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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逻辑，但却是一种‘伦理的现实’。这个网络才子，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而爱国正是一个高层次的情感；‘爱人’却是一个较低层次的情感，因为后者更具体、更实在，不免要去爱那些低于他的评价标准的人们——这是难事。一个谁都不爱的人，竟然误以为自己是爱国的，这当然不易证明，却也不易证否；而‘爱人’则比爱国更容易得到事实的检验。所以他的网名——‘无情’——倒更准确，事实证明他也的确如此。”其实，这是从希特勒到斯大林到波尔布特这些独裁者们共同的思路，至死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伟大爱国者。幸亏这个网络天才没有成为政治家。他死也没有忏悔。法院开庭审理此案时，被害人的父母捧着儿子的遗像走上法庭。面对遗像上死者的眼睛，他一脸漠然。无论是问讯还是庭审笔录上，他没有对死者及其家属说过一句道歉的话。有一套坚硬无比的伦理支撑着他，忏悔和道歉何谈容易？在我看来，此人就是网络时代某一部分“新青年”们的突出代表，只是他心灵中的恶在某一时刻突然迸发出来了，而大多数人勉强把这种恶压抑在内心深处。
在好莱坞电影中，经常出现玩某种“杀人游戏”结果却“弄假成真”的故事，凯文·科斯特纳主演的《八毫米》就是这样一部检验人精神韧性的影片。影片中那个面对摄影机杀人的雇佣凶手和在电视机前观看杀人场景的富豪在本质上是同一类人，正如在现实生活中实施了杀人行动的电脑天才和更多不知名的、在网络上以“杀人”为乐的家伙也是同一类人。而要消除杀人的欲望、终结无边的戾气，惟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药就是爱心，就是耶稣、甘地、马丁·路德·金、特蕾莎修女和昂山素季们为我们指出的道路。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中国离现代化还有多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最近按照国际通行的计算方法测出：中国离现代化只需十三年。专家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居世界第六十六位，比一九九三年上升了七位。从主要指标看，中国有四项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三项超过了现代化标准。其中成人识字率百分之八十三，超过了标准百分之八十和世界平均百分之七十一的水平。报告认为，二十年间中国现代化指数平均年增长百分之一点六，按此速度预测，还需要十三年的时间就可以跨入现代化的门槛。“专家”的话是权威的，尤其是在中国这个迷信专家的国度里。因为专家这样说了，所以我们就兴高采烈地宣告：我们已经是“准现代化”的国家了。十三年的时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然而，我心里依然疑惑：我们真的离现代化这么近吗？
某些统计数据向来是当不得真的，因为那是专家们设计出来给某几个领导人看的——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由于最高决策者的失误，造成乡村中发生大规模的饥荒，活活饿死了几千万老百姓，而官方的各种报表和报道上，依然是一派形势大好、莺歌燕舞的景象。我不知道那时专家们使用的数据都是怎么得来的。今天社科院的统计数据与之相比也有异曲同工之妙。比如成人识字率百分之八十三，在我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就在我的故乡、四川成都边上的一个小县城，农民当中文盲的数量都接近半数之多。这里还是经济富裕、文化发达的“天府之国”，更不用说广大的贫困落后地区了。这些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来的假数据，居然被学者们当作确凿的论据来使用，可见这些“居庙堂之高”的学者们是多么地不了解中国的现状。他们要么就是太愚昧，要么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用“学术”来向领导献媚。我猜想，这些宣布中国还有十三年就能够实现现代化的学者们大概一辈子都呆在首都方圆十里之内。因此，我只想对这些专家说一句话；与其在书斋里空想，不如到乡村去走一走、看一看。
退一万步说，即使以上的数据都是真实的，但仅仅靠几组数据就能够说明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吗？“现代化”是物质的，它更是精神的。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是让国家的公民都能够过上民主的、自由的、幸福的、有尊严的、享有充分人权的生活。
农民来到城市以后，无论在市民的眼里还是在政府执法部门的眼里，他们都是“次等公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数千万的“流动人口”为了追求美好生活离开他们的户籍所在地，来到城市打工挣钱，他们一般被统称为“外来人口”，以区别于本地居民。湖北大学人口学教授杨云彦说：“我认为‘外来人口’这个称呼是不科学的，但大家都在用，我也得用，不过我都加上一个引号。”人们还发明了“打工仔”、“外来妹”这些称呼。
一位新浪网友在文章中描写了一名怀着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来到广州、却被莫名的力量吓死的外来妹的悲惨命运——
某日，她跟所有辛勤的劳动者一样，下班回来冲了凉，进入了甜蜜的梦乡。
“嘭、嘭、嘭……”好梦刚开始，朦胧中听到一阵霸道的擂门或踢门发出的巨响，接着传来吆喝：“开门！开门！查房了。”
接着又是“嘭嘭嘭”的声音，此起彼伏，刺破陌生的夜空。
一阵惊悸。除了在初中课本中读到过杜诗“有吏夜捉人”的描绘，她还是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
相信大多数人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所谓查房，主要是检查房客是不是良民，有无暂住证，有无违法犯罪行为。请问本地人，没有证据，谁敢无缘无故半夜敲门查你的房吗？你被查过房吗？一般没有。外来人口才是怀疑对象。
新刑法实施后，我国法律程序中的有罪推定原则，改成了无罪推定原则。这是一次尊重人权的根本性的改革。可是“外来人口”却还在被“有罪推定”。他们总是怀疑对象，有义务自己证明自己的无辜。
初来时，也曾听说过是要查房的，但她初来，还来不及办暂住证，再说，为找工作，带来的钱早花光了，工资还没到手，凑不齐办暂住证的几百块钱。可是，没办证，是要被抓去罚款的。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她担心的是，他们是真查还是假查？姐妹们曾叮嘱过要小心，不久前一个姐妹被冒充查房的强奸了。
“嘭嘭嘭”，敲门声一阵紧比一阵，显然是不耐烦了。想逃，想躲起来，可是她又后怕起来，她听说，前不久，一个没办暂住证的外来工翻墙逃跑，被查房的治安员开枪打死了。
在异地他乡，半夜三更，倍感无助，她的肌肉一阵紧缩，她的心脏起了痉挛。她捂着心口，晕了过去，再也没有醒来，她的脸上写满惊恐。
一朵鲜花就这样枯萎了。
她跟所有女孩子一样向往着美好生活，可她却被半夜里擂门的声音吓死了。
当然，她的遭遇，并不是所有外来工的遭遇，可她的遭遇不是偶然的，在半夜查房中死亡的，她不是第一个，她也将不是最后一个。
我想追问社科院的那几位学者：对于这名被活活吓死的女孩来说，现代化还有多远呢？他们无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他们所研究的“现代化”根本就与这类“外来人口”无关。
我在《中国青年报》上读到张传玖写的一篇题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对户籍制度的世纪心问》的文章，文章写道：“一件事发生在‘五一’前。我所在的这个城市似乎对外来人有什么仇恨，必欲除之而后快，非要清理不可。其时正在一建筑工地打工的表兄自然属被清理之列，也被清理回家了。后来他在电话里跟我说，那几天很忙很累，每天吃完晚饭就睡觉了。四月十一日晚十点左右，朦胧中被警察的一阵呵斥声惊醒。他们很快明白是怎么回事，慌忙掏出了身份证、暂住证、健康证等必办的证件，但警察看也不看就扔在了地上（有的还被撕了），无论怎么解释、怎么哀求，都毫无例外地被送到远郊的县里关了起来。后几经交涉，让每人家里寄三百元不许问的什么费才让回家。当然还不能自由地回家，而是被‘遣送原籍’：一站交一站，一路被看守着运回原籍。一路上，几个打工仔劳顿得不成人形，快到家时他们抱头痛哭：想不明白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而遭此厄运！有人甚至发誓，再也不到这个城市来了！表兄因为舍不得几个月的工资，‘五一’的风头过后，又来到了这个城市。他问我是否认识公安局的什么人——他担心‘十一’又被清理。”
在某些大城市中，“民工”的地位就如同印度的贱民和种族隔离时代南非的黑人一样。在某些人眼里，农民不仅不是“公民”，甚至也不是“人”。节日只是少数权贵的节日，对于大多数民工来说却是噩梦。他们从事着最为艰苦的劳动，却没有因为劳动而获得基本的尊严。在这块土地上，表面上没有种族的分野，但在一些建筑工地上和在一些私人煤窑中，民工无依无靠、忍饥挨饿、恐惧而孤独。现代文明之于他们，似乎触手可及，其实却远在天边。对此，张传玖高声呼吁说：“如果说七十年代末开始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第一次大解放，那么我们有理由相信，消除不公正的户籍制度必将是意义更加深远的我国农村生产力的第二次大解放！没有理由再让计划经济条件下那套僵死的户籍制度成为跨世纪的制度了，中国人早就应该真正平等起来——平等地分享本就属于全体国民的发展机会和全民所创造的财富，自由地在自己的国土上流动和迁徙。如此，民族幸甚！国家幸甚！！”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不得不在自己的祖国“暂住”，那么这个国家还有什么资格号称“现代”和“文明”呢？如果一个国家的公民随时面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