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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校比较重视国文教学，作文偏重文言。大约是受祖父一直教国文的影响，再加上父亲很爱读报，因此，他常常在作文中附以现实内容，同时父亲写得一手清秀的小楷，这些都很得一位曾中过“解元”的国语老师汪根甲的欢喜，经常把父亲的作文当作范文介绍给同学们。
长郡中学的半年，父亲的学业大有长进，思想更加活跃，考虑问题也深刻了许多。正在此时，“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发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旧政府卖国罪行郁积着的愤怒的大爆发。本来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巴黎和会却在《凡尔赛和约》中明文将德国攫取的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而军阀政府竟准备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全国沸腾，莘莘学子站在了爱国运动的最前列，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５月４日，北京的学生率先喊出“拒绝巴黎和会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陆、章”的口号，数千人集会游行，火烧曹汝霖的住宅，痛打了章宗祥。军阀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３０余人，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
任弼时与全家人合影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中国军阀政府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尚未建交，且苏联远东尚有部分地区被白匪占据，很混乱，海参崴至伯力间有一条伊曼河，河北是红区，河南是白区。因此，从中国去苏俄在当时不仅极秘密，并且的确需冒险。第一批从陆路走的，就曾在哈尔滨被张作霖扣押。于是此后便改为从海路取道日本长崎，再转经海参崴北上。
１９２１年暮春，父亲一行藏好组织介绍信，进行了职业化装，从上海吴淞登轮启程。经长崎安抵海参崴。万不料此地的春天仍旧是冰天雪地，衣衫单薄的南国少年因没有足以御寒的冬衣而受苦。父亲患了感冒、发烧。为此，险些酿成大祸。
当时，赤白交界处本就设卡盘查极严，加之海参崴一带正流行鼠疫，更增添了检查内容。为了安全，他们化整为零，父亲与肖劲光一组。父亲扮作去苏俄谋生的小理发匠，肖劲光扮作裁缝。肖劲光顺利地通过了检查，而父亲却因体温偏高，以鼠疫患者嫌疑而遭扣留，急坏了父亲，也急坏了肖劲光。但为了安全，他们只能佯装互不相识。
两天后，父亲只身赶到伯力。肖劲光一把抓住他，连连问道：“你怎么脱险的？快告诉我！”原来，再次盘查时，父亲除了一口咬定就是去谋生外，测试体温时悄悄将体温计的水银头露在外边，以此蒙混过了关卡。
那年，父亲刚刚１７岁。到了伯力，就到了“家”，精神上得到彻底解放。苏联红军的热情接待，使他顿觉换了一个天地。
但是此后的行程，仍旧是艰苦的。特别是从伯力经赤塔去莫斯科。他们乘坐一辆闷罐火车，没有开水，没有暖气，上车前每人领到一个像枕头一样的黑面包，饿了就啃几口，但谁也不敢多吃，因为路上不知要走多长时间。这时，苏联正处在革命后的政权初建及经济恢复时期，要继续肃清白匪，要熬过连年战争造成的物资匮乏。饥饿与寒冷不知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沿途，他们看到许多成为废墟的工厂、矿山；看到断壁残垣的村庄；看到冻尸饿殍。而父亲一行却获得了当时最高待遇——黑面包。对此，他们深为苏联人民的无私精神而感慨不已。
因为没有煤，靠烧木柴推动机车。车一停，他们就下车冒着严寒去搬运木柴。遇到铁路被破坏，就下车修铁路。走走停停，停停走走，终于，闷罐车载着他们爬过七千多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于１９２１年７月９日抵达莫斯科。
时值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父亲一行当即被安排在共产国际招待所——柳克斯旅馆，同与会代表享受同样的生活待遇，并让他们以东方民族代表的身份轮流列席大会。这次大会上，列宁被选为名誉主席，并作了“关于俄共（布）的策略”的报告。
会后，经稍事休整，父亲于８月３日正式入校——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大”）。
“东大”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高尔基大街，登上学生宿舍五楼，正可俯瞰普希金广场，校园宽敞、优美、整洁。该校是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政治大学，学制３年，主要设有党的工作、政治教育、工会运动、经济、行政法律等系，并专为中国等东方国家学生分国别单独组班。父亲和刘少奇、罗亦农、胡士廉、肖劲光、廖化平、卜世奇、任岳、彭述之、谢文锦、华林等成为中国班第一批学员。
为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一进中国班，每个人即获得一俄文名字，父亲叫Брнский（布林斯基）。这个名字在大革命时期他常用来签署团中央通告。也是在此时，父亲将原名“任培国”改为后人们所熟悉的“任弼时”。
是年１０月２１日正式开学。
最初的学习很艰难，因语言不通，听课很吃力。父亲下决心利用一切闲暇时间苦读俄语，进步很快。一年以后，当担任西方革命史课堂翻译的瞿秋白奉调回国时，父亲就接替了这一工作。
1．唐家桥新屋（2）
父亲的堂叔，任凯南，曾考科举，获拔贡等功名，后以优等成绩毕业于岳麓书院。１９１１年，与几位友好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宣传民主革命。后公费留英，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士学位。回国后与好友数人，创办私立大麓中学，与私立明德、广益、周南等中学比邻。曾为湖南大学首任校长、武汉大学经济学教授、经济系主任。他专攻“经济史”和“西方经济思想史”，在经济学界曾与马寅初齐名，有“南任北马”之称。
任理卿，是只比父亲大９岁的小叔公。毕业于美国罗威尔纺织学院。后又获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硕士学位，成为我国一代知名纺织工业专家。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纺织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纺织工程学会第一届全国理事会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等职。
……
我祖父辈名裕道，名思度、扬烈，字振声。自幼读书，考秀才未中，即在族中开设蒙学“时中馆”，被亲朋视为“名师”。
１９世纪末，谭嗣同等为推动变法维新运动，培养学通中外、体用兼赅的新人才，筹办新学“时务学堂”，为湖南的教育带来时代气息，刺激了各府县的开明士绅，纷纷改革书院章程，并有计划地创办新的学堂。
１９０２年清政府亦下诏，改变学校制度，将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设中学堂，各州县均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为扩大学校教育，急需大批师资。各师范学校纷纷开设速成师范班。
祖父本就是一个较为开明的乡村教师，在这一形势下，也赶往湘阴师范速成班学习。毕业归来，正值祖宅创设求志学堂，即被礼聘，任国文教员。从此，祖父一直在家乡作民小学、族学序贤小学等校任教，安于清贫的教书生涯，终其一生。
3．走出塾塘乡（2）
父亲还有一种酷爱：读报。
早在故乡读书时，他就常请在长沙谋生的叔叔寄报回家。唐家桥邮政代办所曾为父亲接送过一份份报纸。来到湖南第一师范附小后，读报，不知方便了多少！
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教室就在师范部的紧邻，离师范部阅览室不远。只要一有空闲，父亲就钻进去大饱眼福。从书报窗口，他看到了多彩多姿的学生生活以外的国家大事。求知若渴的父亲开始“论政”了，尽管许多观点很可能是报人的观点，他并不一定很理解，甚至于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地方主义思想的影响，但对内乱外患的忧虑却跃然纸上。《近日闻见录》中他这样写道：
吾于某日课毕往阅览室阅报。见报载吴光新①以岳州、湘阴化为戒严区域，不胜骇异。吴光新阴蓄其志，欲一逞于湖南省久矣。今逢此时内乱纷纷乃乘机作乱，如政府不能先事预防之，或发生意外之变化，此则非独湘人之不幸，抑西南主义之大障碍也。继有中日银行与湖南之关系。日本在我国湖南开设银行以为吸收我国银钱之用。一省之财政完全寄托于银行，今湖南银行之纸币低落一至如是，若均为日中银行所吸收，则全省之财政完全操纵于日人之手。物价之贵贱，汇水之涨落皆可以操纵之，而他日若迫我兑现，则尤为国存亡之一端也。可悲也哉！
１９１６年，是父亲少年时代经历的一个多事之年。客观地说，也是父亲迅速成长的一年。
这年暑假一到，父亲便兴致勃勃地返回故乡。整理好一学期未曾住过的居室，临窗放置一个小书案，把所学过的课本、书籍一一码放整齐。本欲“每日同妹温习片时外，或击球或踢毽或奉父母之命至附近游观”，过一个轻轻松松的假期。不料，却经历了一次被汤芗铭败兵洗劫的灾难。
这年元旦，在中国近代史的政治舞台上，演出了一场复辟丑剧。窃取了辛亥革命成果的袁世凯，登基做了“洪宪”皇帝。但“好景”不长，８３天后下台，并于６月６日在众叛亲离和国人唾骂声中死去。不久，袁世凯任命的湖南都督汤芗铭听说程潜率湘军大败北军，驻省湘军又将联合桂军进攻督军公署，大为惶恐。７月４日晚仓皇逃跑。所率败兵沿途到处抢掠，唐家桥亦未幸免。
一日清晨，父亲听到隐约炮声，以为是乡间神庙活动所为，后才知是汤芗铭率兵北逃。第二天，败兵行至唐家桥，幸亏祖父携全家躲向颖珠山，家人未遭殃。然而当疲惫不堪的一家人返回新屋时，见到的是满目狼藉，衣物、器具抛撒在地……
１２岁的父亲第一次见到家遭败兵洗劫后凌乱不堪的样子，很受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