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为3639。25亿元，其中农村为907。53亿元，即占全国3/4的农村人口只用了全国1/4的卫生费用，农村居民人均卫生专业费用几乎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2。农村卫生服务在很大程度上提供公共卫生产品，或准公共卫生产品，这是政府应承担的责任。”这也视为我们政府对农村卫生投入的实话实说。
在２００３年的两会上，国家卫生部基础卫生与妇幼保健司副司长张朝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强调农村卫生体系建设待加强。他把２００２年在广西和山西进行的一个农村调研报告结果告诉了记者：广西近７０％的乡镇卫生院有危房，３５％的乡镇卫生院没有X光机，４０％多的卫生院没有B超，６０％的卫生院没有心电图机。在达不到标准的乡镇卫生院中，有８０％～９０％是急救室和产房没有达到标准；山西３０％的乡镇卫生院没有心电图机和X光机，６０％多卫生院没有B超机，５０％多的卫生院还没有常规检验设备，更有少数的卫生院仍然靠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工作。张朝阳说，这一组数字基本概括出我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的一个现状。虽然东部一些地区要好一些，但我国大部分农村卫生基础设施条件差、技术人员水平低、管理落后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一个是财政投入不足，另一个就是政策支持不够。
国家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禄生对农村公共卫生的现状做过很多研究。他在农村调研时发现，某些地区政府给卫生院的财政拨款还不足支付离退休人员的工资。微薄的医疗收入既要承担在职人员工资，保证流动资金，又要维持预防保工作的正常运转。难！危房面积占２０％～３０％，病房没有抢救设施，非专业人员多，比例达３０％。在北方，冬天，有的防疫站发不出取暖费，只好采取每天留一两个人值班，其余的都在家蹲着。２００２年，国家投资建立了全国县以上疫情报告系统，一些防疫站的负责人发愁：“虽然有了电脑，没钱维护，没钱上网，还是跟没有一样。”
2003年4月9日，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中期报告》中指出：“中国的许多贫困省份根本没有充足的财力、物资和装备，来应付‘非典’的暴发。”这是对朱副部长与张副司长讲话的进一步印证。
今天我们正视了“非典”指向人的肉体，指向人的精神，指向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医疗体系制度、我们的科学技术、我们的社会结构，甚至我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威胁。
今天我们正视了在农村还藏匿着、潜在着比“非典”让我们更担忧，更关注的其他疾病的威胁吗？
例如：传染性肝炎、结核病、艾滋病、性病、血吸虫病、流行性乙脑、霍乱、恶性肿瘤等等，等等。
其实，近百年来，中国一代又一代伟人都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农村卫生、农民健康投入巨大热诚的关注，都从来没有停止过付出深厚的真挚情感。那段经历是曲折的、坎坷的，那条路一直延伸到今天，延伸到夕阳下那个敲着铜锣，喊着防治“非典”的老村医脚下。然而，那筑起的栅栏已被岁月之河冲洗得摇摇晃晃，当年的一切正如老村医的脚步一样蹒跚。
我们许多农民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早被一些慢性病击倒在致富路上了。他们无法用自己的身体与智慧去维持自身的生存。他们是贫病交加，或是一病不起，或是患病返贫。有些疾病与“非典”一样肆虐，一样残忍。他们喊过、哭过，只不过他们是孤单的、散在的，他们的呻吟是无力的、微弱的。
不能不郑重地写下这5个大字：农民健康权。
健康权是指公民享有和应当享有的，保持其躯体生理机能正常和精神状态完满的权利。健康权包括有：初级卫生保健权利，享受基本医疗服务权利，公共卫生权利，获得最基本的营养、食品，符合卫生标准的饮用水，获得基本健康教育和信息等等。
健康权是人权的基本内容之一。很明显，我国农民健康权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呵护，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与保障。
巴东的那个农民汉子没钱去看病，几个“逃疫”的农民没有享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