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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孙立人案是怎么回事呢？当时当局的“精心设计”是这样的：
孙立人有一个部下，名叫郭廷亮，大陆时期孙任税警团长时，郭是中尉排长，那时郭曾“为共匪工作”。“潜伏”到台湾来以后，郭于1954年“受中共的任务”，利用和孙立人多年的交情，在部队中联络了少尉级军官100多人，预备在适当时机发动“兵谏”。当局的调查报告并诬指孙立人，自“陆军总司令”调为“总统府参军长”时，曾经令陆总部督训组副组长于新民，要他造册，把各军师团单位的联络人送给孙立人。调查说，孙立人曾在1954年8月和10月，两度召见郭廷亮，以了解联络进度情况，郭却利用孙立人对他的信用，打算在1955年5月随蒋介石前往部队检阅的时机，造成事变，做出颠覆“政府”的事情来。
就在这样莫须有的罪名下，孙立人便一如当年张学良那样，遭蒋介石当局的软禁，一直到蒋经国去世之后，孙立人才在半平反的状态下，恢复自由身。
根据当年和日后国内外新闻媒体和评论家的分析，孙立人事件的发生，至少有下列几种原因：
第一，孙立人和美国方面的过分接近，以及蒋介石的赏识，黄埔系正统出身的军事将领对他严重不满，极欲去之而后快。
第二，孙立人极力反对军中设立政工人员编制，并极力主张“军队国家化”，强烈抵制蒋经国把政工组织介入军队的计划，这一点，他和当时美军顾问团的团长蔡斯的主张一致，导致蒋经国等人对他极为不满。
至此，美国在蒋介石“政府”中，一个原来是“行政”系统的主力——吴国桢，一个则是军队系统的巨头孙立人，在短短的4年内，全部遭蒋经国幕后主导的情报系统成功地整肃清除。
留美派的健将，一个接一个被当局铲除，固然并未直接危及宋美龄。但是，这些案子显示了一个意义是值得注意的，那就是国民党内部恶斗的实质，已经把宋美龄要恢复昔日光彩夺目的梦想彻底粉碎，即使宋美龄本人对这一梦想可能也并不热衷。
一文一武的“夫人派”大将，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人诬陷后，逐出舞台。此外，像财经系统的文官尹仲容（原属于孔祥熙系统，后来向宋美龄靠拢，对宋氏唯命是从）、徐柏园等人，都被蒋经国以各种怪异而阴狠的手法逐出权力核心，其中尤其以徐柏园硬被人莫名其妙地诬栽上所谓“青果合作社馈赠金碗”案，最受当时一般人的注目。
而所有的“夫人派”人马中，最倒楣的一个人就是已故驻美国“大使”叶公超。
以往外面的说法，都说叶公超是因为理念和上面的人（当然是指蒋介石）不合，所以黯然下台。可是，根据极为可靠的消息来源指出，叶公超的下台，根本和当年他的“外交”理念或是作为无关，而是和“太子系”人马故设陷阱谋害有关，而这个谋害事件，外人乍听之下，可能根本不能相信，可是，这却是叶公超下台的幕后真正原因。
据指出，叶公超有一回和“大使馆”里的一些部属聚餐，酒酣耳热之际，他信口就讲了几句话，其中提到了蒋介石和蒋经国父子，他直接用“老蒋”、“小蒋”在背后称呼。讲这话的时候，他是谈笑风生，不当那么一回事，谁知这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过了几天，叶公超就莫名其妙被整下来了。叶百思不得其解。据一位参与蒋介石机密的人士透露，他亲眼看过一封用红色公文夹封存好的文件，上面的署名是一位“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馆”卢姓武官，他在这封致蒋经国的密件中说，叶公超对蒋介石和经国先生背后不敬，并且语带玄机、多所讥讽，恐有二心，希望上级多多考核叶公超的言行。
蒋经国本来对留美派的人，心存芥蒂，好容易抓到一个把柄，能放弃此一可以大作文章的机会吗？立刻把这封告密信，原件送给他老子看，蒋介石一看，乖乖！我平素待你叶公超情义深厚，凭什么你叶公超竟然对我如此猖狂无礼？
就这么一封秘密参劾的告状信，叶公超就如此下台了。据说，叶公超当时根本不晓得自己是什么地方做错了，他绝对想不到，他不过和当时一般蒋家奴仆同样，在背后开开老板的玩笑，一句稀松平常的玩笑话，就被诬指为不忠，从此摘去乌纱帽。
下篇Ⅰ “我将再起”？第一章 凄惨归来，夫妻残照（3）
1。3 老美作梗，反攻无望
蒋介石到了台湾之后，他明显地发现自己原先领导的“政府”，在实质上已经成为美国人的尾巴。为了确保美援的源源不绝，蒋介石对美国人的妥协，已经到了令人难以想像的地步：白宫的间谍无所不在，美国人的外交压力如影随形，共产党给台湾带来的是军事上的草木皆兵，而老美给蒋介石带来的却是直接对他“政权”的威胁。蒋氏父子担心老美的中央情报局随时有可能以军事政变，来搞垮他的统治机器，因而，蒋家父子在50年代，与其说是在全力准备反攻大陆，不如说是在和美国人进行一场保卫“政权”的殊死战。
在这样充满了矛盾情结的过程中，蒋介石以他的太太宋美龄作为拉拢美国人的主力，而在面对美国人的情报渗透过程中，则是以他的儿子蒋经国作为前敌指挥员。
这便是50年代以至80年代止，台湾和美国关系的一个主要矛盾对立面情境。而宋美龄在这样的一个矛盾对立面中，扮演的当然是一个充满工具性的角色，此乃是不用多言的。
资深记者张广基，在他的回忆时透露，1954年的9月3日，中国共产党开始对国民党控制的金门岛炮击。6天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访问台北。根据当时的局势研判，杜勒斯来台湾的目的，就是要和蒋介石谈判关于《中美共同防御条约》的有关事宜。当时，美国的立场非常清楚，便是这项条约有关的“共同防御”范围地区，美国人倾向仅限于台湾本岛，而不涵盖邻近大陆的岛，可是，蒋介石却希望美国人协助防守的区域，要包括所有当时国民党部队驻守的地点。
张广基在他的回忆中叙述了杜勒斯当时来台会见蒋介石的一幕尴尬情景：“……新闻局将外籍记者分为两批，外地来的记者华特斯及宾汉先于杜勒斯到达，与先总统会晤于前门处时先行拍照，室内不准拍照。我与王小亭俟杜勒斯离去，先总统送出时再行拍照。后来先总统并未送出，只见杜勒斯由蓝钦黍陪同匆匆登车离去，结果我们两人什么也没拍到，只好由新闻局交涉向先拍到的人分摊。事后与侍从人员谈起，才知道起先还谈得融洽，后来先总统脸色不对了，只见夫人委婉的以上海话解说，最后先总统站起来，也未向杜勒斯打招呼，即转往室内云云。”（见张广基著《我们是从炮火中走过来的》一文，原载于台湾《中央日报》1988年10月10日，第15版）
早在1950年6月27日，美国杜鲁门总统就宣布下令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在美国方面发表了“对华政策”白皮书之后，“对华政策”由以往的积极援助，变为消极观望。到了蒋介石退守台湾，作的此项“协防”台湾声明，不过亦是一项消极手段，目的一方面在防止共产党部队南犯，另一方面在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即使艾森豪威尔继任美国总统，宣布将下令第七舰队不阻止国民党反攻大陆。可是，第七舰队仍是台湾海峡的“中流砥柱”，是防止蒋介石军队挥兵西向的屏障。
1。4 “妇联会”的领导者
在宋美龄回到台湾，并且由宋美龄向蒋介石提出有关筹设一个妇女团体的想法时，马上就得到蒋介石的首肯。
于是，“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这个组织，便适时成立了，一些蒋介石的门生故旧、部属随从的官太太们，便成立了一支娘子军，并且围绕在宋美龄四周。
以“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为起始的宋美龄机关，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宋美龄关系渊源密切的单位，又增加了3个，诸如“华兴幼儿院”、“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和圆山大饭店等，加上原先大陆时期就和宋美龄渊源密切的黄仁霖主导的“励志社”，宋美龄在全盛时期，共有5个主要的机关，围绕在她的四周。在众星拱月的情况下，宋美龄成为全台湾最有权力的女人。为了配合蒋介石在台湾初期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蒋介石给了宋美龄的这个妇女组织几个政治性的任务。这几个任务是蒋介石亲自交待的，并且也因而成为围绕在宋美龄身边的那些妇女领袖，惟其马首是瞻的指导原则。蒋介石的指示是这样的：“第一，希望台湾每一个妇女同胞，无论在家庭、在社会，应劝导她的丈夫、兄弟和子女，坚定反共抗俄的决心，并且要督促他们贡献一切物质的或精神的力量，来完成我们反共抗俄的使命。第二，我们妇女同胞要时刻警觉，要检举匪谍，使他们无从活动，无处藏身。第三，反共抗俄是长期艰苦的战争，无论男女老幼，都要节约消费，努力增产，来供应军事的需要，而妇女同胞是家庭实际的管理者，格外要勤劳节俭，爱惜物力，乃能建立健全的社会风气。”
之一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成立经过
“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会”）是在1950年的4月17日正式在台湾成立的一个以宋美龄为领袖的妇女团体。
在宋美龄“妇联会”成立的同时，蒋经国的“青年反共救国团”也正在积极酝酿。“救国团”是蒋经国亲自创办的机构，而“妇联会”则是宋美龄一手操持成立的妇女组织，两者在早期可以说是相互呼互，在轰轰烈烈的程度上是各有千秋。
“妇联会”自始是宋美龄团结妇女的权力机构，在它最早的时期，是在1950年的3月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