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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节假比唐代更多，据宋神宗元丰五年祠部重定休假节日，全年共七十六天，除大体沿袭唐制，将民间传统岁时节令纳入国定假日外，又增加了天庆、光天、降圣、天祺、天贶等道教节日，并将当朝皇帝与皇太后的生日都定为“圣节”。但是宋代的节假又有“朝假”与“休务”的区分，朝假就是皇帝不坐殿，官员不必起早赴殿朝参，可以睡个懒觉，免去了站班礼节，但仍得去各自所属的机关办公；休务则连上班亦免去。此外，所有官员均得享受每月三天的公休，其日期同唐代相同，也是放在每旬的最后一天。王安石以第四名进士及第时，仁宗皇帝命前十名进士去枢密使晏殊的办公厅致敬，因为都来自江西临川，晏殊单留下王安石叙乡谊，又曰“休沐日相邀一饭”（《默记》），因知虽官居至尊，也不能在工作时间内设饭局。宋代的休沐日亦有值班制度。神宗元丰时，李端愿“每休沐，必置酒高会”，专请侍从馆阁的学士们赴宴，已成惯例。某一天该翰林学士孙洙值班，也循例来饮，正喝得起兴，侍从提醒他再不回机关就要锁门了，正好“李饬侍妾取罗巾求长短句”，他即援笔匆匆书道：“城头尚有三通鼓，何须抵死催人去。上马苦匆匆，琵琶曲未终。回头肠断处，却更廉纤雨。漫道玉为堂，玉堂今夜长。”所谓玉堂，即翰林院的代称。俟其匆匆告别后，在座者即有人指出，最后两句“非佳语”。结果第二天便传来了孙学士昨晚病倒玉堂的消息。等下一个旬休来到时，他已经是古人了（《南游纪旧》）。这一阙《菩萨蛮》似乎便成了旬休当值日最好别赴饭局的典故。
元代是蒙古族皇帝坐朝，但节假安排基本遵循汉族的传统习俗。世祖至元元年（1264）有个关于官员休假日的文件：“若遇天寿（皇帝生日）、冬至，各给假二日；元正、寒食，各三日；七月十五日、十月一日、立春、重午、立秋、重九、每旬，各给假一日。”（《通制条格》卷二）计算起来，比唐宋时“缩水”许多，而且还规定凡旬休日不许杀生，那就意味着即便置酒高会，也只好办素斋了。他如元正、冬正、天寿、立春等节，照例都有集体活动要参加，所以元代官员实际能自由支配的休假时间，要比唐宋时少了许多。
不过与明代比较，元代的制度又可称不错了。明制的三大国定节假就是元旦、元宵和冬至，给假天数三至五日不等，后来元宵的假期得延长到十日，但又规定凡与外官进京接受考察的时间相冲突，则吏部、都察院和吏科等相关的部门都不放假，也没有补休（《万历野获编》卷一）。同时皇帝还有以各种理由取消节假的特权，如孝宗弘治三年（1490），灾荒频仍，京师地震，迄年关将近时，皇帝接连下诏，要求“群臣修省”，即思过反省，又宣布“罢明年上元灯火”；迄来年春节，又“以修省罢上元节假”（《明史·孝宗本纪》）。此外，《明史·选举志》载庶吉士五日一休，但没有史料表明其他官员也能享受五日或十日一次的公休。据《明会要》载，宣宗时曾仿照宋元旧制，在每年岁首时许百官旬休，而三大节即元正、元宵和冬至都在年末岁首，旬休与节假的复合势不可免，意义不大，何况又仅限于“岁首”。清制与明代相似，也是偏重这三个节日，在休假上索性连缀一体。每年腊月“十九日或二十日各署封印。至次年正月，亦于此二日开印”，差不多就是自冬至起到闹过元宵了。但是“此一月中，并非不办公事，预用空白印片若干份备用”（《道咸以来朝野杂记》），因知亦非天天休务。我读作者身居衙幕的《坦园日记》（清杨恩寿著）时，特别留心了一下，凡清明、端午、中秋、重阳等汉地民俗比较重视的传统节日，皆无官衙休务的明确记载，甚至照样批告期呈词，但腊月廿日“封篆”则与京师百司保持一致。此外亦无旬休或半月一休的记录。另据《明史·选举志》称，国子监的学生“朔望给假”，即每月初一和十五放假。《万历野获编》记载，明宪宗时，周洪谟任国子监祭酒（大学校长），因“酷恶鸮声，募监生能捕者与之假”，这就是善于捕鸟之同学的外快了。
像周校长这种在给假上随心所欲的事例，在汉魏时的官署中也不罕见。西汉时的宫禁“三署”一度实行过谁出办公经费谁就可享受外快休假的办法，因贫寒而出不起钱的小公务员，“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至岁余不得沐”（《汉书·杨恽传》），就是因病告假，还得用例定的五日一沐抵偿，甚至有终年无缘享受公休的。三国魏曹芳时，刘类任弘农太守，属下有“吏二百余人，不与休假，专使为不急”（《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注引《魏略》）。碰到这种“促狭”的领导，下级只好自认倒霉。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百僚同休说节假（3）
业余进修，干活挣钱，游戏市里，吃喝赌博……休假的方式，也是各人精神风貌的一种写照
历代官员在节假公休期间的活动安排，也颇能看出一些时代风气的变化。西汉时冬至放假，说明当时还保留着先秦时以冬至为岁首的习俗。《轩渠录》记北宋时刘颁任职馆阁，“节日，同舍有从者以书简盛门状遍散于人家”，就是有同事命侍从捧个名片盒子，以散发名片的办法给朋友同僚贺节，可见节假中相互拜年贺节的风气形成已久，已经到了不胜烦扰，因而用分送贺卡代替的地步。“贡父（即刘颁）知之，乃呼所遣人坐别室，以酒炙犒之，因取书筒视之。凡与有一面之旧者，尽易己之门状。其人既饮食，再三致谢。遍走巷陌，实为贡父投刺，而主人之刺不达”。这个会玩幽默的先生以一顿酒食省下了请人分送贺卡的快递费。又清明扫墓并非古礼，约自唐初趋向流行，到玄宗时“编入礼典”，为提供官员扫墓方便，“寒食通清明（给假）四日”，大历十三年敕改五日，贞元中更增为七日，此为唐人重扫墓的标志。两宋因之，假期也是七天，还有《清明上河图》可资当时风俗佐证。但《能改斋漫录》记“章郇公（章得象）作正字（秘书省职称）日，寒食与丁晋公博。……明年寒食复博”。年年寒食节假均用来赌博，约见假期太多，官员的重视度亦不及唐代了。想想也是，唐代任官还是门阀与科举并行的双轨制，许多人出自京兆望族，祖墓就在京畿或长安周遭；宋代官员净是科举出身或其子弟荫袭，祖墓多在原籍，若无里程给假，七天是没法扫墓的，只好用作娱乐。所以元代的寒食假缩为三天，明清则干脆取消。
再以汉魏与唐宋的休沐相比。《后汉书·宋均传》：宋均任郎官，“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好比今日在职进修，利用星期天去老师那里听课，结业后履历上的“学历”一项更加光鲜。《太平御览》卷二六四引《英雄记》：“尚子平为县功曹，休归，自入山担薪，卖以饮食。”这是因为家境贫寒，只好利用休沐时间砍柴卖钱，贴补生活。《后汉书·蔡伦传》：“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躬持实践，最终造出了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的“蔡侯纸”。又《后汉书·种拂传》称，种拂任宛令，“时南阳郡吏好因休沐游戏市里，为百姓所患。＇种＇拂出逢之，必下车公谒，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前引《汉书·杨恽传》述郎官因出钱得多休，行文间也以“豪富郎日出游戏”为鄙事。因知当时的吏风以休息天干正经事为尚，或学习或劳动，或搞科技实验，才够得上垂青史册。唐宋就不同了，像卢照邻“归休乘暇日，馌稼返秋场”（《山邻休日田家》）这种观照田景野趣的，就算是雅兴了，更普遍的是声色管弦，尽兴游宴，所谓“无轻一日醉，用犒九日勤”（白居易《郡斋旬假命宴》）。其实乐天先生还算是勤政的干部，抓紧旬休放松一下，无可厚非。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各显神通说收费（1）
三署郎官无钱赞助单位的办公经费，便不能享受公休，由此引出“机关收入”和行政收费的话题
西汉宣帝地节四年（前66）秋天，著名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以检举大司马霍禹谋反有功，被提拔为宿卫皇宫的三支侍从队的队长（中郎将）之一。
皇帝的侍从统称郎官，虽然级别很低，但因为经常随侍君主，容易取得宠信而出任较高的官职（张骞、李广、司马相如等都是从郎官起家的），所以小小的郎官被视为仕途发达的捷径。许多有钱人通过向政府大批捐输军粮的办法，为子弟谋取郎官的职务。
杨恽到任未久，就发现了问题：按制度，所有的郎官平素均须在“三署”即五官、左曹和右曹三个办公机构值勤待命，并依五天一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