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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退回30年，也有一幅标语：围湖造田让四湖让路为百姓造福千年，移山填海令三山低头创祖国基业万代。当时的公社党委书记也是这样说的，这是社员的心声。
从“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倒霉的是农民，浪费的是国家的钱。没人心痛农民，没人心痛一叠叠钱。在农民倒霉和国家资金浪费的日子里，创造口号和喊口号的人该晋升的，还是照样晋升了。
我们自然想到了胡锦涛主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我想，我应该带着这样一个观念去反思。
4．回报的负值与负值的回报
湖北省有两件大事：水利和血防。每届省政府班子上任，首先过问的就是这两件大事。解放初期，湖北省有11个地市，44个县属于疫区，疫区人口近1000万，钉螺面积439。5万亩。50年来，全省累计灭螺面积570万亩，累计治愈病人250万人。前不久，省长罗清泉上任之初，来公安县调研就提出了坚决治理血吸虫病重疫区的要求。“虫”不除，病难治，民不富。应该说，省政府是下了决心的，全省每年拨给血防工作经费5000多万，国家血防专项只有1000万。然而，这几年血防需要投入的经费多达1亿元。只能说经费的投入与当前的疫情不相适应。
江陵县是重疫区，每年省血防办直接拨来的血防工作经费有数十万元；从2001年起每年又增至近100万元。尽管国家和省里早有明文规定，要求疫区各级财政根据当地防治工作任务需要，安排必需的防治经费，并随经济增长逐年增加对血防工作的投入。但是地方各级领导有几个愿意把钱往这个窟窿里扔呢？这是无底洞。据我所知，多数地方对血防投入基本没有安排，有的甚至还将省里下拨的血防专项经费挪作他用。用完后，背地里还喊：“财政困难。”骨子里是对血防工作不重视。投入到血防中没有经济效益，近期也看不到社会效益。人治了又染，虫灭了又生，干脆把钱投向“形象工程”。中央、省里抓一下，他们也就会动一下，或象征性地投点钱，或救急给点钱，饿不死、撑不饱，吊着。他劝我最好去一趟江陵县。
江陵县西与枝江县为邻，北接荆门市，西北是张飞一声吼的长坂坡的所在地当阳，所辖地域围绕荆州。20世纪90年代初与沙市合并，称荆沙市，1996年又改为荆州市，隔江是公安县。这儿一片都是血吸虫流行区。从武昌付家坡乘车，高速公路3个小时就到了。过去从武汉到荆州坐船，逆流而上要航行两天两夜。
江陵县的白马寺镇血防站因血防经费落空，人员待遇无着落关门了。
血防站的财政是由镇财政全部拨款。“吃财政饭”。1996年，全额变为差额，血防站有10几名职工，年人均收入只有2000元。钱虽然少，大家还是来上班，门也照开。2002年下半年，把血防站一下推向市场，断了奶，规定乡血防站一律自收自支。职工一年的工资毫无着落，无巢的鸟，都散去自谋生路了。人走楼空，4层楼的血防站只剩下站长谢守依一人。面对着同行、朋友、记者，他能说什么呢？他守望着，期待着。他到血防站工作已有29年了。大半辈子过去了，对血防工作总还有一缕理不清、割不断的情丝。再者，他不愿看到血防站在他手上关门，更不愿看到白马寺镇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没人去做。
白马寺镇是血吸虫病重疫区，地处古荆州之东，在长江与宜黄高速公路之间。有5万多人，钉螺面积近万亩，慢性血吸虫病人5000多人，晚血病人300多人。往年，岁末开春，站里都要下去查螺查病，血防队伍都散了，组织查螺已是不可能的事。2003年夏天，收到应急预案文件后，谢守依曾把同事叫回来查病，没有发一分钱的劳务费。想想镇里严重的疫情，他焦急万分，他是孤掌难鸣，无能为力。这样下去，镇上的疫情要回升了，怎么办？病人越来越多，怎么办？谁来和他一起分担这些“怎么办”？谁又会去分担他们和他家庭中的“怎么办”？他妻子目前没有工作，在镇上开了一爿小店，大儿子从部队转业后分到镇血防站，站里这种状况，儿子只好在家呆着，小儿子还在上高中。他虽然在血防站留守，没有一文钱收入，一家4口全靠妻子开店的微薄收入维持生存。他是共产党员，他相信上级组织，他会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去工作，我理解他心里的滋味。他说，想到家里贫穷时心里很酸，想到空荡荡的血防站时心里很痛，这酸这痛还会有多久呢？我望着他伫立在秋风中，那挥手说再见的身躯在夕阳辉耀下像一棵树，我坚信，血防春天的阳光和雨水一定会落在这棵树上。
第四部分 疫灾：网破“疫”漏，生命赤裸着面对死亡第35节 疫情再施威，该打谁的屁股？（3）
又是一位。10几年前听说荆州出了一位血防专家、全国劳模，叫胡国富。
今天，我到了荆州，到了沙市区，听别人告诉我，他对血防工作的回答令同行们大吃一惊。他说，基层血防专业人员多年来没领过一份像样的工资了。退休了也没有一分钱退休金；妻子倪文英在血防站工作了40年，退休了同样分文工资没有。幸亏当年在职时买了保险，否则吃饭都成问题。现有的血防站建筑还是当年他任站长时发动职工集资盖的，那是血防史上最好的年头。现在已名存实亡。现有职工32名（含9名退休职工、1名癌症病休职工），原来的工资标准，站长以下的职工，800元到500元不等，自1996年开始只拿15％的工资，2002年开始，就分文没有了。高温天气，“血防红旗单位”内没有一台空调。没有X光机，没有台式B超，没有手术床，二楼病房内倒有几个病人躺着，是“晚血”病人，肚子大得像坟包，肚脐爆得像菜头。前几年，由于血防站穷，来站治疗血吸虫病的患者都收费，一个慢性血吸虫病人一年的最低治疗费用是200元（不含生活费、营养费），一个晚期血吸虫病人最低费用是5000元。应该说，这样的价格是便宜的，因为农民穷，这样低的医药费他们也不来治疗，只要不是急性，都习惯这样拖着。他们站还坚持在干本行。有些地方的血防站为了活命，派人外出进修骨伤科、妇产科、口腔科、眼科，目的很简单：搞一碗饭吃，这样的站长还要准备挨骂，“不务正业”。一些领导干脆放任不管，自生自灭，干一天算一天。
朋友老晏讲了这样一件事：荆州沙市区岑河镇血防站组织了一支灭螺队。队员是从农民中筛选出来的，不脱产，每个村民小组负担1名，每年付给队员的报酬是1500元。这种支付办法肯定是违背了减轻农民负担的原则，国家又无法支付这笔费用，只得解散。只靠站里20多个工作人员在15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查螺灭螺，你不觉得有点天方夜谭的感觉吗？灭螺工作自然成了谎话、梦话。
石首县在20世纪70年代曾是无螺县。那时只要生产队长一声喊，社员都下田、下湖去捡钉螺？老人回想说，那时是一呼百应，现在是百呼不应。谁还会自愿去捡钉螺，石首县改市后，放松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现在石首市的钉螺面积是10。8万亩。
血防站的穷并不只在湖北，湖南、江西均相差无几。因为穷，很多领导把血防站推向市场。用经济效益去衡量一个院或站的优劣，已是卫生界公认的标准了。标准已程式化、脸谱化了。似乎成了一条定律：政绩优劣，看发展快慢；批评表扬，看单位收入多少；能力大小，看敢不敢创收；投入多少，看回报大小。如果回报是个负值，这个单位就永远不要想再伸手了。血防站一直是吃“皇粮”的，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无法获得回报，没有回报就视为“包袱”。“皇粮”吃不到，或吃不饱，各大小血防站只好“自力更生”、“广开财路”，什么事都会发生。湖南岳阳县麻塘镇防疫站工作人员，把本应免费的灭螺药出售给农民。穷懒了，穷变了，穷得工作也不想做，或无法去做。岳阳鹿角镇血防站填报表的数字大都是编造的。到年底与病人治疗数都是瞎填乱编。有的年报表写1500人，实际只有500人，省血防知道底下人在瞎糊弄，谁也没去过问。道理很简单：“现在还有谁去干不拿钱的活？”
湖南沅江是血吸虫重疫区，国家从1996年起，每年拨给该市血防经费是279万元，近几年还在增加，2003年已达到327。9万元。应该说，算不少了，算不错了，该知足了。该市血防站主任张健算了一笔账：全市600多名血防干部，离退休人员140余人，要保证离退休人员的工资福利，剩下的钱分给在职人员头上，每人年收入为2000多元，还不如某些单位1个月的收入。
益阳市血防所同志也为我算了这笔账，每年工资的总经费需要170万元，国家拨款只有130万元，发工资都不够，要想发奖金，那只得自力更生。
经费限制了专业队伍的开展正常工作，发展就无从谈起。用湖南省血防办副主任李华忠同志的话说，下拨经费与防治任务不相称，由于不相称，血防工作也就没有走上道。一个血防干部坦承：“一个人一年的人头经费还不到1000块钱，要养站口，还有什么经济能力去灭螺，只有象征性地搞一些。”湖南如此，湖北如此，江西如此，全国穷得揭不开锅的血防站大都如此。
朋友老晏坚持要陪我去洪湖新堤看看。他说，既可忆旧，又会有新思。30多年前，我们社教工作团到洪湖县（当时是县）集训就是从新堤上岸的。那是1965年春节后的第六天，我们从汉口起航，逆水向上到新堤。水浅岸宽，船停在江中，下船后要走过长长的沙滩和草丛湿地。现在是秋天，浅浅的浪拍打沙洲，往远望可见被风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