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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党中央就提出过“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概念，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又重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课题，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具体体现。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早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就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即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之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倾向。我国现在总体上已到了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提出了新阶段解决“三农”问题的指导思想，为我国在新形势下形成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机制定下了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提出有一个新的背景，较之20世纪50年代的“新农村”，80年代的“小康社会”，无论从经济层面，还是社会发展层面上说，都站到了全新的起点上。
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过程看，新中国成立后，为迅速摆脱经济落后的局面，我国采取了重工业超前发展战略。当时，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1952年，全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50多美元，农业劳动力份额达835《Times New Roman》，农业净产值的比重为70《Times New Roman》。在这样的基础上搞工业化，农业必然成为筹集工业化资金的主渠道。据测算，1979年以前的29年，农业部门为国家工业化提供的资金约4500亿元。这种向工业倾斜的政策从全局和整体看是必要的、有效的，问题是延续时间过长，使本来就落后的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不仅如此，长期实行的城乡分割体制，还使城乡之间要素不能自由流动，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被束缚在土地上，农民实际上被排除在国家工业化进程之外。由于实行农村农业人口与城镇非农业人口两种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居民与城镇居民权利和发展机会的不平等，加剧了城乡结构的失衡。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关系逐步改善，但农业和农村在资源配置与国民收入分配中仍处于不利地位，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在发展机会、社会地位等方面仍不平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未从根本上改变，因而造成工农业发展失调和城乡发展失衡的局面没有扭转，城乡差距依然悬殊。
我国是否已到了工业反哺农业阶段？回答是肯定的。从工业化发展阶段来看，我国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农业与非农产业的产值结构大约为15∶〖KG2〗85，农业与非农产业的就业结构大约为50∶〖KG2〗50，城镇化水平为40《Times New Roman》。这四项指标表明，目前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这时采取相应措施，以工业反哺农业，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例如，日本在战前处于以农养工阶段，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还从农业部门抽取工业化资本，自60年代末开始转向保护农业。
实行工业反哺农业，不仅与我国工业化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而且是我国农业和农村发展所具有的特殊性、复杂性决定的。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农业仍然是国民经济中承受风险最大的弱质产业。我国人口60《Times New Roman》以上居住在农村，农民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农村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事业的发展水平也明显落后于城市。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农村面临的任务更为艰巨。从历史经验看，农民安居乐业对于国家的稳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只有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加强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在广大农村形成和谐安定、健康向上的良好局面，保证广大农民安居乐业，农村社会稳定才有坚实的基础，国家长治久安也才有可靠的保障。我们必须从巩固工农联盟、加强国家政权基础的高度，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高度，深刻认识工业反哺农业、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根本在于城乡统筹发展。近年来，中央对“三农”问题之关注，对“三农”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可以说，从中央制定的2004、2005年两个1号文件中，人们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已经开始实施。财政支农取得了哪些成效，应当怎样进一步为建设新农村出实招、培新土？农业部副部长范小建如是说。
国家在2000年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不断加大改革力度，实施了“两减免、三补贴”，即减免农业税（含牧业税）和农业特产税，以及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财政支农政策措施。
有一组数据实实在在：2004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达2626亿元，是1997年的3倍多。2005年，包括农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在内，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将达到3397亿元，28个省份已全面免征了农业税。与此同时，在安排财政支农资金过程中，围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运用财政资金“四两拨千金”的投入引导机制，广泛调动地方各级政府、社会各界力量以及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全面提升了财政资金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
这些钱、这些政策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呈现出了可喜的变化。有一种说法，1978年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发展遇到过两次“黄金时期”，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生产力极大的解放和发展，获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另一次就是最近几年，国家采取“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出台了以“两减免、三补贴”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优农惠农政策，推进农业、农村发展。的确，同以往比较，最近这几年各级政府格外关注和重视“三农”，是向“三农”投入最多、改革力度最大、取得效果最好的时期。
但是，农业投入不足、基础薄弱、靠天吃饭的局面并没有根本解决，很多深层次的矛盾仍然存在，要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指标，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000元的要求难度仍然很大。
据财政部资料介绍，“十五”时期特别是近3年来，我国财政收入不断跃上新台阶：2003年财政收入突破2万亿元，达到21 715亿元；2004年突破25万亿元，达到26 396亿元；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突破3万亿元。全国财政收入从1万亿元到2万亿元用了5年时间；从2万亿元到3万亿元仅用了2年时间。这表明财政收入增长的稳定性进一步增强，财政发展的步伐不断加快。
据介绍，财政支农工作进入新阶段，突出表现为五大变化：
一是支农理念有了变化。坚持“多予、少取、放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明确提出让公共财政的阳光逐步照耀农村。
二是支农力度有了变化。2005年中央财政安排用于“三农”的支出超过3000亿元，比2002年增长50《Times New Roman》以上；各地也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
三是支农方式有了变化。制定实施了“三减免、三补贴”政策，使农民直接受益的程度大幅提高。
四是支农措施有了变化。除大力支持农业科技推广、农业产业化、农村扶贫开发外，还积极探索采用投资参股、专项贴息等形式，更加有效地发挥财政农业综合开发资金的引导、示范和带动作用；运用关税政策鼓励进口国内短缺的农业生产资料等，全方位推动解决“三农”问题。
五是支农资金使用管理有了变化。对财政支农资金进行了整合试点，提高了财政支农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益。
与此同时，农村税费改革不断深化。2005年，全国牧业税和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已全部免征；中央财政为支持农村税费改革安排的转移支付资金达到664亿元，比2002年增长271《Times New Roman》，2006年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将达到780多亿元。农村税费改革基本实现了改革预期目标，开始进入农村综合改革的新阶段。
广大农民和社会各界反映，近几年财政支农措施之多、力度之大，农民受惠之实、满意程度之高，是多年来少有的。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05年12月29日下午经过表决，通过畜牧法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国家主席胡锦涛签署第四十五、四十六号主席令，分别公布了畜牧法、关于废止农业税条例的决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六次会议于1958年6月3日通过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
这意味着9亿中国农民从2006年第一天开始，依法彻底告别延续了两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标志着这个古