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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建封奏荐中央授职。唯此人“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旧唐书》卷一六〇），说白了就是还不会“做官”，所以中央根据张建封的荐词，给他的起步台阶是从九品的四门博士，即国子监的教员。这样一条曲线绕走过来，比起同榜登第而又较早通过铨试的进士，“工龄”要少了一大截。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岗位培训说见习（2）
其实，唐代的试职见习制度也曾历经反复。事实上，除少数名声很响的进士、明经一类自有人争相聘请去各部门试职外，多数被吏部铨试刷下来的登第者都要靠找门路才能寻到理想的“见习单位”。没门路的，或是嫌路途太远、条件艰苦的，还有去了后和上司、同僚的关系处理不好的，甚至是拉不下面子辗转求人，那就只能像韩愈那样在长安困顿经年屡试通关了。为此，科举登第者最终没能入仕的情况也非绝无仅有，《唐摭言》里有一节《及第后隐居》，专讲这些登第后便从公众视线中消失的人物。据《朝野佥载》述，武则天称帝后，搜罗这些“遗才”，其中竟有“下村教童蒙”的，听起来像进士下乡支教当志愿者。虽说这也是一种社会实践，正好借此体验民生疾苦，不过当时的人没有这个觉悟，故武则天的矫正之道是“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后来舆论又指责未经见习便给官做的改革太偏激，于是再调整为科举及第后未能选试授官者，“皆是及第便从诸侯府奏试官”（《唐会要》卷七六），就是由中央指派往各道府试职。到唐宣宗时，这个办法更改进为及第后三年便算见习期满，即可由地方长官奏请授职。这样一来，“学而优则仕”乃成直通车，不必再走先下农村锻炼或困顿在家“复读”的曲线了。隐藏在这些反反复复背后的深层原因，一是当官必先试职的传统使然，二也多少反映出士族势力对平民通过科举入仕侵占其既得利益的不满和裁抑。
宋代的进士由国家包干分配工作，一律面向基层，极少数留在中央的精英分子，也要先经过挂职下放的锻炼
唐末农民起义和接下来的军阀混战，几乎将士族势力扫荡殆尽，重新统一天下的赵宋王朝甫开张就以文官治国为基本国策，很快便形成以科举出身为官僚阶层主体的局面。促成这个局面的最重要的制度改革是：一经科举登第，马上授予告身，发给公服，不过“宰相必起于州部”（《韩非子·显学》）的老传统仍得维护，就是沿袭唐代的做法，全部送到地方上去历练，唯少数发榜时名列前茅的优异者特许在中央机关挂名。如宋仁宗时，殿试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得授将作监（礼器制造局）、大理寺等机关的虚职，但皆以通判差遣，就是到地方政府做幕职，有点像挂职下放。第四、第五名分授校书郎和奉礼郎，皆以签书诸州判官厅事差遣，性质同状元等人一样，也是挂职下基层。这些人因为有京官职衔，一到岗位就有签发文书的权力。其余的，第二甲授初等职官，第三甲授试衔知县，第四甲授试衔簿尉，第五甲授判司簿尉，都是在基层试职，在补上实职之前，皆无签发文书的权力。王安石于庆历二年（1042）进士登第，殿试发榜是第一甲第四名，本职是中央机关的校书郎，实际分配的工作是签书淮海判官。“签书”两字表示他有职有权，这是靠名列一甲争来的，其他如“试衔”诸官，讲白点就是唐代的“试官”，区别仅在于见习期间就有了正式的官员身份，可以穿戴成套行头了。
然而你也不能小看这点区别：古代的官场传统，大抵是进场不易出场更难，一旦进入正式编制，只要大错不犯，哪怕尸位素餐当个庸官，也能凭年资铨叙晋阶加工资（俸料），哪一样待遇都少不了他，所以这种制度改革的消极一面，便是导致了宋史上著名的“冗官”现象，即官员队伍膨胀，行政开支暴涨。相反，宋朝对胥吏即机关一般办事文员的考试上岗、见习授职等有关制度的制定，倒是比前代更加细密。如，无论京师百司还是地方官署新招吏员，都有严格的报名条件，初步删汰后再举行考试，考试内容除书算等基本功外，还要“问律及疏，所对合格，复口诵之，以防怀挟传授之弊”（《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若系报考中书门下后省谏院等中央机关的吏职，更于书算法令之外，加试《书》、《诗》、《易》等儒家经典。给一篇经书让你校对纠讹，再给一篇让你诵读，“精熟而无脱错即不及十字为合格”。《水浒传》里的宋江自述“自幼曾攻经史”，看来并非虚语。通过考试后，一律从“习学公事”即从见习生干起，通称“实习吏”，等业务精熟后，如本机关的吏职编制已满，也只能算“额外吏”。只有等到补上缺额成为“正额吏”，才算正式端住了吃公家饭的碗。若是“习学”三年仍不合格，请你走路，不像科举出身者一朝试官便是只进不出了。
通过宋代官制和吏制的两相对照，可以设想吏员中相当一部分人不但公务老练，而且兼备才学，但是囿于当时已经形成的官尊吏卑的等级观念，尽管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要比许多凭科举入仕的官员强出许多，但政治待遇、个人前途和合法收入远远不能与后者相比。这种有失公平的现象长期郁积的后果，便是自唐宋以降，“吏道”愈来愈坏——不少人把才能用在蒙骗玩弄上司，暗中把持权柄，乃至敲诈勒索、贪污索贿上，老百姓印象中“污吏”比“贪官”更坏更多，其中就有这个缘故。《梦溪笔谈》里记有一事：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时，号称“明察”。有个人犯法，按律当受脊杖，便去贿赂值堂书吏。书吏受赃后，教唆他届时应该如何表现，我自会怎样配合，包你不吃板子，结果真是犯人从轻发落。作者沈括感叹，老包自以为“抑吏势，不知已为［吏］所卖矣”。包拯在宋代官僚中算是出名的能员，尚且被吏胥操纵而不自觉，遑论其他入仕不久的知识分子，或虽能“做官”却不会“做事”的平庸之辈？分类汇编南宋官府文书的《名公书判清明集》里，收有一篇上司怒斥知县们的警告：“全是吏人世界，知县所知何事？”大抵便是彼时官员的行政能力普遍不及吏职的写照。
朱元璋为解决文化水平与实际能力脱节的矛盾，曾罢废考试选官的传统，最后才想出个进士“观政”的办法
创建明朝的朱元璋来自民间，对于这种“任你官清似水，怎敌吏猾如油”的积弊太熟悉了，所以他重开科举时，特别关照要在各省乡试中加入考试骑、射、书、算、律的内容，以此提高科举入仕者处理实务的能力。但搞了一段时间后便发现理论与实践依然脱节，“观其文词，若可有为，及试用之，能以所学措诸行事者甚寡”（《弇山堂别集》卷八一），失望之下竟下诏停办科举。其后，这位一心想把吏治搞好的开国君主尝试过各种选官办法，但实践证明都取代不了科举选才的总体优势，结果科考停办十年后又恢复。不过，这一次又有改革，就是取消宋代马上给登第者授官的惯例，除殿试名列前茅的少数人送往翰林院作为高级官员后备人才进修外，其余都分到中央各部院“观政”，就是到现场观看国家机器如何运转的过程，期限是三个月。“观政期满［而］未能授官者，曰某部办事进士”（《万历野获编》卷九），就是做见习人员。《明会典》卷五记：“凡进士选除，洪武年间定，第一甲第一名除翰林院修撰，第二名第三名除编修，其余分送各衙门内办事，内外以次兼除”，即根据编制缺额情况陆续授职。因知朱元璋想出来的这个培训上岗的办法，已被沿袭成为一个制度。
《趣说古代官场生态》 第一部分岗位培训说见习（3）
观政或办事进士是见习官员，不是正式官员，享有一定品级的正俸，也有节假，但不享受正式官员的其他各种政治和经济待遇。见习期间，“俱要习学刑名，谙晓吏事，每月俱听堂上官考试两次，候取选之日分别勤惰，开送吏部参酌使用”（《嘉靖新例》），就是说，见习时的考察成绩和长官评语，都是日后正式授官时的参考材料。“习学刑名”要背书，“谙晓吏事”须在实践中见效果，所以进士们由“观政”转入“办事”阶段后，都由领导分派一些具体工作，假如该机关正逢事务繁剧，而见习人员又比较能干，则“政事与正官一体施行”，唯“于公文并不署押”。照朱元璋的解释，这是“恐现任官不才，有累进士，所以事虽办而字不押，倘有事务差迟，罪归现任，特意优容进士”（《大诰》第六八），听起来像是保护见习者的优惠政策，其实同唐宋时的“试官”一样，光叫你做事，不给权力。
然而逢到国有大政开会讨论时，观政或办事进士的发言权与现任官相等，最有名的事例是明世宗即位之初的“大礼仪”，新科进士张璁“时在部观政”，但上疏发表意见敢与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众多大臣相抗，以此赢得皇帝赏识，观政期满便授南京刑部主事，后来提拔至首辅。还有明孝宗时的李文祥和孙磐两进士，都是在观政期间便上疏痛斥宦官专权，要求整顿朝纲，这在当时的环境是在冒个人前途的风险，所以《明史》在他们的传记后给予赞语，“甫释褐观政，未列庶位”，就敢“抵触权倖，指斥乘舆”，“抑尤人所难能者矣”（《明史》卷一八九）。
不过，由于进士“观政”或“办事”都以中央部院为见习单位，并非下基层历练，因而就总体情况看，能学到的多半还是怎样“做官”，而非“做事”。《万历野获编》卷十六中，有一段描述，道是新科进士们在各部院观政，专学见上司、见堂属、见同寅、见前后辈的不同礼仪，以及“轮日会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