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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在伊梅尔达这个前模特穿着数千美元一双的时尚皮鞋的时候，菲律宾却有数百万老百姓在饥寒交迫中哀号。军警的皮靴践踏着他们的头颅，官吏们像吸血鬼一样附着在他们的身上。他们的赤脚奔走在泥水和石块之间，他们哪里能够奢望欣赏到总统夫人脚上的鞋有多“美”呢？第一夫人知不知道，她脚上随便穿的一双鞋子，就可以供几百个菲律宾穷人生活一年有余？她的所谓的“美丽”，正是建立在人民苦难生活的基础上。她还有什么资格到处炫耀这种“美丽”呢？《圣经》中说：“一个义人所有的虽少，却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诗篇》三十七章十六节）恶人的不义之财是不可能持久的。
十几年过去了，马科斯已经客死异乡，伊梅尔达在度过漫长的流亡生涯之后，终于回到祖国。归国以后，她依旧十分活跃，频频露面于政商各界。她没有忏悔、没有反省、没有歉意，又施施然地回来大言不惭地“重新参政”了。她在老脸上重新抹上厚厚的脂粉，恬不知耻地登场亮相。伊梅尔达左右开弓，拿出了两个颇有诱惑力的武器来：一个是民粹主义，一个是女权主义，再加上她以金钱作后盾，让许多健忘的民众重新成为她的崇拜者。这是伊梅尔达的胜利，也是菲律宾人民的悲哀。
伊梅尔达回国后畅谈爱国主义，宣扬民粹主义思潮，正如她在鞋类博物馆上的讲话，大肆谈论“菲律宾文化”，迷惑了不少的人。然而，香港《亚洲周刊》总编辑邱立本先生在《似曾相识蝶归来》一文中精辟地指出：“善于造势的铁蝴蝶大洒金钱，营造极尽梦幻之能事的豪华场面，让选民载歌载舞，沉迷在那片刻的喜悦，忘却现实中的痛苦和不公平。这是伊梅尔达式的民粹主义，用钞票来燃烧的梦境像集体的催眠，让老百姓喝完一杯又一杯的魔幻佳酿。他们不愿意再想起她的三千双鞋子，也不愿意再想起谁杀了阿基诺。即使是那三千双鞋子，也被转化为民粹的诉求。她强调这些鞋子大多是菲国制造，是爱国厂商送给她的礼物。她要穿出这一双又一双的菲律宾的骄傲，踏上国家成功的轨迹。”所以，伊梅尔达又坦然地出席鞋类博物馆的开馆仪式了，当地的一些老百姓却把她的光临当作振兴地方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对这个昔日的独裁帮凶顶礼膜拜。难怪邱立本先生感叹地说：“这就是伊梅尔达的修辞政治。在菲律宾奇特的政治文化中，铁蝴蝶并没有在政治风雨中锈蚀。她飞进民粹万岁的国度，也要飞进那些迷茫民众的心坎里。似曾相识蝶归来，伊梅尔达永远是菲律宾政治迷宫中的女王。”
说起“女王”，伊梅尔达也很会打女权主义的牌，以吸引占全国人口接近半数的女性的支持。她认为，作为一名女性政治领袖，她因为参与政治而受到那些持男性中心主义观点的人的妖魔化。她说她最欣赏的人是宋美龄和江青：“人们只会批评蒋夫人的奢华，哪曾留意到她的成就？其实她是中国人民的好领袖。毛夫人江青也是一样，人们不应该让她百般受辱致死，这不仅是出于对毛主席的不尊敬，更是和那种强烈的重男思想有关。”看，这只铁蝴蝶要来干涉中国内政了，要来教育中国人民该树立怎样的爱憎观念了，要挺身而出拯救她的“江青姐姐”了。无耻到了这样的程度，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刚刚又将一个腐败分子埃斯特拉达赶下台的菲律宾人民，一定要警惕伊梅尔达这样的无耻者兼无畏者。
第二卷·与天空接近网络上下的“杀人”
当一个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在高科技公司工作的白领人士告诉你，他或者她热衷于“杀人游戏”的时候，你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这是一种流行于大都市的高级写字楼里的、据说“高智商”的人才会玩的游戏。
这种游戏是远在美国硅谷的华人发明的：一群人坐在一起，通过抽牌秘密产生出少数“坏人”和多数“好人”，“坏人”的任务是在“好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尽量隐瞒自己，杀掉“好人”，直至把“好人”都杀完；“好人”的任务是尽快找出这些杀手，维护正义的力量。全部过程在一个法官（主持人）的引导下井然有序地进行。当国内互联网业热起来的时候，“海龟”（海外归国留学生）们也将这个游戏带了回国。先是传遍了网络公司和计算机企业，然后是媒体和演艺圈，现在则有征服所有写字楼的趋势。
紧接着，一个名叫“网上杀人坛”的网站也隆重开通了。版主堂而皇之地介绍说：“这是网络上新开辟的杀人场所，开坛者就是主持人，杀手有密谋区。进入情境之后，你将发现，在网络上杀人比在现实中杀人更神秘，更艰难，通常过程也更长，一玩几天是常有的事。”
我想，也只有中国人才有发明这类游戏的天赋，洋人看了之后一定会叹为观止。这大概又能为中国人增添一项吉尼斯世界之最了。然而，我却对“杀人游戏”发明者和热衷者的心态感到不可思议：他们为什么如此喜好“杀人”呢？（尽管是“虚拟”的“杀人”，却也折射出他们实际的想法来）他们的内心深处为什么有着如此强烈的杀气？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分明感受到了一种古龙武侠小说中说写到的“杀气”，它让我透体生凉、浑身战栗。我们是读着《三国演义》和《水浒传》长大的，这些“古典名著”中描绘最多的就是阴谋和杀戮。弱者的生命随意地就被强者所剥夺了——谁让你是弱者呢？多疑的曹操杀死了磨刀杀猪准备款待他们的一家老小，性急的李逵砍下了无数看热闹的老百姓的人头，讲述这些故事的文豪们并没有表达丝毫的谴责和厌恶，反而给予肯定与赞赏。这是一个灾民社会里的铁的生存法则。
我们的血液里孕育着粗暴、狂野、凶残的种子。学者赵园将其概括为“戾气”，她认为明代中后期的政局为这种残酷的“戾气”所笼罩。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有明一代，以剥皮始，亦以剥皮终。其实，每当王朝末年，这种“戾气”便成为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气质特征。我们是“文明古国”吗？我们如何解释作为民族英雄的袁崇焕的遭遇？他被愚昧的皇帝凌迟处死不足为奇，而被他所深爱的老百姓所瓜分生吃才让人痛心疾首。我们是“现代公民”吗？我们如何洞悉南京投毒案的罪犯的心路历程？而在其被捕之后，网络上出现了要将其“千刀万剐”、“活煮油炸”、“株连十族”的叫嚣，难道仅仅是出于善良人的“义愤”吗？
今天，即使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甚至留学海外的“精英”们，也并没有摆脱传统的暴虐文化打在他们心灵上的烙印。他们虽然满口流利的英文，但他们并没有让阳光照亮心灵那阴暗的角落；他们虽然在某些科技含量很高的行业里工作，但他们的精神依然呈现为荒芜和冷酷的特质。他们的智商可能极高，情商却可能极低；他们在科学研究上可能是超前的，在情感上却可能比猴子还要迟钝。这一巨大的落差，导致了某些“青年才俊”在精神和心理上都处于不健全的、甚至扭曲的状态。他们在“杀人”游戏中体验到了“至高的快乐”——可悲的是，这是他们的生活中仅有的快乐。而我想追问的是：我们为什么要选择玩“杀人”的游戏，而不去实施“爱人”的行动呢？
中国人很早就信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法家就提出过类似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雏形思想。所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一下子就成了“进化论”的信仰者。我们的童年很少接触到安徒生和格林写的美丽童话，很少体验到那些优美的文字背后的爱、同情和怜悯。我们用警惕的目光打量着身边的人们，仿佛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敌人”。长此以往，我们对杀戮和鲜血逐渐麻木了，我们失去了对生命最基本的珍惜和尊重，我们因为自己的“坚强”而感到骄傲。报纸上经常出现一些与生命的消逝有关的惨痛消息：某某矿井坍塌了，数十名矿工丧生；某某歌舞厅起火了，数百人葬身火海；某某大楼倒塌了、数十个工人死亡；某某船只沉没了，数百人被大海吞噬……然而，对于这些消息，没有多少人会留意、会惊诧、会愤怒、会悲哀。我们轻轻地就翻过了那页报纸。
就在我发出这样的追问的同时，在报纸上看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一个曾经担任外企高级程序员的年轻人，为了抢劫数千元而入室杀害了一个无辜的生命。这个网名叫“无情”的著名“黑客”，曾经参加中美撞机事件之后“红客入侵美国”的“战役”。他在监狱中居然大言不惭地写道：“我和所有青年一样，有一颗不容置疑的爱国之心，深深爱着我伟大的祖国。”他似乎认为，他参加过“远征美国”的“光荣战斗”，即便是杀了人，因为有过辉煌的“爱国经历”，就应当享受某种“特殊待遇”——至少不应当被作为普通的刑事犯。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凶残的杀人犯，我无法理解他爱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祖国”——在我看来，祖国从来就不是一个抽象的、空洞的概念，祖国是由具体的土地和人民组成的。一个人难道可以一边声称自己爱国，一边残忍地杀害自己的同胞？一个以邻为壑的人怎么可能是真正的爱国者呢？评论家马少华分析说：“一个在网上‘爱国’的人，在网下却不能爱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这似乎不符合一般伦理的逻辑，但却是一种‘伦理的现实’。这个网络才子，他把自己定位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而爱国正是一个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