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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当今皇上小老婆的祖母，双重身份，所以得享受太医院的优质服务。宋代，太医局除沿袭为京师官吏、三学（太学、律学、武学）师生治病的传统外，驻京各部队官兵统统划入其服务范围。其实中国自春秋以来，军队里都有医疗组织，假如在京军人去太医院看病，多半是部队医院未能治愈，向更高一级的医院求助了。
以上是京朝官吏享受公费医疗的情况。地方官吏吃药看病，也是沾惠于这个医在王官的体制。仍以唐宋为例，凡州府（宋时又加上“军”一级行政设置）一级，都设有地方一级的医学院，其领导和教师，既是执掌地方医药行政的医官，又是传教医学生的导师，一般多为太医署毕业的学生。地方官吏及地方官办学校的师生患病，就请他们治疗。《宋史·方技传》里有一个实例：并州人冯文智，医道世家出身，宋太宗时去汴京申请，通过考试成为太医局学生，毕业后转过两次文职官阶，其实本人一直在太医局供职，“逾年转医官”，外放到并代地区主持地方医政和医学教育。当时的府州知州折御卿，是宋太宗用来抵御契丹的干城。此人一直有病，被他治愈。折御卿为表示感谢，上表举荐他的医术，结果冯被调回太医局，历转殿中省尚药局、翰林医官院等机构，成为专为皇室服务的御医。可是折御卿再发病时，地方医官都未能治愈，适契丹来攻，折力疾从战，竟卒于军中。
这是一个太医局学生熬出医官资格以及步步升迁的经历，似也能说明当时太医院的医疗水平，一般而言要高于地方医学院，起码它分科很细，有益于培养出一批专科人才。《唐国史补》里，有一个实例：太医院的医官王彦伯医术精湛，求诊者众，甚至其不当值的时间，也常有人跑到他家里去请脉求方，而且往往误造其邻居给事中郑云逵家，弄得郑给事不胜其扰。这也说明京朝官看病，相对来说比地方官看病方便。此外，当时还常有来自西域、天竺的医生在太医院从事医学交流等活动，这也给京朝官吏提供了使用国外医术和药物的机会。刘禹锡写过一首《赠眼医婆罗门僧》：“三秋伤望眼，终日哭途穷；两目今先暗，中年似老翁。看朱渐成碧，羞日不禁风。师有金蓖术，如何为发蒙。”看来他曾患有白内障或眼底动脉硬化症之类，经过正在京师行医的古印度医僧采用“金蓖术”治疗，颇有效果。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公费医疗说看病（2）
“医在王宫”的体制自上而下，《金瓶梅》里就有县署医院和医官的描写
其实地方医官中，也不乏杰出人才。如南宋建康府医官陈自明、元代南丰州医官危亦林、赵州医官王好古等，都是中国医学史上的名人。地方政府的主官，照例都带有中央职衔，也可视情况需要，请求太医来地方上给自己看病。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七七记，北宋韩琦知并州时，曾以患病而又不便离职为由，点名要太医局的齐士明来并州。翰林医官院说齐士明正在为皇上诊脉，不便离开。宋仁宗得知后，立命内侍“押”齐士明前往并州。有时皇帝在获知地方官患病时，还会主动传旨派太医出诊。如宋真宗时，邓州观察使钱若水患病，“遣中使领太医往视”（同前书卷五四）。
县一级没有医学院校，但也有县署机关医院。比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五记载的北宋制度，县一级的官医配置，是每一万户一至五人，遇缺即补。他们必须是太医院或地方医学院的毕业生，除了从事医疗活动外，还负责收采药物、指导防疫、验发行医和开设药房的执照、处理医疗事故等一切相关事务。这种体制一直维持到清代。吴趼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八六回，就有一个例子：某道台的儿子褚迭三仗父亲权势，擅自行医，把人家的一个小孩子医坏了。双方闹到上海县医官那里，“评论他的医方，指出他药不对症的凭据”，可见县署医官也须是内行，但专业水平一般又不如州府医官。
上述这种县署医院兼医药行政管理的机构，一般多设在州县衙署的大门旁边，或者干脆就是县衙大墙的“破墙开店”，一方面承担县署官吏的公费医疗活动并受理医药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也为民众看病，乃至出诊，当然这就要收钱了。明代海瑞在任淳安知县时，写过一篇《兴革条例》，在“医官常例”名目下，有“医生四名”的记载。当时淳安县的壮丁名额约四千人，推算全县的户数，至多不会超过五千户。四五千户的小县就有四个官医编制，比起宋代，应该说有所进步。
《金瓶梅》里，就有一个县级医官的写照：且说生药铺老板西门庆行贿买官，当上清河县掌刑副千户以后，马上就享受起了公费医疗。妻妾儿女生病，都请县署医官任后溪出诊。第七十五回中，吴月娘怄气生病，西门庆正在衙门里审案子，午后回家得知，忙叫琴童“快骑马往门外请任老爹……”等到后晌，琴童回报：“任老爹在府里上班，未回来。他家知道咱这里请，说明日任老爹绝早就来了。”果然，第二天一早，任医官就骑马来了，还直打招呼：“昨日……学生该值，至晚才到家，见尊刺（名片），今日不俟驾而来。”一位清河县机关医院的主治大夫，要“在府里上班”，有时还要“该值”，就是值夜班，“至晚才到家”。照理说，看病应在任医官“该值”的时间，径去“医学”即医院挂号，可吴月娘是有身份的“官员家属”，不便抛头露面，而西门庆又要在妻妾面前摆派头，让仆役拿着名片去请他出诊。任医官自称“学生”，是曾在太医院或地方医学院学习的口吻。待诊脉看相，开出“安胎理气和中养荣蠲痛之剂”后，西门庆还派琴童跟着他去取药。照说西门庆家是开药房的，有的是药，所以这个情节挺能折射副千户公私分明的认识：现成的公费医疗为何不吃？但是我们又可以看到，任医官仅对付西门庆一家，内、妇、儿科样样都看，却没见他治愈过哪一个人的病。
国家包干官吏的医疗之外，一定品秩以上的官员，还可经常获得以皇帝名义赐给的各种时令保健防疫药物。许多古人文集中，都有《谢赐药表》一类文章，颇似现在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定期发放防护药品。唯当时讲究感恩戴德，所以领到药品后，照例要履行一道上表感谢的手续。在各级地方政府中，这也是一项经常性的工作。如《唐六典》卷三十记：“凡诸州每年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皆预合伤寒、时气、疟、痢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
官员家属享受公费医疗的条件限定，这方面的史料我尚未看见。《全唐文》里有一篇韩翃谢皇帝赐药的表状，提到“并赐臣母中国太夫人口脂一合、面脂一合”云云，大约只有那些有“诰命”的家属，才是制度明确可以享受公费医疗的对象。但实际操作中并非如此，如前引《红楼梦》里，连还在襁褓中的巧姐儿也由太医看病，并服用他送来的丸药。至于西门庆的妻妾儿子，更不可能有什么“诰命”。这奥妙，也就像现代公费医疗制度在实行中存在的问题一样。而王太医、任医官之类，慷公家之慨，自己则能落得收受财礼的实惠。
衙门式的管理程序和运作机制，客观上抑制了公办医疗水平的提高，难怪李时珍要辞职下海
以笔者有限的见闻，古代的机关考勤与医事制度关系不大，不比现在的病假申请，都要指定的公费医疗就诊医院出具病假证明。但碰到一些重要关口，比如有的官员年纪大了，逢考满铨叙时，理论上讲应对其健康状况作出判断；又比如有的官员投机取巧，嫌眼下的职务不好，或有过犯即将暴露，便请求病退，以后再找机会复仕。作为应对措施，也要有医学角度的专业评判，等等。逢这种情况，照例要有医官参与“体量”。为防止地方上的医官通情作弊，通常都是中央医疗机构派专家主持会诊或体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八里，就有一段代理翰林医官使（正七品主任医官）姚可久“赴陕西体量藩部公事”的记录。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三部分公费医疗说看病（3）
前面讲过，支撑起公费医疗的整个体制就是医在王官，这就决定了医疗组织也是政府机能之一的性质，原本是科学技术性特强的专业行为，不可避免地染上浓郁的衙门色彩。以宋代为例，中央一级的各医药机构，分管领导一概都是外行，少数是低品京官，大多以宦官充任，名目如“提举太医局”、“提举翰林医官院”、“勾当御药院”等。业务上一窍不通，但所有行政人事财务庶杂权力，都握在他们手里，甚至在进行纯业务活动时，也是如此。据《宋会要辑稿·职官》卷三六记，凡医官为皇族勋贵治病，一概都有这些“提举”们委派的宦官在旁边监督，理由是恐怕医师乘看病机会搞小动作。实际操作中的监督范围，又不只是皇族勋贵。比如前面说到钱若水、韩琦等人请太医看病，原文是“遣中使领太医往视”、“命内侍窦昭押士明往视”。钱若水是官仅五品的观察使，韩琦是官仅六品的知州，给五品六品的地方官员看病，都要由太监“领”去“押”送，京朝高级官员求诊时的状况，可想而知。所以在看似得益公费医疗的士大夫圈子里，有一句流行语，叫“宣医丧命，勅葬破家”。后半句是说皇帝助办丧事，这里从略；前半句的意思是：假如是太医院掮起皇恩浩荡的招牌给你诊脉处方，你的病多半是没治了（《孔氏谈苑》）。
举个实例：北宋哲宗时，已经退下来的老宰相韩绛生病了，太医院医生出诊，当然少不了宦官“陪同”。皇帝听汇报，听说韩老食欲不振，便说自己正在服用的金液丹可以开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