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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岸宽，船停在江中，下船后要走过长长的沙滩和草丛湿地。现在是秋天，浅浅的浪拍打沙洲，往远望可见被风吹倒的泛白芦苇。老晏弄来一辆车，沿江边跑了一阵，旧地重游，十分兴奋。只兴奋了几分钟，对这熟悉的江水又产生了十分的恐惧。洪湖市的河滩大约有6万亩芦苇，这儿钉螺的密度很高，有的地方每平方尺有钉螺达20只。
老晏为我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查钉螺费每亩以1元计，6万亩就要6万元，灭螺以每亩150元算，就得要900万元。何况，这儿水域复杂，当汛期来时，沿岸沙滩芦苇均会泡入黄汤之中。钉螺就会随水漂浮迁徙，河水退后或留在原处，或落在一个新地方生存下去。一是没有那么多钱去灭螺，荆州市每年血防工作资金缺口近4000万人民币，二是长江涨水能控制么？一路上，我听到感叹最多的就是，钱，钱！钱？钱不是万能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投入不是没有可能的，投入没有回报是万万不能的。结果是不愿负值回报，得到的是回报的负值。
5以人为本，科学发展
我想起了一条人工河的投资。这条河又叫汉北河，1969年动工开挖，全长近百公里，西起天门，经孝感南部再至武汉东西湖区的新沟，进入长江的支流汉江。当年，决定上汉北河这个项目是作为全国治理血吸虫工作的三大试点来抓的，做法是：挖北河、扩南河、平滩灭螺。孝感当时灭螺56。3万亩，治病人18。5万。20年后问题逐渐暴露，不仅行洪不畅，而且河滩杂草丛生，形成沼泽，钉螺面积扩大到5。7万亩，占孝感有螺面积的59％。血吸虫病又使沿河两岸80个乡镇群众的脸上布满了愁云。
1994年，国务院6部委共同主持了汉北河的综合治理工程。决定用3年时间拿下汉北河血吸虫综合防治工程。汉川的水系以汉北河为主，当地农民的生产用水和少部分生活用水都来自汉北河，沿汉北河的30多个涵闸都没有阻螺设施。汉北河春夏涨水，秋冬枯水，河滩冬陆夏水，最易孳生钉螺，而沿河百姓在河滩放牧、在河里捕鱼、游泳。频繁接触疫水的农民说因“水利修得好，钉螺到处跑”。目前汉北河在汉川段的格局是，南、北河河道都宽近百米，中间的滩涂在枯水期宽度约为600～800米，由农民在上面翻耕种植。
据省血防办提供的数据从1994年到1996年，国家共在汉北河综合治理项目上投入2亿元，钉螺密度得到了有效控制：1993年，血防部门在汉北河河滩上测得钉螺密度最高为103只／0。11平方米，防浪林里最高为54只／0。11平方米，到2001年这组数据为1。005只／0。11平方米和0。345只／0。11平方米。综合治理降低了钉螺的密度，却没有减少钉螺分布的面积，目前在汉川市33094亩钉螺面积里，汉北河就占25870亩。全市血吸虫疫情最严重的是汉北河沿线的5个乡镇。
荆州沙市区岑河镇是中国著名边塞诗人岑参的故里，地处长江北岸，汉江平原腹地。刚解放时，除了阳湖岗一地外，基本上没有钉螺。属于湖沼地形。全镇辖26个行政村，203个村民小组，总面积152平方公里，面积5。52万亩，素有“西瓜之乡”、“辣椒之乡”的美称。出于富农的愿望，大兴水利工程，水渠相连，相互成网，钉螺获利了，沿渠沟，顺水势，钉螺串塘过田，四处蔓延，一到排灌季节，疫水随沟而行，靠岸而生。该镇总人口4。6万人，2002年统计血吸虫病人有4000多人。2002年来治疗的慢性血吸虫病人总计花了79。6万，晚期血吸虫病人费用为32。5万，合计100多万元。不治会死，治了会穷。我们又一次看到了什么叫“因病致贫”！让我们感到困惑的是，农民仍这样说：“水利修得好，钉螺到处跑。”越病越穷，越穷越病！引病上身这是有前车之鉴的啊！
安徽省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泾县陈村水库灌区、四川丹棱县修建的水库，也都出现过血吸虫扩散的情况。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南昌在实施血吸虫病综合治理试点期间，修建了一批水利灭螺工程，采用低围拦蓄的办法，在洲滩和大堤间修一个矮围堰，蓄水浸杀钉螺，减少了群众接触疫水的机会，有血防效益；也为农民修建了一批水利设施，有经济效益。可几年后，有关部门在考察后认为这种矮圩对渔业养殖和生态环境有影响，就把很多围堰炸掉，结果一度锐减的钉螺面积迅速扩散。1998年以后，一些地方政府实施的移民建镇工程，也没有充分考虑血吸虫病防治的需要，有的镇就建在原地，只是地基高点；有的新建居民区离疫水更近，造成群众感染的机会增加。
由此，专家们不能不想到南水北调工程中血吸虫病的传播问题，也许这不算题外话。
决定钉螺生存繁殖三大因素是温度、地面湿度和植被。专家们认为，南水北调对钉螺可能扩散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工程对原血吸虫病流行区疫情扩散问题，可能性最大的是输水主干道流经的江苏苏中里下河地区、安徽巢湖地区、湖北四湖地区。由于工程带来水系重新分布，水资源重新分配，使适宜钉螺孳生的区域也发生明显变化；同时，人口流动和由此引起的生产、生活习惯的改变均可引起疫情扩散，增加潜在威胁。
二是工程是否会引起钉螺北移至非血吸虫病流行区问题。20世纪70年代末的论证表明，钉螺分布最北不超过江苏宝应县境（北纬33°15′）。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江苏北部冬季温度明显升高，仅从温度指标可知，钉螺在北纬33°15′以北，徐州以南地区也可生存。这已被20世纪90年代的现场实验证实。因此，我国第四、第五大淡水湖（洪泽湖、巢湖）存在由血吸虫病非流行区变为流行区的潜在威胁，远期还可能继发扩散至山东、河南省，虽然是设想，不可不防，一旦发生后果严重。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6节 疫情再施威，该打谁的屁股？（4）
政府和科技人员都应该也明白这个道理和事实，水资源的开发会引发血吸虫的传播扩散加剧。历史上有这样的记载：如20世纪30年代埃及Aswan水库，是世界上建立在血吸虫病流行区的最大水库之一，它的建立改善了农业灌溉系统，同时，也造成了埃及血吸虫中间宿主水泡螺的大范围扩散，血吸虫病人群感染率由2％～11％升至4％～75％。能不再次想起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吗？其概念是“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个概念最早是胡锦涛主席在2003年8月底9月初考察江西时对江西领导干部讲话时提出来的。一个月后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正式写进这个论述。这概念提出非心血来潮。2003年春夏之交“非典”袭击时，胡锦涛主席和他的同事们深入百姓，深入到科研机关，深入到抗“非典”第一线，疫情使他和他的同事们不仅看到了公共卫生的弱点，更看到了社会管理体制的弱点，也看到了发展观的弱点。偏离科学发展观的决策必然会失误，必然会给老百姓带来损失。在湖南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事例。华容县位于洞庭湖的北端，1998年小集城“退田还湖”，先后有2300多人搬迁，放养了2000多只羊和830多头牛。通过粪例检查，发现人和牛的血吸虫感染率为68％，羊达到310％。
20世纪70年代初，仍在高喊“抓革命，促生产”，高喊“农业学大寨”，向荒山要田，向湖泊要粮，筑梯田，围湖造平原。处在鄱阳湖、洞庭湖、洪湖等湖泊周边的政府都做出了“围湖造田”的决策，结果是湖泊小了，湖水少了，洪涝一来，无法容纳，在疫区水淹到哪里，钉螺栖到哪里。我坚信，各位领导做出这决策时绝对是想为农民增收致富，为了农业的发展。那时口号不是喊得好么：围湖造田，为百姓造福千年。
本世纪初，政府又号召“退田还湖”，目的还是为了农村农业发展，减少洪涝灾害。口号喊得总是暖人心：退田还湖，根绝水患，千秋大业，造福百姓。据湖区5省不完全统计，退田还湖，平垸行湖面积约60多亿平方米，其中90％滩地重新成为钉螺孳生地。受害的自然是湖边周围的渔民、农民、樵民（以收卖芦苇为生的居民）。
湖南益阳市是重灾区，沅江又是益阳的重灾区，位于洞庭湖的南端，现有血吸虫病人4万。其主要原因就是堵水放水，放水堵水，“三分水域三分洲，三分垸田一分丘”。这儿生活的人离不开水。近30年来，一会儿围湖造田，一会儿退田还湖，一会儿平垸行洪，一会筑堤防水，钉螺只进不出，多生少灭。
湖南血防站一名血防干部告诉我，差不多整个洞庭湖都是疫水了。在沅江疫区，血防工作人员大部分精力都用在走村串户宣传上，劝人们不要接触疫水。能不接触吗？
沅江的漉湖有点小名气，是因为有“江南第一苇场”的美名。这儿有11万亩芦苇荡，靠收割芦苇为生的居民几乎是100％染上了血吸虫病，苇场有2000多户人家8000多居民。他们私下告诉我，大人八九成都有这个病，这儿又获得了一个能远扬名声的称号：血吸虫的窝。他们习惯了，他们离不开芦苇，也就离不开血吸虫病，好在又开始免费治疗了，病在传播着，他们的生活也在欢乐地继续着，只当到了晚期，我们才听到悲伤的叹息。沅江双丰乡新民4组的村民，血吸虫到了晚期，要做脾切除等复杂的外科手术，还要用药，最低费用也要3万元。他们家人均年收入为300余元。他只能望湖兴叹了。
经历了几次洪水后，洞庭湖的汉寿、岳阳的血吸虫病人与日俱增，湖中泥沙淤积，洲土扩大，钉螺分布的面积也在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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